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原始农业在发展中都具有一种十分奇怪的共性。农夫很少拥有大片土地。相反，每位农夫在村子的不同地方拥有几片分散的土地。（这种模式在中世纪的英格兰十分普遍，如今在第三世界国家依旧能够找到。）长久以来，历史学家一直热衷讨论个中原因，将其视为农业效率低下的根本因素。也许是继承与婚姻造成了这种现象：每经历一代人，家族土地就被细分到不同的继承者手中，因此土地面积越分越小；而婚姻却使散落各处的土地渐渐归拢到同一个家庭的名下。这种解释不怎么站得住脚，因为它假设的是非理性模式：为什么村民之间不定期交换土地，从而将自己拥有的土地归拢到一处呢？
最后，这个问题引起了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黛尔德拉·迈克洛斯基（DeirdreMcCloskey）的注意，她提出的经济学解释独具创见，十分令人钦佩。迈克洛斯基抛出的问题，不是“什么样的社会机制导致了这种非理性行为”，而是“为什么这种做法是理性的”。经过仔细的研究，她得出结论，这种行为之所以理性，是因为它为农夫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保障。农夫的土地分散在各处虽然令他蒙受了一些损失，却可以保证遇见灾难时他不至于沦落到穷途末路。这种做法甚至不是舶来的。每一位具有保险意识的现代人都这么做。
检验迈克洛斯基理论的一种方式是提出疑问，以传统保险市场的做法作为衡量标准，农夫支付的“保费”（将土地分散在各地牺牲的产量）是否匹配“购买”到的保障。以这种标准衡量，这套理论的运作畅通无误。
然而，这套解释依旧遭到了一些十分严厉的质疑：如果中世纪的农夫想买保险，为什么他们不像我们现在一样直接买保单呢？我的看法是，这就像质问他们为什么不将交易记录保存在个人电脑上。答案显而易见，那时还没有人想到可以这么做。设计一张保单所要具备的天赋无异于设计一台电脑。但是标准比我苛刻的，还是大有人在。他们坚称除非迈克洛斯基的理论对此做出解答，否则它就不够圆满。毫无疑问，他们的诉求没有错，我们的确应该尽力解答。所有理论都理应接受最大程度的检验。
类似的谜题不胜枚举。公司为什么如此看重员工着装，以至出现了如何“穿出成功”的畅销书？我怀疑，时尚与充满魅力的着装是一种技巧，而我们这些穿惯了牛仔裤和T恤的人是不会轻易明白的。懂穿衣服的人一定具有创造力，而且将时尚拿捏得十分有分寸。拥有这种分寸感需要一种敏锐且擅长探查未来趋势的眼光。许多情况下，这些特质都十分宝贵。因此，对公司而言，他们愿意雇用这样的员工是十分理性的举动。
为什么男性在医疗保险上的支出比女性少得多？答案可能是男性死于暴力的机会更高。如果你被卡车撞死的风险很高，再花钱为罹患癌症买保险就没有太大意义。因此，对男性而言，少花点钱在预防性保健上是理性的。
为什么人们总在自己喜欢的球队上下注？如果对其他球队下注，不管比赛结局如何，你都可以确保有一部分结果是好的。生活中，我们在多数时候都知道该怎么做才能保值，为什么一碰到体育比赛，我们总将所有鸡蛋装在同一个篮子里呢？是因为我们只有“犯下”昂贵的冲动，才能确保在家乡球队获胜时大举庆祝吗？
在英国，如果两个人选择住旅店的标准间，通常支付的是两个单人间的价格；在美国，这么做的花销要小得多。为什么？如果你不是经济学家，也许很容易满足于这跟传统有关的解释。但经济学家想知道，为什么这种收费方式足够理性而且能够从中获得最大利润。作为读者的您如果有什么好想法，我很愿意洗耳恭听。
在许多其他人看来极为平常的做法，却对经济学家造成了各式困惑。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会投票。2008年，1.3亿美国人参与了总统大选投票。我敢打赌，这1.3亿人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天真地以为自己那一票在胶着的选情中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人们总在引用2000年的总统大选，乔治·布什在关键的佛罗里达州以537张选票的微弱优势胜过阿尔·戈尔。[10]但即使以传统经济学的精度衡量，537张选票和1张选票的差距依旧不可同日而语。同等状况下，所谓1票之差均是以0作为参照标准的。除非你是最高法院大法官，否则你那一票绝对不可能在总统大选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人们总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然后都待在家里，那么我手中的一票就相当重要了”。这种说法本身没错，但就像把投票站想象成宇宙飞船，选民投票就如登月似的。实际上，其他人没有待在家中，成百上千万的选民都去了票站。对个体选民而言，他面临的唯一选择只是去不去投票。冒着吓到你九年级公民课老师的风险，我准备向你打包票，下次大选如果你待在家中，你的懒惰绝对不会改变最后的结果。[11]
有些人说，人们投票是出于“公民义务”。但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投票浪费了做其他事的时间——那些跟“公民义务”比起来更有效的事。你可以花15分钟参与一次毫无意义的投票，或者你可以花同样的15分钟将购物车从停车场推回超市门口。就后者而言，你身体力行地令世界更加美好了几分。
那么，人们究竟为什么要投票呢？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总相互赠送在商场购买的礼物，而不是直接给对方现金。后一种做法既不会选错尺码，也不会弄错颜色。有些人说，人们送礼物表示花了时间去购物。但送钱也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我们的确花了时间才挣到钱，不是吗？
我的朋友大卫·弗里德曼（DavidFriedman）认为，人们交换礼物恰恰出于完全相反的理由：因为想告诉对方我们根本没时间购物。如果我真的把你放在心上，就应该很清楚你的品味，为你挑选一件合适的礼物根本不是什么难事。但如果我不在意你，还要找到一件合适你的礼物就成了讨厌的负担。因为你知道我花在购物上的时间有限，但还是挑到了一些合适的礼物，这表示我真的在意你。我喜欢这种说法。
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在餐厅留下“不记名小费”。尽管我自己也这么做，但这丝毫无法减少我心中的谜团。
每当对投票、赠送礼物或者不记名小费这些做法提出疑问，我们的初衷决不是质疑它们。恰恰相反：出于职业本能，我认为人们无论怎么做，都具有这么做的充分理由。如果作为经济学家的我们无法了解其中的原因，它就成了新的亟待我们解开的谜题。
[1] 原文为拉丁语：De gustibus non disputandum est。——译者注
[2] 是一组以木偶为主角展开的滑稽风格喜剧小品，由吉姆·汉森（Jim Henson）于1955年创办，2004年被迪士尼收购，成为迪士尼旗下一个主题动漫项目。——译者注
[3] 《Q大街》（Avenue Q），2003年首演于外百老汇的Vineyard戏院，于2004年的“东尼奖”（TonyAwards，百老汇舞台剧界最高荣誉奖）中斩获“最佳音乐剧”、“最佳音乐剧编剧”和“最佳音乐剧词曲”三项大奖。——译者注
[4] 《小夜曲》（A Little Night Music）为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的作品。——译者注
[5] 以百老汇演出为例，门票的定价方式令高价票总是卖得比低价票快。一开始，我怀疑这是为了防止人们购买低价票。
[6] 罗杰·埃伯特，美国影评人，普利策奖获得者。他撰写的电影评论在美国和全球超过200家报纸发表。——译者注
[7] 利奥十三世，出生于1810年，有“第一位资产阶级教皇”之称。——译者注
[8]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成立于1933年，通过为存款提供保险、检查和监督金融机构，以及接管倒闭机构，来维持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公众信心。——译者注
[9] 目前处于萌芽阶段的“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正逐渐扮演起这样的角色。
[10]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两位总统候选人在佛罗里达州的选票十分接近，并且左右大选结果。其间，佛罗里达州进行人工重新计票，小布什暂时赢得2912 790票，戈尔暂时赢得2 912 253票，小布什以537票领先。但后来，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终止人工计票的裁决，改由机器重新计票。结果显示小布什赢得选举。——译者注
[11] 20世纪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安德烈·韦伊（André Weil）曾写道：“我已经听过不计其数的反对声（比如，我告诉人们我从不投票）：‘但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我经常回敬他们的说法是，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以至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将它纳入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