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验研究中，实验者若能对被试施加一定的控制，则实验结果会更具效力。否则会有太多复杂的因素掺杂进来污染了实验。”
这句话是心理学“科学实验主义”的基本信条，在冯特、霍尔、斯金纳、华生等心理学家的影响下，心理学的科学化、体系化有了长足的发展，心理学也从哲学当中脱离出来，成为一门可实证考究的显学。
然而，恰恰是这句话，暴露了心理学研究体系的固有偏见，其症结在于，这句话中用了一个略显偏激的词汇“污染”！
如果用“干扰”、“影响”等中性词来描述还说得过去，但是“污染”一词明显的带有情绪性的偏见，这种偏见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实验工作者的主观心理，也会进一步影响那些求学的学子。
笔者并不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这个看似细微的细节问题，可能正好是影响心理学长远健康发展的控制性因子，因此不得不对其进行批判。
这句话出自Wayne Weiten的经典教材《心理学导论》（第9版中译版）第8页。
在第23页当中，作者举了一个“布兰科先生”的例子，来亲自论证个人的知觉是如何被一个形容词所带偏的，而作者却忘了自己不小心写下的形容词会给跟随者带来怎样的影响。
也许有人会说，“污染”这一词并没有什么不妥啊，它“形象”的影射出了心理学科研工作者吹毛求疵的严谨科研精神，也是对那些不能有效控制实验变量的“二流”实验学家的一种作战宣言。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心理学作为偏自然科学的一个子类，它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完成这门学科的使命：即有效的解释人的行为和心理。现有的所有已成型的理论，往往只偏向于某个侧面或某个重点领域，而很难从根本上阐释人的行为与认知的底层运行规律。造成这一困局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体以及人脑的高度复杂性。
面对人体这一超级复杂系统，要更好的阐释其内在性质的全貌，就应该尽可能多的考虑环境的各种变量，来统筹分析它们对人体行为和认知的综合影响。在数学、物理学、信息学、经济学，在大型工程项目、武器研发、地震研究、气候研究等等，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应用了复杂系统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能够支撑极为可观的参变量和极为繁复的系统结构，它们能够更为全面的透视所在领域相关课题的关系演绎，它们能够更为深入的剖析课题当中问题的各种表现。然而，心理学研究却并不是这样。
当实验学者对实验条件的控制要求愈严格时，实际上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者进一步反思如何在更开放环境下提炼行为与认知逻辑的可能。“污染”这一带有偏见性的词汇会无形中强化这种限制。
有人可能提出新的问题，开放环境下怎么做实证研究？
气象问题也是一个超级复杂问题，大气虽然有着极其复杂的形变，实际上只用三个基本方程就可以描述。这一研究成果暗示着，即使看起来超级复杂的系统，其本质上可能是简单的。学者对涌现、混沌理论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可能性。
还有人说，人是一个直观的对象性存在，对人体的研究既不可能像对小白鼠那样进行解剖实验，也难以建立有效的开放实验环境来探究其变化。针对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换个思路，那就是建构演绎法。Google已经基于数字建模真实的演绎了一个初始状态下不知道怎么操作物体的机械手，如何一步一步学会了将物体放置在盒子中，这个过程实际上启示了人从婴儿到幼儿的行为历练过程。而更多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的成果，也在暗示着人的认知思维的某种加工方式。
笔者的建议并不是完全做开放环境研究，而是相对于目前来说，不断的向更开放的演绎环境迈进，能够尽可能多的吸收更多的自变量，来统计考察其最具相关性的结论。
很多突破性的心理研究成果，实际上并不是基于对变量的严格控制，而是基于一个特定的基准活动平台上的主体自行演绎，然后发现了异于常识或是新的关联认知。这里没有假设、没有猜想，而是基于基准条件的系统演绎，它没有限定变量，它也没有限定方向，这种不设主观假想认知的实验，虽然失败的可能性更高，但是更有可能获得有原始价值的前沿成果。让·皮亚杰的观察，斯坦福监狱试验等都是这种成果的体现。
今天，心理学的分类已经越来越分化，各子领域之间的壁垒越来越高，就像卢·本杰明所说，不久的将来，心理学各门类之间可能会无法相互沟通。心理学要避免这种发展态势，就应该用一种更包容、更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行为与认知问题，更好的吸收其它学科的知识成果，更多的运用不同的研究体系和方法，而不是用一种预设的条条框框来死死限制住可观察的边界和范畴。
人的行为与认知既然是超级复杂的，那么研究方法所包含的尺度和维度也应该复杂化，否则根本不可能探究出人性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