神经科学家说，我们的意识状态比真正的时间慢了大约半秒，也就是大脑接收到信号、传递信号以及得到某件事已经完成的信息之间造成的延迟。从我们决定弹指头到听见或看见这个动作，其中的间隔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长。
我们的大脑需要组织并建构出一个流畅的故事，于是造成了延迟。即使是在当下，我们也总是落在时间之后，而且永远都别想追得上。
该怎么办？除了末日钟和时区这种让人头痛的把戏，是否还有更哲学一点的方法可以应对时间？伍迪·艾伦不见得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伟人，但他确实经常像个伟人一样挺身而出并处理这些问题。人生苦短而忧患苦多，问君夫复何言？答案可能是去多看几部马克斯兄弟的电影，就如同伍迪·艾伦在自导自演的《汉娜姐妹》（Hannah and Her Sisters）中所做的那样：
他想自杀，尝试对自己开枪却又搞砸了，随后他在茫然恍惚中晃进了一家电影院，那里正在放映马克斯兄弟主演的《鸭羹》（Duck Soup）。片中的马克斯兄弟玩弄着侍卫的头盔，仿佛是在演奏钟琴。对他来说，这个世界似乎渐渐恢复了意义：何不趁着还有能力的时候及时行乐？
伍迪·艾伦的其他半自传角色中，有一个是《安妮·霍尔》（Annie Hall）中的艾维·辛格，他在许久以前就宣告了人生“充斥着寂寞和悲楚，折磨和不幸，而且一切又结束得太快”。
几年后，伍迪·艾伦在一次采访中重申了他的哲学，并且有了另一种解决方法：
我真的感到人生愁苦交加，是一场噩梦般毫无意义的经历。你能自得其乐的唯一方法，是瞎掰一些谎言来欺骗自己。我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也不是能把它说得最清楚明白的人。尼采这样说过，弗洛伊德这样说过：人人都要有自己的幻觉才能活得下去。
否则，想想看在生命中我们所在乎的一切事物，它们很快都会被删除、清空，那太不可思议了，至少让人活不下去。我们穷尽毕生之力只为求得温饱，能爱其所爱、得所应得，能为所当为、将功补过，能热心助人、增进对宇宙和人生的领悟，能生活得轻松惬意。如果自以为是艺术家，那我们就是在尝试着创造真与美。我们在短如朝露的一生中想尽办法要做这一切，然而不过百年，无论是英雄豪杰还是凡夫俗子都会被浪花淘尽，届时自有另一批新人出现，再次做相同的事。时间，且不提地质学家所说的“深层时间”(111)，而是随着我们此刻所拥有的时间而不断前来的一切时间，只会依然故我地继续往前滚动。
生命中的种种自由，最突出的想象总是与时间静止不动的画面密不可分。换言之，那正是脱离时钟的专横而获得自由的画面。广告商已经找到了一幅极致幸福的图像，再也没有比它更有力的了：一段海岸线，渺无人烟，唯有一片沙滩。在文学中，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曾这样定义这个符号：巴黎的漫游者带着乌龟散步，并且用乌龟的速度在灯光闪烁的黄昏里闲晃。(112)
宇宙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在1994年出版的《暗淡蓝点：探寻人类的太空家园》（Pale Blue Dot）一书的前几页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得慷慨激昂、头头是道。1990年2月，宇宙飞船旅行者1号（Voyager1）将要飞出太阳系，应萨根的要求，在近60亿千米外的地方拍了一张地球的照片——这张照片的名字和他的书名一样，也是《暗淡蓝点》（Pale Blue Dot）。一如所料，地球在照片中看起来并没有多显眼。但是，这么真实的微不足道，映衬在如烟火般奔放的华丽光芒之下，具有笔墨难以形容的谦逊——那么微小的颗粒，如果是在镜头上，一定会被当作灰尘而忽视掉。
让我们再看一眼这个小圆点，那是我们这里，那是我们的家，那是我们。在它上面，你爱的每一个人、你认识的每一个人、你听说过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曾经存在过的人，都在上面过了一生。我们所有的喜悦和痛苦，数以千计的宗教、意识形态和经济学说，人类有史以来的每一位猎人和觅食者、每一位英雄和懦夫、每一位文明的创造者和毁灭者、每一位君王和佃农、每一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每一位父亲和母亲、每一位充满希望的子女、每一位发明家和探险家、每一位道德教师、每一位腐败的政客、每一颗闪亮的“超级巨星”、每一位“崇高的领袖”、每一位圣人和罪人，都住在这里——这一粒悬浮在一束日光下的微尘上……
我们的扭捏作态、自我想象出来的不可一世、以为在宇宙中具有了不起地位的幻觉，就在这苍白亮光里的细点里全都受到了质疑……想见识人类的自负有多么愚不可及，还有什么证明能比这张照片更有力呢？在遥远的宇宙下，我们的世界何其渺小。
每一颗超级巨星确实都很渺小。那么，萨根把我们的世界缩得这么渺小，又把我们的愚蠢暴露无遗，他想表达的是什么？他想表达请互相善待。
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倒是另有看法，认为我们正身处人类时间的起点。如果不自我毁灭，那么我们生活在这里的目的就是要让后来的人也能生活在这里。我们在能力可及之处留下信息、证据和进步，我们是旋转的宇宙中微小的粒子，但我们也是“好奇的原子”，而仅此一点便足以赋予我们存在的目的。即使终究还是一事无成，我们也只会为这一切放声大笑。
那个短短的横线，也就是墓碑上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中间的那一个横线，是我们对抗宇宙级的微不足道的凭借，这也是为什么本书所关心的都是实际的事务，以及我们对时间最稍纵即逝的想法成为短暂的焦点的那个关键时刻。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兰迪·纽曼（RandyNewman）最为人所知的是他为《玩具总动员》系列电影所制作的插曲。人们喜欢他，也是因为他关于美国成年人生活的寓言既蕴含悲伤又富有智慧。2011年，在世界顶级钢琴制造商施坦威的伦敦表演厅，他曾在一群受邀的观众面前进行过一次小型表演。纽曼如是开场：
今天我要演奏的歌曲是《失去你》（Losing You），我大部分的歌曲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除非那是工作，有人付钱给我，让我为电影或者什么对象创作音乐。现在的这首歌与我弟弟有关。他是一位医生，肿瘤科医生，专门医治癌症。在执业早期，他有过一位23岁的病人，那个孩子是个足球运动员，他患了脑瘤，而且很快就过世了。一位明星运动员，就这样走了。那个孩子的父母告诉我弟弟：“40年前我们在波兰的灭绝营失去了家人。后来，我们恢复过来了，我们终于恢复过来了。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从这种痛苦中恢复过来了。”从某种方面来说，这是个伟大的想法。
这是个伟大的想法，而且是能引起共鸣的想法。我们关心精确的几点几分、火车时刻、滴滴答答的手表。然而，当我们退后一步，在更广大的视野下思考时，或许才会了解我们关心过头了。我们不必是爱因斯坦，只要是失去过挚爱的人或者经历过严重疾病的蹂躏，便已足够了解所有时间都是相对的。人生太短却充斥着痛苦和不幸，我们耗尽心力想要知道如何活下来或者延长寿命，因为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所拥有的只有生命。
但是，在这里还有别的信息。我们从未见过那位年轻的足球运动员或他的家人，我们也不一定欣赏兰迪·纽曼或他的歌，然而我们都了解时间的流逝含有多重层次的复杂性。纽曼在他的介绍和歌曲中将这种复杂性扎根到故事里，因为说故事是让我们认识时间流逝最好的方法。故事也是理解时间最好的方式，而且我们一直都在利用故事。艾伦和弗洛伊德的蓄意“幻觉”也是故事，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消遣，让我们分心，远离生命的必死性这样的现实。我们会被大英博物馆的人造物品吸引，会被慢食和卡蒂埃-布列松的照片吸引，原因就在这里；这也是为什么披头士的《请取悦我》和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依然令人着迷：因为在他们的人性之中，都蕴含着我们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