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把我们带到19世纪现代经济增长的开始阶段。从当地数据集到国家收入和财富分配估计的一致性转换带来了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仅仅是这个原因，工业化是否令英国不平等的问题恶化就已经被证明是非常难以应对的了。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事情就是，1700年—20世纪早期，私人财富集中得到了稳定的强化，在此期间，实际人均GDP变成了之前的三倍多。因此，最富有的1%群体拥有的财富比例从1700年的39%上升到20世纪早期的69%。到1873年，土地所有权的集中系数已经上升到0.94，实际上这一类型的不平等不可能进一步增长了。关于收入分配的情况并不是那么清晰。来自纳税申报表和各种社会信息表格，以及地租与工资比率的证据相当明确地指出，收入不平等在18世纪中叶—19世纪初出现了增长。此外，尽管从房产税数据和报告的工资得到的住房不平等的信息已经表明，在19世纪的上半叶，收入在继续变得更为不平等，但是关于这一特殊资料能够承受多少压力依然是存在争议的。
关于不平等的各种指标在19世纪上半叶或者前2/3的时间里上升，随后直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都在下降的较早观念更为准确，从而产生了一个平缓的倒U形曲线，这就与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在转型社会中，经济现代化首先提升然后降低不平等水平。工资分散度在1815—1851年间上升，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顶峰，接着一直下降到1911年的观察结果，可能是不同行业的基础数据的假象，显示出相互矛盾的趋势。类似地，从房产税数据中构建的住房不平等程度的测度指出，对有人居住的房子，基尼系数在1830年和1871年分别是0.61和0.67，对于私人住宅，则从1874年的0.63下降到1911年的0.55，我们不能轻易地仅凭表面就信以为真。收入份额的清单也没有太大用处。修订后的社会统计表格显示出一种长期的、相当稳定的程度，英格兰和威尔士在1801及1803年的国民收入基尼系数是0.52，1867年是0.48，整个英国在1913年是0.48。精确性是很重要的：尽管我们不能确定在19世纪，英格兰或者英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否大体保持不变。
意大利的结果也同样不能确定。近来关于意大利收入不平等的研究提供了许多不同的指标，都指出了1871年至“一战”（及以后）之间不平等程度的基本稳定性，这与较早的关于家庭总预算的调查结果形成对比，后者显示1881年和战争期间不平等水平逐渐下降，这是一个由工业化导致的不平等效应被向西半球的大规模移民抵消的时期。国民收入数据对法国来说是不可得的。在巴黎，以顶层1%群体的资产在其个人财富总量中的占比来衡量的财富集中度，从1807—1867年间的50%~55%上升到1913年的72%，这个比例在顶层0.1%群体中上升得更为猛烈，从15%~23%上升到43%。在整个国家，精英的财富比例更为稳定地从1807年的43%（顶层1%群体）和16%（顶层0.1%群体）分别增长到1913年的55%和26%。西班牙的收入不平等也在19世纪60年代到“一战”期间一直上升。
这一时期的德国的数据也不存在。在普鲁士，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从1874年的13%或者15%上升到1891年的17%或18%。在1891—1913年之间的净趋势是平稳的，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在这些年当中大体上保持不变，它们以一种顺周期的形式变动，与经济增长一起上升。最详细的普鲁士收入基尼系数调查追踪到了从1822年一直上升到1906年的顶峰的一条路径，然后一直到1912年出现一个小幅下降，再到1914年出现部分恢复。由于“一战”的爆发在那个时点截断了不平等的“和平”演化，我们无法分辨这一简短的下降仅仅是暂时的中断，还是已经变成了一个长期的转折点。在荷兰，19世纪是经历几个世纪的不平等程度上升之后的一段巩固期。不平等还没有完全走完其发展历程：在1808—1875年间，在10个省中，可租赁房屋价值分布的基尼系数8个有所上升，高收入群体中的不平等增长从1742年延续到1880年，再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的早期。然而，在同一时间，实际工资回升，技能溢价下降。国民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似乎在1800年和1914年是相似的，这就意味着不平等大体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保持稳定了。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提供了这一时期相对丰富但有时令人费解的信息。1870年在丹麦的一次评估估计顶层1%收入群体中的已婚夫妇和单身成人的收入份额为19.4%。这些报告在1903年被重新恢复的时候，这一份额达到16.2%，到1908年达到16.5%，伴随着也能在其他中立国家中观察到的由“一战”中的牟取暴利诱发的短暂的暴力潮。尽管1870—1903年间隐含的不平等程度降低并不是剧烈的，但我们必须怀疑早期资料的可靠性。
类似的保留意见适用于有关1789年发生的一次性税收的记录，这一记录被用来表明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6~0.7，这一数值意味着不平等程度接近，甚至等于理论上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这些担忧使人们很难想象，18世纪末—20世纪初收入不平等在持续衰减。相比之下，关于18世纪末大地主的统治性地位的报道，为那些指出从1789—1908年，在丹麦社会中最富有的10%群体中存在显著的财富分散的计算提供了可信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