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且不论这一切，只要有个简单的毁灭符号，就足以得知我们如何看待和畏惧末日钟。没有那个符号，任何事物都起不了作用，我们所有的通信与导航系统都依赖它，所有金融交易以及几乎所有的动机也都依赖它。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在洞穴里静候旭日又东升。
我们个人的末日情景比世界末日的情景近得多，而且这就是我们注定的命运：
我们生活在时间的威吓与嘲弄之中，注定要受到时间的掌控，甚至总是担心永远都不可能赶上时间的脚步，或者更糟——赶上了，却是以牺牲其他事物为代价的。
我们总是在做出牺牲和妥协，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家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工作，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做我们认为越来越重要的事。
我们知道这毫无意义，也不喜欢自己现在生活的样子。我们渴望准时，但厌恶最后期限。我们总是在除夕夜精确地倒计时，以为这样就能一举抹杀随后到来的时间。我们总是为“优先登机”买单，却要在飞机上等候其他人。我们习惯了有时间进行思考，可现在的实时通信却几乎不容我们有反应的时间。有一片海滩，有亘古不变的潮汐，有一卷好书在手，这就是天堂。然而，电子邮件来了！可以使用ApplePay，何必还要用信用卡？今天下单，明天即可出货。一个晚上花两个小时的时间，你就能在迷人的环境下进行15次快速约会。用“时间管理”去搜索，你会在0.47秒内得到大约38300 000项结果。
iTime这个令人窒息的时间观念已经取代了工厂的时钟。至此，我们已不再可能独立于科技之外体验时间了。有一个词是用来形容在时间面前那种绝望的心情的，即狂乱的静止（freneticstandstill）。我第一次读到这个词是在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所著的《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Beschleunigung: Die Ver?nderung de Zeitstrukturen in der Moderne）一书中。罗萨认为，我们可能正处于一种灾难式的停滞时期，而这是由快速扩张的科技和认为自己永远都无法达到渴望的目标的普遍感受相互冲撞所造成的。我们越想要“超前”，一切就会越变得毫无可能。为了使生活更顺畅、更有秩序，我们下载的软件和应用程序越来越多，而我们也越来越受不了，越来越想放声尖叫。那位埃及钓鱼者说得对，令人惊讶的是，爱尔兰摇滚乐队UZ的主唱博诺（Bono）说得也对，那就是我们都在“奔跑着静止不动”。
乐观一点看，还有一种狂乱的静止是比较温和的，对我们来说也不算新鲜。用大众媒体的话来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就一直“住在仓鼠轮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则是“住在跑步机上”。我们还可以回溯得更远一点。1920年2月，爱因斯坦写信给他的同事路德维希·霍夫（LudwigHopf），说他注意到自己多么“可怕地被淹没在各种询问、邀约和请求之中，以致夜里梦见自己身在地狱并承受着烈火焚烧的酷刑。邮差就是折磨我的恶魔，他不断地呵斥我，把一捆新信件猛砸在我头上，因为那些旧的我都还没有回复呢”。
再往回一点。歌德在写给作曲家卡尔·F．策尔特（Carl FriedrichZelter）的信中说：“如今万事万物都姓‘超’，年轻人……被卷入时间的漩涡，举世所赞赏的财富和速度，也是人人汲汲营营追求的对象。各式各样的通信设施都是文明世界为了超越自身而锁定的目标。”那是1825年。
令人遗憾的是，并非所有新的加速都是温和且无害的。罗萨的书以“最坏的情境”作为结尾，他称之为“肆无忌惮地向前冲进深渊”，也就是因时间而死。它的成因是我们无力在移动和惯性矛盾之间保持平衡，“这种深渊将体现为生态系统的瓦解或者现代社会秩序的彻底崩溃”。此外，也可能会有“核灾难或气候灾难，伴随着极速扩散的新疾病，或者有新的政治体制的崩溃和无法控制的暴力行为；关于后者，我们可以期望的是，被加速和成长过程排除在外的大众能站稳脚跟抵抗加速社会”。
时间的瓦解，也就是我们所创造出来的黑洞，将会在何时开始？能否由我们自己来安排？追求现代性和进步是否会导致虚无的失控在几个月、几年或者几千万年内发生？不幸的是，这些情境并没有明确的日程表。同样不幸的是，我们可能已经被卷入了它的大漩涡之中。时间似乎已经在环境方面下了结论，而我们也已经走到了长篇小说的尾声和历史的终点，所有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运动，即便不是以“后-后-”（post-post-）开头的，至少也是以“后-”（post-）开头的。讽刺的是，现代主义和反讽正是两个最彻底的“后-后-”字头的现象。加速本身已经掀起了愤世嫉俗的瘟疫。
哈特穆特·罗萨的书由乔纳森·特雷霍-马泰斯（JonathanTrejo-Mathys）译成英文。特雷霍-马泰斯是一位社会与政治哲学家，于2014年因癌症而去世，享年35岁。他撰写了一篇长文作为那本书的序言。在文中，他检视了最近的一次意外事故，其中时间不再是被动或温和的，而是显然具备了人类浮华贪婪和居心不良等的特质。
第一次是由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起的。正如我们所知，那次金融危机是由过度扩张和监管不足导致的。然而，复苏也很迅速，到2009年，人们又能交易并赚钱了，而且金额大得夸张。这是因为有了高频交易(109)这种赚钱更快的新方法。
本杰明·富兰克林“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从来没有如此切题过。2010年5月6日下午2点40分左右，外部世界的人开始了解高频交易，而当时，上万亿美元瞬间被蒸发了。在7分钟的金融自由落体运动之后，这期间道琼斯指数下跌了700点，交易所紧急启动了一项安全机制以防产生更大的恐慌。这场“闪电崩盘”几乎是在刚开始时就结束了，而且在一个小时内市场重新赚回的钱就已经弥补了大部分损失。但是，4个月之后再次发生了类似的崩盘。这一次，进步能源（ProgressEnergy）这家公共事业公司（公司历史有107年，客户约有310万人，员工有11 000人）的股价在几秒钟之内就下跌了90%。这一次，是某位交易人所说的“任性的按键动作”触发了算法混乱。在这两次事件中，损失和获利的原因都是一样的：玻璃纤维光缆的速度快到几乎无法计算。
计算机能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处理价值几十亿美金的交易，这本来被认为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但突然间，它就变得不奇妙了。前前后后最诡异的一件事是，就连最有经验的交易员也无法对究竟发生了什么给出可信或至少公开的解释，或者告诉人们如何避免这类事件再度发生，因为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纽约时报》曾报道过，认为2010年5月的崩盘是因为“堪萨斯州一家共同基金对一笔交易的时间掌握不当”，然而，5年后，在靠近伦敦希思罗机场的郊区，浮现出了一个更加出人意料的嫌疑人。
2015年4月，36岁的纳温德·辛格·萨劳（NavinderSingh Sarao）在伦敦蒙恩斯洛区被捕，罪名是欺诈，即以欺诈的目的购买商品然后取消订单，数量过大且速度过快，以致算法陷入了紊乱。针对随后几个月的市场所进行的深入分析指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可是，一个男人不过是利用在街上就能买到的计算机，住在父母亲的房子里，穿着睡衣，近乎虚构地进行交易，就能使西方世界脆弱的经济体系受到冲击，这样的事实已经足够让我们担心自己或许并没有完全掌控一切了。另外，监管部门花了5年的时间才意识到自己逮到了元凶，而这个事实也暗示我们已无力跟上真实世界的加速度了。就在不久前，金融机构所认为的最糟糕事的还是内幕交易。如今看来，这可真是够落伍的。在我写这本书时，萨劳正面临着22项指控，但尚未接受审判。
在《快闪小子》（FlashBoys）一书中，华尔街前交易员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针对高频交易世界的不当行为做出了引人入胜的解释。书中提到了好几个有关时间的新观念，尤其是微量时间的超前或延迟就意味着一飞冲天的获利与自杀式损失之间的差别。新交易环境另一项奇特且让人忧心的改变，是它完全不需要人类监督（进而可能加以监管）任何交易。以前进行交易的时候，那些穿着西装的男人总是要对着电话大吼大叫，并且不停地挥舞手臂。而现在，交易只不过是屏幕上毫秒之间的闪烁而已。
根据刘易斯的描述，真正成功的交易员是能在不受公共监督的“黑暗水池”和科技的表象之下找到方法操纵市场。“人人都在说，更快就是一切，我们必须更快。”刘易斯的一位顾客这样对他说，然后透露出真正的技巧其实是让某些交易变慢。高频交易员，即便是诚实的高频交易员，往往也不会为了更大的利益而专注于高尚的道德。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有一项道德是为整个社会而存在的。
为何我们应该在乎交易市场发生了什么？难道不应该把它们留给投资说明书和电影吗？我们应该在乎，是因为它攸关大萧条和经济的衰退，而且是在弹指之间发生的。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已经能通过1千米以上的光纤，每秒传送超过100Petabits（千万亿位）以上的资讯了。1 Petabit是1 000 Terabits（兆位），1 Terabit则是1 000 Gigabits（亿位）。总之，这个速度可以让你每秒下载5万部时长两小时的高清画质的电影，够你连续看11.4年。当然，这是日本在控制下的最佳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速度，那些亲切却又让人失望的本地网络服务供应商还无法提供这样的速度。这种经济的正面意义是可以让少数人的财富激增，它的负面意义则是会带来全世界的金融末日，而当那发生时，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所有崩盘看起来就只像是在沙发底下掉了一个铜板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