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也发生了大致一样的事情，印加帝国同样把土地和收益授予精英家庭和高级官员。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和他的军官最先被授予监护征赋权，同时他声称自己拥有分配土地和控制这些土地上的农民的权力。大片土地以这种强制的方式被赏赐了，同时土著居民被赶到矿山之中，这都违反了皇家禁令。当皮萨罗拒绝对土地的授予施加上限并由此促使他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叛乱的时候，才产生了一些再分配。即便如此，土地和财富的集中甚至变得比墨西哥的更为极端了，大约500个领主占有大量肥沃土地。波多西的一些蕴藏丰富的银矿也被授予那些受宠的人，并且由附属的印第安人开采。本地部落首领通过让他们自己的村民提供工作服务与村民进行合作，作为交换，村民被任命为管理者，有时甚至得到他们自己的庄园。在典型的帝国模式中，外来和本地精英之间的合谋带来了经济两极化以及对普通大众的剥削。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像在墨西哥发生的一样，非法的占用变得合法化了，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的玻利瓦尔之后发生的土地再分配失败了，到19世纪，甚至土著人的公地也被吸纳进更大的庄园中。
权力精英能够保持住他们从政治职位或者政治联系中获得的财富。仅举一例，在近代法国，那些与王位最为接近的人成功地把他们的影响力变成在他们死后甚至是免职之后也能保留的巨大个人财富。叙利公爵马克西米连·德·贝蒂讷曾经担任国王亨利四世的高级部长及他的财政主管长达11年，一直到国王死时的1611年，其被免职之后依然生活了30年，留下了超过500万里弗，相当于那个时候巴黎27000个非熟练劳动力的年收入。红衣主教黎塞留从1624—1642年都担任着类似的职务，积累的财富有其4倍之多。然而，他亲自挑选的继承人，即任职于1642—1661年的红衣主教马萨林，使得这两人都相形见绌了，他挺过了1648—1653年的投石党起义期间的两年流放，依然还是留下了3700万里弗，相当于非熟练劳动力16.4万年工资的财产。权力较小的大臣也像强盗一样行事：黎塞留的盟友克劳德·德·比利翁，在他担任财政大臣的8年中获得了780万里弗；尼古拉斯·富凯在同样长的时间内担任同一职务，在他于1661年被逮捕的时候，其财产的估值达到1540万里弗，尽管他的负债和资产一样多。将这些数字与最大的贵族财富进行比较是合适的：这一时期，作为居于统治地位的波旁王朝的一支，孔蒂王子的财富价值800万~1200万里弗。即使是最为激进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控制后来的大臣时也仅是相对成功的：让–巴蒂斯特·科尔贝特掌管法国国库长达18年才获得了相对比较微薄的500万里弗财富，而卢福瓦侯爵弗朗索瓦·米歇尔·泰利耶作为陆军国务大臣，工作了25年才积攒了800万里弗。看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大臣的收入从每年100万~200万里弗减少为接近几十万里弗。
我能够很轻易地添上一些来自全世界的更多例子，不过基本论点是清楚的。在前现代社会，非常大的财富通常要更多归结为政治权力而不是经济实力。它们主要在持久性上存在差异，这主要是由国家统治者的能力和实施专制干预的意愿来调节的。在社会最上层当中，强烈的资源集中和很高的不平等程度是确定的，尽管财富的流动性不断变化，对这些财阀圈子外部的人而言却几乎不相关。在首章中我们已经做了概略性描述，几乎所有前现代国家的结构特性都强烈支持一个特定的收入和财富集中的强迫–富裕模式，这种模式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最大化不平等程度。结果，这些实体经常表现出来的是最大可能的不平等。如同我在本书结尾的附录中所做的更详细的说明，对从罗马帝国时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28个前工业化社会的粗略估计，得到一个77%的平均榨取率，这一比率是在给定的人均GDP水平上，理论上可行的最大收入不平等数量的实现比例。例外情况是很少见的：唯一合理的有据可查的例子是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在古代雅典的情况，直接民主和大规模军事动员（在第6章中进行了描写）的文化有助于限制经济不平等。如果基于有限的古代证据所做的现代估计可以信赖，那么公元1世纪30年代中的雅典人均GDP对前现代经济而言是相对较高的（可能是最低的生存水平的4~5倍，类似于15世纪的荷兰和16世纪的英格兰），市场性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大约0.38的水平。根据前现代的标准，其中隐含的大约为49%的榨取率是格外温和的。
然而，雅典的这种异常现象并不能持续。在罗马帝国的巅峰时期，雅典最富有的人是赫罗德斯，他称自己是公元前5世纪的著名政治家和真正的宙斯的后裔。与他的血缘最近的家族是一个雅典贵族，其已经获得罗马公民资格，上升到很高的公共职位，并且获得了大量财富，财富数量也许并不比罗马那些最富有的个体少很多。他的名字表明他与罗马那个最终产生了好几位皇帝的显贵的克劳狄家族存在关联。赫罗德斯的家庭甚至与罗马的上层阶级有着共同的典型经历，他祖父喜帕恰斯的财富（曾经被粗略估计是1亿塞斯特斯）被杜密善皇帝没收但在后来（有点神秘地）被返还了。赫罗德斯向许多希腊城市做了捐赠，并且赞助了公共建筑，最著名的是雅典的室外剧场。如果他真的拥有1亿塞斯特斯（等同于古典时期以来，我们所知道的最大私人财富的24倍），从他口袋中拿出的年度资本收入就足以覆盖公元前1世纪30年代时的雅典总政府支出（包括战争、政府、节日、福利、公共建设以及所有）的1/3，但他可能拥有甚至更多的财富。由于他是皇帝安东尼·庇护养子兼继承人的导师，赫罗德斯与皇帝的关系变得密切，在公元前143年，赫罗德斯成为已知的第一个出任罗马帝国政府执政官的希腊人。帝国的恩慧和不平等占据上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