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正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
从理论上说，通货膨胀也是减少公共债务的一个选项。有些投资者担心银行通过“量化宽松”来解决债务危机的政策会引发通胀。迄今为止，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事实上，通胀水平正在下降，欧洲和美国的政治人物更担心的是通货紧缩。
不过，不能保证通胀水平长远来讲不会上升。自从废除金本位以来，民主和专制政权在爆发经济危机的时候都很容易采取印钞的做法，由此引发通胀和恶性通胀。彼得·伯恩霍尔茨在他就《货币制度与通胀》所做的研究中证明，从1800年到1914年，在货币制度建立在金本位和银本位基础上时（拿破仑战争时期除外），通胀为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包括英国和瑞士在内的一些国家重新采取金本位。
证据表明，由黄金支持的货币制度出现通胀的可能性远远低于纯纸币（“不兑现纸币”）货币。正如伯恩霍尔茨所言，在金本位制货币之后，独立的央行被证明能够最好地发挥防范通胀的作用。从历史上看，拥有独立央行——比如以前的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国家经历的通胀水平远远低于没有独立央行的国家。
欧洲央行的问题在于，在欧元区危机的过程中，它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这意味着防范通胀的关键保护机制变得没有任何效力。
由于极低的利率水平，就算是中等程度的通胀也会导致“金融抑制”。利率低于通胀水平是多数国家当前的状况，这相当于一点点地侵蚀掉存款。通胀水平的提高有可能引发大范围的社会危机。政府诱发的通胀还有失去控制的风险，并且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导致恶性通胀。“恶性通胀”一词意味着月通胀水平超过50%。在历史上出现的29次恶性通胀中，28次发生在20世纪——这一统计数字确切地证明了不兑现纸币和通胀风险之间的关联。在这些极端的情况下，损失最惨重的投资者是主要投资债券的人。
主权债务违约无疑是最后一招。政府会通过大幅增加税收和要求高净值人士缴纳特别税，以尽其所能地避免这样的结果。201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提出收取10%的“私人财富税”的想法。 [11] IMF在它的《征税时代》报告 [12] 中得出的结论是，“许多国家公共财政的急剧恶化让‘财产税’——对私人财富征收的一次性税收——作为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非常举措重新引起关注。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如果不可避免地采取了这一做法，并且大家相信这种做法永远不会重复出现，那么这种税收不会扭曲行为（可能还会被一些人视为公正的做法）”。IMF因为“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总负债率预计会稳定保持在……历史峰值（约为GDP的110%，比2007年的水平高出35个百分点）”的计算结果为这一“思想实验”找到正当的理由。
这一建议体现了一种政治共识，即在“财政困难”时期，富人不像其他人群那样更值得保护。现任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曾把征收“国家团结特别税”——亦称针对百万富翁的“附加税”——的提议作为2012年竞选纲领的核心内容。宪法委员会最初拒绝了这一提议，但后来通过了修改后的版本，要求雇主为年薪超过100万欧元的雇员暂时性地支付75%的税款。 [13] 就连像前投资银行家、现任经济部长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这样的温和派社会党人都认为这种做法是荒谬的，抱怨说奥朗德正在让法国变成“没有太阳的古巴”。由法国参议院委托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这一税收主要影响的是营业额不到5000万欧元的小公司。2014年底，这项税收被及时废除。 [14]
如果你认为75%的“附加税”毫无道理，这种做法却绝非前所未有。20世纪7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将针对高收入者的税收提高到让诸如宜家家居创始人英瓦尔·费奥多尔·坎普拉德觉得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这个国家的地步。1973年，坎普拉德先是搬到了丹麦，然后又去了瑞士。
三年后，他的瑞典同胞、创作了举世闻名的《长袜子皮皮》系列的阿斯特丽德·林格伦在瑞典《快报》上发表了一篇讽刺“童话”，名字是《门尼斯马尼拉王国的潘帕里泼撒》（《金钱世界的潘帕里泼撒》），以抗议对自雇人士征收过高的边际税率。按照她的计算，她本人缴纳的税超过了她收入的100%（！）。瑞典财政大臣公开批评这位畅销书作家失去了理智。不过，他很快收回了这样的指责，因为事实证明，林格伦实际缴纳的税率比她本人抱怨的102%还要高。 [15]
面对102%甚至更高的税率，富人有三个选择：他们可以自掏腰包，补上差额；采取逃税做法；或者离开这个国家。富人们对这一风险的估计不足让他们自己处于险境——如果在不远的将来的任何时候，再发生一次金融危机，政治领导人会寻找替罪羊来为他们的错误承担责任。
2009年，在上一次金融危机达到顶点时，民众出现了反感“高管”和全体“富人”的情绪，对“银行家”尤为敌视。报纸上充斥着关于“痛打银行家”事件的报道。3月25日，反银行家活动人士袭击了前苏格兰皇家银行首席执行官弗雷德·古德温位于爱丁堡的家，打碎了一些窗户，毁坏了停在私人车道上的一辆汽车。 [16] 2009年4月二十国集团峰会在伦敦召开期间，许多银行家和伦敦交易员身穿牛仔裤和运动衫上班，是因为害怕会被抗议者“挂在路灯杆上”。 [17] 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克里斯·奈特因为鼓动针对银行家的暴力活动遭到停职，并最终被解除他在东伦敦大学人类学系担任的讲师职务。 [18] 在法国，卡特彼勒工厂愤怒的工人在公司办公楼前设置路障，挟持了四名高管作为人质，以抗议裁员。 [19]
千百年来，在爆发危机时谴责不受欢迎的少数人向来是经久不衰的做法。这种“替罪羊策略”有效，是因为危机的真正原因通常不是大多数人所能理解的——责怪“富人”远比试图去理解导致崩盘的复杂经济诱因要简单得多。
坎普拉德作出移居国外的决定或许看起来是极端的反应，但是这样做的绝不只是他一个人。奈特·弗兰克编纂的《2013年财富报告》中，包含不同国家或地区打算离开本国的百万富翁比例的数据。拉丁美洲（73%）和俄罗斯（67%）的比例最高并不令人意外。不过，欧洲差得也不太多——60%的欧洲百万富翁考虑移居国外，相比之下，美国只有33%，澳大利亚有26%。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