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人类的文明发展都是在追求摆脱自然因素限制。尤其是在漫长的前工业化时代，要做到这点是难上加难的事情。各类不可抗的自然要素，完全可以左右一个国家乃至整个文明的发展样式，迫使人们在最大程度上做到天人合一。
因此，我们在回放古代世界的各类型文明时，看到的都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对抗的结果。区别仅仅在于顺从更多些，还是人为成分本身更突出。
季风帝国
现代世界起源于季风帝国的开拓
季风帝国，顾名思义就是以茫茫大洋上的季风为载体，扩张自身领域和周边影响力。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中，先后有阿拉伯人、希腊-罗马人、波斯人、埃塞尔比亚人、印度人、西班牙人等民族利用季风航行。但从持久影响力和程度而言，他们都及不上近代的葡萄牙人与荷兰人。
在15-17世纪之间，葡萄牙大帆船纵横当时的大部分季风海区。除了因条约限制而不能涉足的太平洋沿岸，他们的船只跑遍了大西洋和印度洋各地。在击败了众多抱有敌意的对手后，建立起以众多堡垒商站、设防港口为支点的海权体系。他们的足迹不仅遍布大西洋两岸，也在东非、印度、波斯湾和南洋地区站稳脚跟。依靠每年都如期而至的季风，不断派大型船队将财富运回欧洲。
葡萄牙人的季风帝国 将各封闭的海区打通
葡萄牙人当然不是最早利用季风经商、劫掠和作战的民族，却是将大部季风区打通的集大成者。他们也不是技术的原创者，需要从意大利和阿拉伯人那里学习航海经验，也势必从西北欧的法国和英格兰引进人口与武器技术。但这些欧陆西南角的居民，首先将这些看似并不融洽的元素，有机捏合在了一起的。因此，过往的海商只能以红海和波斯湾为起点，以印度的坎贝湾为终点。但葡萄牙人却可以从里斯本出发，以马六甲-澳门-摩鹿加群岛和长崎为终点。至于如何有效的捕捉和利用季风，也成为了那些年里的葡萄牙国家级机密。
但正所谓成也季风-败也季风。葡萄牙船只因季风而在大洋上畅行无阻，也因为季风的时节而不得不经受路程折磨。除了海难造成的船毁人亡，还有远距离航行所带来的补给不足与各类因营养缺乏所造成的疾病。每艘去往东方的商船，来回都需要花上1年以上时间，超过了20世纪宇航员的往返月球周期。这也给留守远方的驻军以巨大麻烦。因为当航海季节过去，就会引来数量庞大的敌军围攻。这种遥遥无期的季节性消耗战，最终耗尽了葡萄牙人靠季风运回来的所有财富。
每批去往东方的海员 工作时长都超过了今天的宇航员
至于那些连季风的难以触及的地方，葡萄牙人就更是难以扎根立足。虽然他们曾经不止一次的向内外围海域和陆派遣过探险团与远征队，却不是无功而返，就是在对方的强力抵抗下功亏一篑。封闭的红海、干旱的摩洛哥内陆、炎热的刚果雨林和只有半开放的波斯湾，都是帝国势力首先遭到失败的前沿。这些地方恰恰都是季风影响力极小的区域，无法为看似伟岸的大帆船提供足够助力。
葡萄牙人之后，还有后来居上的荷兰共和国和东印度公司。他们在获得了关于季风航行的全面情报后，立刻开启了挑战者模式。利用更科学的管理模式与金融工具，获得了更为灵活的手段和策略。在这层高压之下，前代帝国也顺着回程的季风撤退。荷兰人则继续将季风模式运转下去，直到逐步走入工业化时代的英国崛起。往后的世界海权归属，就不仅仅是依靠季风为最重要载体了。
利用季风的大帆船 开创了至今都不过时的全球海运
河道帝国
中原文明实际上主要仰仗河道的分布
既然有走海路的强权，也就一定会有依赖内河的帝国。从最初的两河领域和古埃及开始，人类历史上就涌现出大批以内河为辐射中枢的大河文明。但若要从维系这些帝国的载体而言，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河道帝国。其中，又以居于欧亚大陆最东端的中原地区最为持久而明显。
河道帝国的基础，是流经其核心区域的大型河流。两河流域有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埃及有更为单一的尼罗河，中原也离不开冲刷出华北平原的黄河。但相比起源更早的前两者，中原帝国在地理条件方面更有优势。因为除了作为轴心的黄河主干道外，周围还分布着像汾河、渭水和洛河等足够规模的支流。这就让中原文明的开拓者，不会像中东和北非的同行那样，仅仅满足于呆在大型河道两岸。他们完全可以使用简易的小船，航行到更多地方，建立新的家园。
黄河流域的水系复杂性 远超两河与埃及
郑国渠是早期人造河道代表着
在更远的外围，是诸如海河、淮河之类的次级水系。由于黄河在历史上屡屡发生大面积改道，这些临近水系也就某个阶段内，成为了黄河流域的一部分。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反复，进一步丰富了黄河水道的覆盖范围。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原文明的前进和深化。当自然河道已不能满足扩展需求，帝王与匠人们便会想方设法挖掘人工河道，成为众多影响深远的运河。
作为河道帝国的必然衍生品，运河很早就出现在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但在缺乏足够复杂的内陆水系支撑下，早期运河很有可能因环境变迁与战乱人祸而永久停摆。相比之下，源自长江流域的东方式运河网络就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从春秋末年的吴王夫差开始，运河首先联通了长江与淮河两地。稍后，北方诸侯也在战国初年开始纷纷跟进。先有魏国变法后开通的鸿沟，后有秦国一统中原过程中挖掘的郑国渠。灵渠的疏通，则又让中原文明的前沿深入到了岭南地界。
长江流域的水系条件 也超过了北方的黄河
一直到后世的隋唐帝国，重新整合的大规模运河系统，足以让内河船只从太湖流域北上，一路抵达关中的长安附近。明清帝国所依仗的京杭大运河，也只是将旅程的终点更改到了北京。而要在多山少平原的长江以南开拓，也不可能摆脱对赣江、湘江、乌江、岷江等长江支流的倚重。
这些源自天然或出自人为的河道，彼此间勾连交错，形成了中原文明的稳固网络。但反过来，也会在很长时间内，限定了中原文明的覆盖范围。每个盛世王朝的官吏、军队和大型物资供给，都几乎完全沿着水道而行。一旦脱离有足够水系支持的河道网络，则整体实力与影响力都会逐步递减。到了湿润空气完全被山麓阻隔的远方，则要求统治者采取其他模式来进行管理。
大运河之类的人造河道维护 也是帝国财政中的重要负担
介于两者之间的辽东、晋北、河套和西南山地，就会成为中原文明与外部势力反复争夺的热点区域。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屡屡在这些地方长期用兵，不是没有深层次原因。至于对海洋领域的忽略和不削，也是依托内陆河道所必要带来的副产品。
一直到19世纪中后期，清朝才在世界大势面前放弃了对内河水道的无条件依赖。转而追求蒸汽轮船与火车铁路这样的现代化交通载体。但在此之前，河道系帝国已顶住了众多异域文明的辐射冲击，其中就包括了前文所介绍的季风帝国。虽然葡萄牙和荷兰商船可以通过季风抵达广州等贸易港口，却不可能替代内陆水道上的漕运队伍。作为两种文明样式的结合体，元朝时贯穿山东半岛的通惠河，成为了内河与季风的有机结合。而这种思路的始作俑者，却是长久以来和中原相杀相爱的北方草场帝国。
河道辐射区的边缘地带 往往都是历史上的战乱多发区
草场帝国
从斯基泰到蒙古 草场都是游牧帝国的重要载体
任何文明的产生、发展与壮大，都离不开对生产资料和流通领域的经营。以广袤草原为载体的草场帝国，就非常好的说明了这一切。虽然屡屡被称为游牧民族的他们，总是被认为是贫瘠而落后的代表。但他们却可以依托茫茫草原，获得远高于后人想象的收益。
由于气候原因，相对干旱的草原贯穿了整个欧亚大陆北部。可耕作土地随着时光的流淌，变得日益稀少而脆弱。这就让生活在其中的人口，始终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贯穿整个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带
正所谓树挪死人挪活，马匹驯化与车轮技术的改进都在早期草原上得到完成。这让游牧部族有了远超同时代其他文明的高速机动性。战争中，这是让对手忌惮无比的致命攻势。但在和平时期，这一属性也是让人都羡慕不已的物流渠道。毕竟，欧亚草原的涵盖面积如此巨大，仅仅是核心位置就足以让人骑马从克里米亚半岛东行至呼伦贝尔。至于更外围的辐射区域，也包括了匈牙利平原、巴尔干北部、高加索山脉南北、半数以上的中亚地区、阴山脚下的河套和冀北等要紧地方。
既然是草场帝国，自然也意味着绝非居无定所。长期以来，其他文明对草原环境的误解和认识不足，造成了他们对游牧民生活状态的各类想象。但草原的所有执掌者们，实际上都需要严格遵守本地的自然时节，在不同草场间来回奔波。如同农夫需要在特定时间内播种，航海家需要在特定季节杨帆是一个道理。在有季节性河流经过的两岸，他们也会种植一些作物，而非很多人臆想中的农业空白。随之而生的堡垒城市，也是物资安全储藏和商旅进行集中交易的重要场所。只是，以上的人为要素都及不上作物根本的自然草场。
只要有熟人带路 匈奴人的聚集地就很容易被找到
为了生存，草场帝国往往会爆发内部间的激烈厮杀。只有获得更多的新鲜草料，才能孕育和繁殖种群数量更多牛羊骏马，控制住更多的贸易路线。因此，各个山头间的厮杀会时有发生，能做到统领大部分人的也必须是天才。当人口增涨与气候变迁发作，他们又需要上马弯弓，向着四方展示自己的傲人武力。由于具有来去较为自如的属性，所以在短期征战中很少显出不适应。这就有了让各定居民族都比较恐惧的斯基泰、匈奴、突厥和蒙古等游牧强权。
但在战争的间隙，他们又是对方边境上居民所欢迎的商人。这种矛盾本身也从不同侧面印证了游牧系与他们的草场帝国，具有顽强生命力。
牧民的流动性 让他们成为天然的贸易经营者
此外，草场帝国也是相对脆弱的文明势力。无论遭遇天灾和失败，还是获得胜利与扩张，原本的体系都会立刻出现永久性的变化。因为这类文明的本质，就是以草场为载体，获得大分部生产资料与技术手段。草场本身遭到破坏或被霸占，则旧势力马上就土崩瓦解。如果人口过于繁盛而超出草场承受能力，意气风发的新贵也一样会惨淡收场。在大量人口选择迁徙出草场环境，也可能无法适应新的土地生产模式。历史上的斯基泰人与突厥人都做的比成功，匈奴与蒙古人则无疑是反面例子。
历史上，草场的主人们除了与水道帝国长期对抗，还不得不同另一个文明熟悉发生联系。这便是草场帝国的前生--绿洲帝国。
正在交易的粟特商人与回鹘武士
绿洲帝国
绿洲帝国主要分布在欧亚内陆 但不仅限于此
绿洲帝国当然是以一系列间隔的农业定居点为依托，形成的独特文明网络。尽管他们很容易受到周边任何强势文明的影响，但从结构性而言是非常独特的。而且他们总是分布在草场帝国附近，显得与后者关系极为密切。
这是因为在文明出现的的早期，很多后来的还是可以农耕定居的好地方，季节性河流在那个阶段也可能是滋养一方的湖泊。所以，无论是在中亚腹地还是更东方的西域，都曾经是类似早期河道帝国的样子。在后世居民只能依靠马匹和骆驼前进的区域，早年甚至可以直接顺流行船。在气候逐渐干旱后，环境变得异常脆弱。大规模的人类活动，又进一步加速了荒漠化进程。最终就成为了分散在各个独立定居点内的众多小型城市或国家。
环境恶劣的罗布泊 曾经也是何以行船的丰美绿洲
由于和草场帝国有着共同起源，所以历史上的绿洲帝国往往与前者都关系紧密。他们负责生产或提供多方平台，吸引游牧势力来帮助进行转运和交易。这样的独特的生存形式，广泛分布在早期的蒙古高原南部、西域和中亚各地。他们中的佼佼者会成为雄霸一方的势力，失意者则会成为河道帝国或草场帝国的边境附庸。前者就是公元前的早期波斯帝国，公元1世纪建立的贵霜帝国和后来的白匈奴。后者则是在他们废墟基础上获得新生的索格狄亚那，以及众多网布期间的粟特商业城市。
但“绿洲模式”也绝非只存在于内陆。对于生产力贫乏的古人而言，茫茫大海同样是另一种形式的沙漠。如果没有掌握后世的季风航行能力，穿梭于各个体量巨大的潜在市场，那么就只能沿着海岸艰难前行。像希腊人和腓尼基人那样，寻找合适的小块落脚点，然后向着下一个方向出发。古典时代希腊城邦和腓尼基城市，就是在这个原理下发展起来的。他们在地中海沿海，恍如粟特人和西域小邦分布在欧亚大草原的边缘。尽管很难长大，也可以产生雅典同盟或伯罗奔尼撒同盟一类的政治实体。
环绕地中海的古希腊世界
以粟特城市为核心的 中亚腹地
环绕在塔里木盆地沙海两侧的西域城市
在没有海上强权来扮演“草场主人角色”时，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可以自己组织贸易网络。而当有人足以威慑和保护他们时，他们也会很自然的选择顺从。这也是汉朝使节在西域各地看到当地人服从匈奴，和唐朝和拜占庭使节都注意到粟特城市依赖突厥的原理。
后来的蒙古帝国能轻易征服中亚，并在当地长期作为一股势力存在，还是靠着类似机制。他们在中亚与西域各地，扮演了罗马在地中海世界的必然选择。
蒙古人在中亚 就好比罗马帝国在希腊
军团帝国
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 以其麾下的军团为载体
罗马的起源是一个类似希腊式的城市国家。但经过了500-600年的发展，成为了雄霸地中海世界的庞然大物。在公元前3世纪，他们向后击败了宿敌迦太基，又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控制了东地中海。这个时期的他们，已经是非常滨海的“绿洲帝国”。但之后的200年里，一系列危机却使其变为了更为奇特的军团帝国。
在首次遭遇日耳曼人南下攻略后，罗马人开启了军团职业化进程。原有的绿洲帝国模式被他们自己放弃，逐步演变为特有的军团帝国模式。过去，他们以各个独立的“海洋绿洲定居点”为载体，现在却换成了可以随时移动军队。相对独立的军团体系，可以在边境外独立行动，为罗马建立更多远离“地中海草原”的外省，让共和国彻底朝着帝国化方向发展。凡是罗马军团可以触及的地方，都是这个帝国的领域。
相应的，军团失去对什么地方的威慑，也会自动解除对那里的管辖权。整个帝国的安危，就完全寄托在几十个精锐军团身上。凯撒拿下的高卢、奥古斯都兼并的色雷斯，都是这层转变的重要开始。当条顿森林堡战役的噩耗传来，屋大维想的并不是立即报仇雪恨，而是为军团的覆灭而痛心疾首。这其实也反应了罗马文明的结构性死穴。
军团帝国的另一个重大缺陷，就是非常容易陷入内战。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本身就在内战中孕育而生，最后在内战中迎来颠覆性的3世纪危机。由于军团才是帝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任何内耗都是在杀伤帝国文明的“健康细胞”。当合格的兵源枯竭，卡拉卡拉皇帝下令全面下放公民身份，实际上也表明帝国已进入亚健康时代。
凯撒这样的超级军头 对军团载体做大了最大化利用
罗马帝国本身就建立在军团内战之上
此后新建立的众多军团，战斗力一落千丈而精气神完全丧失。为了争夺日益狭窄的生存空间，他们又很乐意被鼓动起来继续内战。逼着罗马上层必须将更多外族人口招募为常备军，并将大部分兵力圈定在固定区域内。时间一长，很多罗马军区被继续打碎为更小的堡垒驻地。
当西罗马在公元5世纪寿终正寝，超量繁殖的军团也就彻底失去节制自己的那个中心。无论他们是说拉丁语的帝国遗民，还是说各种日耳曼方言的军事移民，都不可避免的进行重新组合。前代军团帝国的遗产，也就逐步转化为中世纪特色的采邑帝国。
越来越小的军团驻地 最后演变为中世纪的采邑
采邑帝国
没有采邑制就没有中世纪和后来的很多历史
在罗马人的军团帝国废墟上，欧洲人又经历了三个世纪的不断尝试。从8-9世纪开始，具有很高自主性的封建采邑制度，开始得到大面积推广。这既是安全形势恶化后的无奈，也是资源匮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他们的接触代表，不仅有法兰克人的加洛林帝国，也包括了德意志地区的神罗罗马和其他细一些大型王国。
简单比较后期的军团和中世纪的采邑，其实都以拱卫地区安全为出发点。除了军队组织与武器技术外，最大的不同之处是采邑所有者可以获得的利益保障。尽管晚期的罗马军头，可能已经是辖区内的觉得权威者，但其地位的继承权却没有制度性保障。也就是说，他们无论是忠是奸，都脱离不了军阀属性。这样让他们同皇帝等上层的关系非常微妙。基层士兵同样没有制度性的土地保障，容易和长官出现矛盾，也不不愿意为旧体制浴血奋战。
采邑制度不仅保障权利也规范了义务
采邑制度则从数个层面修正了这个Bug。不仅公爵、男爵级别的大型领地持有者，具有了家族继承权，连最基层的普通骑士也能获得一纸保障。这样，可以激发所有人的作战热情。同时，对于采邑所有者所应该承担的义务，也有硬性规定。这样就避免了过去由军阀和皇帝之间的很多内耗损伤。当然，这些新制度都可以再由双方协调，绝非锁死不变。这就让表面上看似非常涣散的中世纪欧洲，在面对不同文明的入侵者时反而显得最团结。
在采邑制基础上衍生出来的长子继承制，则在稳定旧军政结构的基础上，制造了大批无法分割土地的有能力者。他们或是加入教会成为早期文官体系的一员，或是靠着自己的武力优势去闯荡他乡。条顿骑士团在波罗的海的拓边，七次浩浩荡荡的十字军东征，还有耗时数百年的西班牙光复运动，都以这些人贵族武士们的次子为主力。
再征服运动这样的长期战争 少不了采邑骑士参与
地理大发现 同样以采邑骑士为先锋
当陆地战场以不能满足他们的功绩需求，扬帆出海就成为了不二之选。相比完全逐利的商人，贵族武士的野心更大，在坚毅程度与忍耐力也遥遥领先。正是从各地采邑走出来的他们，敢于率领船只闯荡那些被老海员们视为不能尝试的禁区。这也才有了人类对于世界各海区季风与水文情况的初步探索，并催生了前文所说的季风帝国。所谓六道轮回，在漫长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同样有着形式各异的体现。
当然，在历史上还有过很多跨界发展的文明和国家。但放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或多或少都需要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某一方面，才能获得收益的最大化。任何违背这个规律的尝试，要么规模有限，要么惨淡收场。
盛极一时的蒙古帝都 哈尔和林
郑和下西洋其实也与河道帝国理念相冲突
随着工业化时代的来临，人类的文明发展才越来越不需要依托某种固定的载体。跨界打劫的全方位推进成为了可能。回看本文所叙述的人类历史发展，无疑就是一部“化废为宝”的升级过程。只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才能带来更有深度的挖掘，最后化为更为美好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