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很久以前，会在午夜时分发生的恐怖事件是你的马车变成一颗大南瓜。而现在，我们顶多会把这类事当作丢脸罢了，不会觉得太糟糕。如今，会在午夜时分发生的最可怕的事，无非世界末日。
1947年6月，《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发现它因为自己的成功而成了受害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年里，它关于由谁负责控制原子能的核心辩论成为所有政策制定者的必读资料。《原子科学家公报》是在爱因斯坦的支持下发行的，当时，爱因斯坦是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EmergencyCommittee of Atomic Scientists）的主席，公报的编委会中还有曾经在战争期间参与制造核武器和从事其他原子研究的人。正如其中一名成员所说的：“我们一定不能放弃希望。科学家制造原子弹，是为了保障全世界的安全。”
但是，核毁灭并非编委会所面临的唯一的困境，封面该放什么内容的问题同样让人头痛。1945年12月，《原子科学家公报》在芝加哥首次发行时只有简单的6页，而18个月后，它已扩编成36页的杂志，包括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所写的文章，还有测量物质放射性设备的广告。
1947年6月那期第一次采用了专业设计师设计的封面，改变了只有文字的习惯。关于封面上应该放什么图片，曾有过一番讨论。有人建议放一个超大的字母U，因为它是铀元素的化学符号。但是，物理学家亚历山大·朗斯多夫（AlexanderLangsdorf）的妻子、艺术家马蒂尔·朗斯多夫（Martyl Langsdorf）想到了一个更具说服力的做法。于是，从此以后，每一期的封面都会以一座巨大的时钟为背景，巨大到人们只能看到四分之一的钟面：黑色的时针指向午夜，白色的分针则占据钟面左边的主要区域。这是一个不祥且持久的图像，也是一个适合所有时刻的图像，尤其是当第一次出现时，它显示离毁灭只有7分钟了。它确实是一个强有力的符号，一切尽在不言中——当两根指针相会，将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而那一期的文章讨论的正是如何避免这种事发生。
谁设定了那个时钟？他们又是如何决定时间的？这是一次主观、武断且具有美感的决策。马蒂尔·朗斯多夫选择11点53分，是因为“它看起来很顺眼”(108)。然而，当苏联于1949年第一次试验原子弹之后，主持编务工作的编辑尤金·拉比诺维茨（EugeneRabinowitch）就将时间改成了11点57分。
拉比诺维茨于1973年过世，之后计时的责任转移到了《原子科学家公报》的科学与安全委员会。据《原子科学家公报》的资深顾问肯尼特·贝内迪克特（KennetteBenedict）所说，委员会每年都会开两次会，讨论世界局势。他们会广泛征求各学科同事的意见，“以及询问公报赞助人委员会的看法，而该委员会包含16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些伟大的头脑共同决定是否做出重大的调整。1953年，为了回应美苏两国在6个月内相继试验核武器，他们将时间往后移了1分钟。到了1972年，战略武器限制谈判（SALT）的进行和《反弹道导弹条约》（ABM）的签订限制了美苏两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于是时钟调到了11点48分。1998年，时间是在11点51分，这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武器试爆之后所做的调整。
贝内迪克特说：
《原子科学家公报》有点像医生在进行诊断，我们检视数据，就如同医生检视化验室的检验报告和X光片一样……我们尽可能考虑一切症状、测量值和环境，然后进行汇总和判断，最后向世人宣告：如果领导者和公民都不愿意采取行动去改变各种状况，那么将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到2016年为止，时钟已经变动过21次了。如今，全球核毁灭的威胁只是其中一项考虑因素，同样重要的还有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饥荒、干旱与海平面上升对地球的影响等。
有人谴责世界末日钟是为了满足政治目的而用来危言耸听的装置，贝内迪克特对此的回应是，时钟的分针来回移动的频率和以前一样。1991年，指针移动的距离是最大的，有17分钟，因为那年美苏之间签订了《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每个人应该如何针对末日钟采取实际行动，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难道我们应该在指针向午夜方向移动的时候视而不见，在往回移的时候才出面庆祝吗？难道这只是个宣传上的自嗨，好帮助严肃的人们可以每隔一段时间到户外散散心吗？有什么重大决策会被这个钟影响到吗？这个钟最多也只能被当成讨论生死议题的理由，否则那些议题可能会显得太有价值或太过沉重而难以应对。
贝内迪克特说，她经常被问起到哪里可以看见那个末日钟。她总是回答这些人，末日钟并不是真的钟，没有人会去为它上链，它的机芯也没有升级成石英的。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有多么容易被混淆。2016年1月，在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NationalPress Club）召开了一场记者会，目的是宣告末日钟的新时间。记者会总计一个小时，开到一半的时候确实隆重地揭开了一座真正的时钟，而且是由四位杰出的科学家和两位美国前国务卿共同揭示的。在揭开之前，《原子科学家公报》的执行总监及发行人雷切尔·布朗森（RachelBronson）宣布，时钟的最新时间将会在华盛顿特区以及斯坦福大学“同步”揭示，然后由几位饱学之士掀开画架上一张大纸板前的蓝色布帘。随着时间临近，布朗森宣告：“请揭幕！”这时，摄影记者一拥而上，仿佛这是伦敦的杜莎夫人蜡像馆要公开的新人物。这几位揭幕人按照要求去做，而布帘下的记号显示时钟并未移动。在图画的指针下方有一行字：“现在时间是11点57分。”相机的快门声随之响起，弥漫了整个会议室。那些人手里拿着布帘，尽量不露出一丝笑意。
无论它是真钟还是假钟，无论它是走还是停，难道还有哪一个有关末日的隐喻比它更有力吗？末日钟附带了有关灾难的一切陈词滥调，比如“计时开始”的观念、威胁着要惊醒甜梦的闹钟铃声，即使它的目的只是以实体的形式进行营销和抢新闻版面，也已经足够了。实际上，一无所有之处，才是我们若有所见之处。2016年1月26日，《原子科学家公报》在记者会上宣告，我们当下的梦游状态与完全灭绝之间的时间差已经连煮熟一颗鸡蛋都不够了。如今，这个时钟在Twitter上传得沸沸扬扬，而这恰恰就是现代的末日论：你只剩下三分钟的时间可以活，而且你至少会将其中一部分时间用在Twitter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