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9年，白金汉府，即如今的白金汉宫，曾被慎重考虑作为大英博物馆的第一处馆址，只不过这里的价格高达3万英镑，而布卢姆斯伯里的替代选择只需10250英镑，于是这一提议遭到否决，大英博物馆在蒙塔古大楼成立了。蒙塔古大楼是一座17世纪的别墅，位于大罗素街，大英博物馆就在此处屹立至今。我们已经看到，大英博物馆一开始的展览比伦敦古董市场波托贝洛集市的秩序高明不了多少，参观者对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无法有一个透彻的了解，更别说对人类的心灵或者冒险精神的发展有什么想法了。
然而，1860年的一份馆藏目录显示，在第一个百年里，大英博物馆不止馆藏扩充了，视野也扩大了——它对馆藏的陈列既有了目的也有了秩序，不再只是量的累积。其中有些目的体现在不公不义的掠夺行为中，表现了大英帝国的肆虐——一方面坐收战利品，另一方面又在闲暇时四处盗窃。但是，它具备了方向明确的年表可供大众学习，已成为有导向的历史，而不再是一整柜的好奇心。这份馆藏目录也暗示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必将应运而生：它在大英博物馆成立30年后被分出，而它早期的展览室里不仅有古埃及的罗瑟塔石碑和埃尔金大理石雕塑，还有黄蜂的蜂巢、蜗牛壳、麋鹿化石、禽龙化石、火烈鸟标本、孔雀标本等物品。
大英博物馆是遵循达尔文式的学说，从自然选择逐渐走向经验主义的民族志。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生物学家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Wallace）的著作于19世纪50年代晚期出版，当时，虽然古希腊对美的理念以及其他更崇高的观念仍守旧地萦绕不去，但大英博物馆的新展览室已经和明晰又令人振奋的生物学踩着相同的步伐前进了，当然，大英博物馆经常显得不知不觉。19世纪中叶，大英博物馆兴起了现代参观者最渴望的一件事，那就是叙事。(105)
在大英博物馆内，对时间秩序的安排是策展人不可避免的工作，尤其是对策展人奥古斯塔斯·W．弗兰克斯（AugustusWollaston Franks）来说。1851年，弗兰克斯被分派到古物部，在瓷器、玻璃等领域建立了新的部门，很快就提高了自己的声誉，成为顶尖的古文物研究学者。他本身也是一位收藏家，或许这是一种无可救药的遗传性痛苦，但他倒是乐在其中。在收藏方面的经验让他能在许多重要的古物被拍卖行分解之前先下手为强。他对自己事业的投入之深，可以从一次事件中看出：他曾经自己掏5000英镑为博物馆买下了一盏华丽的皇家金杯。几年后，博物馆承认了这次意外的成功，也还了他这笔钱。
弗兰克斯最杰出的成就是他和收藏家亨利·克里斯蒂（HenryChristy）之间的友谊，大英博物馆从克里斯蒂那里获得了2万多件收藏品。克里斯蒂的财富来自银行业和工业，他的兴趣却在人类学、古生物学和人类演化上。19世纪50年代早期，他曾进行过两次特别的旅行，分别是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和丹麦哥本哈根的博物馆。这两次旅行揭示了一件既显而易见又令人震惊不已的事实，那就是揭示了一种新的方法，能将孤立的物品聚集在一起展示，来讲述人类文化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发展的故事。
大英博物馆非常感谢弗兰克斯和克里斯蒂的贡献，并将一楼某间展览室的一角专门用来纪念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博物馆也因为他们而受惠良多。大英博物馆里有一面信息广告牌指出，在弗兰克斯的指导下，克里斯蒂的收藏品不仅经过了系统性的整理和分类，还是以充满原创性的方式整理的：“这些物品来自世界各地遥远的文化，与来自其他比较熟悉的文明的物品放在一起。”狭隘的年代表只是一种死记硬背式的学习，而真正的知识其实来自联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