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税收的盗窃逻辑
这也是我们对在美国实行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十分怀疑的另一个原因。那些从今天的高收入者那里把收入转移走的人，却同时把这些收入转移给那些明天的高收入者，他们前后所用的标准并不一致。因此，我们就可以质疑他们的可信度。
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并不仅仅对他们的后代有一种病态的关注；同样，对于联邦赤字，似乎也有一种非常流行的歇斯底里症。不论你到哪里，总有人在抱怨说，巨额国债是在逼他们花子孙的钱过好日子。我要告诉他们：没有任何人强迫你花子孙的钱过好日子。如果你认为你的生活方式太奢侈，你可以少花点儿，而且还可以把你的存款留给子孙。
现在算术就起作用了。如果政府给你削减了1000美元税金，而让你的子孙去缴这笔税，你就节约了1000美元。你可以把它们放在银行里，当你的子孙从银行里取出这笔款去缴税时，这笔款已经增长到2000美元（详见第15章）。
担心自己是在花子孙的钱过好日子没有任何意义，不过，你倒是可以好好地担心一下有人在花你的子孙的钱过好日子。也许你的邻居用省下来的1000美元税金买了一辆汽车，而造这辆汽车的钢材，也许可以拿去给一家工厂做房梁，而这家工厂也许会雇用你的子孙。经济学家不认同这样的故事，认为这纯粹是狡辩，但是，我们大家都认为，如果你想保护你的子孙不受国债的困扰，我所讲的故事基本上就是你唯一需要担心的事。
如果你的确担心，那么就意味着两种情况中的一个：或者你认为你的邻居无权花你的子孙的钱过好日子；或者是你认为你的邻居有那样的权利，但是你宁愿阻止他运用这个权利。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估计你几乎没有任何兴趣去探究道德上的细微差异，你事先是不会去读我这样的书的。那么就剩下第一种情况了。但是，如果你认为你的邻居无权花你子孙的钱去过好日子，你就必须同样认为，你的邻居也无权花比尔·盖茨的钱去过好日子。换句话说，如果有人对国债感到焦虑不安，那么他就不会顽固坚持在活着的人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
那么，以下就是底线了。首先，无论是在效率方面还是在集权化方面，再分配制度的成本太高，令人难以接受。而且，无法同时解决两个问题：既要有一个更有效率的税制，还要使收税者剥削起我们来更容易。
其次，看上去没有人真正相信再分配的理论。如果说我们认为自己正在执行一个保险合同，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认识到大多数的受益者都生活在美国以外？如果我们都一致认为，财富应该从富人流向穷人，那为什么人们还愿意接受资源保护主义者和预算平衡主义者的观点呢？
然而，我们的确有累进所得税，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的累进性变得愈加明显了。如果这种累进所得税不是建立在一种和再分配有关的理论基础上的，那么，它的基础又是什么呢？
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它确实有几分像“实力即权利”和“我们正在把你们已经得到的拿走”这样的情况（希拉里·克林顿早在她丈夫执政期间，就做出了这个臭名昭著的评论）。
但是这也没有解释清楚在这种收入再分配的制度中，为什么许多高收入的人，选择支持对自己以及其他像他们这样高收入的人征收高额赋税。他们可能在想些什么呢？有一个问题，我总想问这些人：如果你们真的想去缴纳这些高额赋税，又是什么使你们没有这样做呢？对于你们多缴的这些税款，财政部是非常乐于接受的。
如果你们认为，你们以及其他和你们一样的人，有一种道德义务，要多纳税，那么，你们就必须认为，没有缴纳这些高额税收，在道德上就等同于一种盗窃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在为争取一种更加苛刻的税制而斗争，就可以解释得通了。此时，你们其实能够去履行你们自己的那份义务的。之所以没有那么做，是因为你们想去停止这种盗窃行为，但是只有当所有人都这么做了，你们才会去做。你们的观点在逻辑上可以讲得通，但实际上却不那么讨人喜欢。
而不讨人喜欢的准确原因，是因为它违反了对称原则。你们的盗窃行为，被认为没有其他人的严重。也就是说，其他所有人的盗窃行为都非常恶劣，必须制止；但是你们自己的盗窃行为就不是这么恶劣了，不一定非要制止。这是一种不对称的做法，因而也就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