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如何？来自奥斯曼帝国、在安纳托利亚的4个城市的遗嘱清单记录了全部的资产，包括所有不动产和个人财产，例如现金、贷款和借款，揭示了1500—1840年间财富不平等的演进。在欧洲，平均财富和不平等水平与城市的规模是呈正相关的。在三个有全面数据的城市中，资产集中的基尼系数在1820年和1840年要比这些序列开始的时候更高，从16世纪早期—18世纪早期一直在变动。这同样基本适用于最高收入者的财富份额。农村遗嘱清单的总基尼系数从16世纪第一个10年的0.54上升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0.66，这是一个可能与农业的商业化，以及以不断下降的政府对土地的控制和不断扩张的私有化为特征的，与不断变化的产权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增长。财富不平等中所能观察到的增长也与奥斯曼帝国其他地方实际工资不断下降的证据是一致的。因此，爱琴海东部地区的不平等趋势与西欧和南欧的情况是非常相近的。
在继续讨论从“漫长的19世纪”一直到“一战”的这段时间之前，我们有必要问一下，在全球其他地区，与图1.1类似的对几千年不平等轮廓的重构是否可行。目前，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我们可以猜测，但不能为此提供恰当的证明，即中国收入和财富集中的波动与所谓的它的“王朝更迭”形成映射。就像我在之前的章节中试图展现的，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汉朝的长期统治之下，不平等程度上升了，而且它可能在公元2世纪和3世纪早期的东汉后期达到顶点，就像罗马的不平等程度可能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早期的完整统一帝国的最后阶段达到巅峰一样。从4世纪早期—6世纪后期，延长的“分裂期”很可能见证了一定程度的压缩，特别是在这一区域北部，大量短暂的外国征服者政权和后来经历了大规模动员战争、雄心勃勃的土地分配、计划复兴的王朝之间的第一次激烈争夺。
如同第9章所描述的，在6—9世纪的唐朝统治之下，一直到其精英阶层解体的最后阶段、基本上被消灭之前，收入和财富注定都获得了增长且变得更为集中了。宋朝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商业化和城市化可能产生了与现代欧洲早期一些地方所观察到的类似的不平等结果，在后来的南宋时期，大地主是强大的。随着经济衰落、瘟疫、入侵和掠夺性统治都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元朝时期的趋势更难确定。在明朝统治下，不平等程度再次上升了，尽管用国际标准来看是有益的，其总水平在清朝末期之前并不是特别高。除了18世纪的莫卧儿帝国和200年后在英国控制下的高度不平等进一步证实了大规模掠夺性帝国或者殖民统治的不平等效应之外，这里关于南亚可以说的就更少了。
对于过去600年的大部分时间，新世界的不平等趋势只能以一种高度写意的方式进行简述。15世纪时，随着进贡的流动距离越来越远，以及强大的精英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世袭资产，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形成很可能将经济差距扩大到新的水平。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期间，抗衡性的力量发挥着作用：少数征服者精英完成的西班牙扩张和掠夺性殖民统治可能维持，甚或提高了现有的财富集中水平。我在第11章描述的新的“旧世界”传染病的到来导致的灾难性人口损耗，使得劳动力变得稀缺，甚至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推高了实际工资。即便如此，在这些传染病消退之后，人口得以恢复，土地和劳动力比率下降，城市化水平提高，殖民统治得到了全面巩固；到18世纪，拉丁美洲的不平等水平也许和从前一样高了。19世纪初的革命和独立可能产生了平等化效应，直到该世纪下半叶的商品繁荣把不平等推向了更高的水平，这是一个一直延续到20世纪后期，只有间歇停顿的收入集中过程（图3.4）。
图3.4 拉丁美洲长期的不平等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