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3000多年前的中巴比伦时期，几个世纪以来一连串的帝国王朝教会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一个重要的道理——“国王就是财富走向其身边的人”。他们可能不知道，但如果了解了也不会感到惊讶，这一点其实几千年来在全世界都是如此。暴力性掠夺和政治偏好极大地补充和扩大了源于生产剩余和继承性资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这些经济和政治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最初的1%”。我无法使得布鲁斯·特里杰对于阿兹特克贵族的精辟描述更进一步，他写道：
（他们）穿着棉质衣服、凉鞋，戴着羽毛制品和玉石装饰品，居住在双层的石屋中，吃着人们进贡的鲜肉，公开喝着巧克力和发酵饮品（适度地），娶小妾，随意进入皇宫，能在宫廷餐厅进餐，在公共仪式上表演特殊的舞蹈。而且，他们不用纳税。
一言以蔽之，这是前现代社会不平等的公开面目。出于他们同类相残的癖好，这一特定的精英阶层得以将那种对他们来说甚为常见的，靠榨取他人血汗来维系的消费，提升到一个难以言表的程度。对人类历史的多数情况而言，非常富有的人确实“不同于你我”——甚或是我们更为普通的祖先。物质的不平等甚至可能塑造了人们的身体。在18世纪和19世纪，当医疗知识的进步最终使得富人有可能“购买”更长的寿命和更好的身体之时，英国的上流社会人群众所周知地俯瞰着发育迟缓的群众。如果这些看起来不太（很不）完美的数据是可以信赖的，这种差异可以在时间上拉回到更久之前。埃及的法老和青铜器时代希腊的迈锡尼的精英似乎显得比普通民众高一些。一些严重等级分化社会中的骨骼数据表明，其身高上的差别要比那些分层化不太强烈的社会的大一些。最后，最重要的是从一种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来看，随着精英拥有更多女眷并繁育了大量后代，物质不平等通常都会在比较极端的程度上转化成生殖上的不平等。
诚然，前现代社会中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程度并不是由其人脉深远的精英群体的贪婪所单独决定的。来自古代巴比伦的次精英圈子中遗产和嫁妆差异的证据使得我们可以对经济增长和商业化影响下的不断上升的差异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在下一章和第9章中，我提供了在欧洲和北非的不同地区，罗马帝国统治之前、中间和之后不同时期有关房子规模的考古证据，这些反映了城市平民在消费不平等上的明显差异。即便如此，尽管毫无疑问可以举出更多材料（特别是在葬礼的记录中，对前现代社会的大多数时间而言，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很难收集关于普通人群中的收入和财富分布的有意义的信息。
但是，我并不是主要为了实用主义而聚焦富有的人群。就像我们将会在第3章和附录中看到的，在很多例子当中，社会调查或者人口普查记录使得我们至少能在非常粗略的线索上追踪，从古代到现代殖民时期特定社会当中物质资源的分配情况。这些大概的估计能够画出来的洛伦茨曲线，大多都像曲棍球杆，而不是月牙形的，这表明极少数人与大多数人在基本生存条件方面的巨大差距。除了少数例外（例如古希腊和北美殖民地的定居者，这些我会在第3章和第6章讨论的群体），在国家水平的政权中组织起来的农业社会一般都缺乏强有力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资源可能可以与精英群体的财富相抗衡。仅仅是这一原因，不平等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富裕阶层掌握的资源比例调节的。
最后，引入大量非常贫困的个体也会提高整体的不平等水平。在许多前现代社会，奴役和放逐外来人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力手段。在肥沃的新月地区，新亚述帝国在从事大规模的强迫性重新安置方面臭名昭著，其中大多数是从被征服的边缘地区安置到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帝国核心区域的。大规模的转移开始于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统治时期，当时帝国的扩张和统一正处于上升势头之中。关于这一古代记录的一项调查得到了涉及1210928名被放逐者的43个事件，以及超过100个的我们不知道或者仅仅知道部分数据的放逐事件。即使这些被公布出来的数据的可靠性值得怀疑，而且尽管关于把所有人群赶出家园的论断需要小心对待——“他的土地上的人们，男的女的，小的大的，都没有例外，我带领他们前进，我把他们视作战利品”——这种做法的累积效应是巨大的。
大约在接下来的这个世纪，被放逐者的不断流入使得亚述国王得以建造、转移和供养几个都城。歌颂皇室功勋的石头浮雕传递出这样一种印象：被放逐者仅能携带少得不能再少的个人物品，例如一个包或者麻袋。他们被剥夺了以前的资产，一般只能期望勉强维持生存。当帝国达到其权力的顶峰的时候，他们的状况甚至恶化了。长期以来，在相关记录中，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重新定居的对象被正式地与土著居民区别开来：他们“与亚述人在一起”。从大约公元前705—前627年，大胜仗和不断持续的扩张培育出一种高涨的优越感，这种语句在亚述征服者的最后阶段消失了。被放逐者被降级到劳力的地位且被用在大型的公共建筑工程中。
强制性移民不仅扩大了穷人的队伍，而且提高了上层阶级的财富和收入。法庭和寺庙的多种文本都提到了战俘的分配。当最后一位伟大的征服者——亚述巴尼拔国王从埃兰（现在伊朗西南部的库泽斯坦）拖来大量的被放逐者的时候，他宣称这些是“我奉献给我的神灵的精品……这些士兵……我增加了我的皇家军队……剩下的在都城中、在伟大的神的驻所、在我的官员、在我的贵族和我整个阵营中间像绵羊一样进行分割”。分配后的这些俘虏被放到授予官员的农田和果园中进行劳作，其他人被安排到皇家土地上。由于是在很大规模上实施的，这些安排提高了劳动者在整个有着低收入和没有财产的人口中的比例，同时也提升了那些接近上层的人的收入，这是一种注定会恶化整体不平等的组合。
奴隶制产生了相似的结果。对外来人口的奴役是少数几种能够在小规模的，有着较低或适中复杂性的采集者社会创造出显著不平等水平的机制之一，这不仅存在于太平洋西北部的靠海维生的觅食者社会中，还广泛地存在于部落群体中。然而又一次的，驯化和国家的形成促使对奴隶的使用达到新的高度。在罗马共和国的统治下，几百万奴隶进入意大利半岛，他们中很多人被富有阶层买来，在后者的宅第、作坊和农庄中辛苦工作。2000年之后的19世纪，在现在的尼日利亚，与“黑奴制度”在美国南方提高了其物质不平等恰好同时发生的是，索科托哈里发国“圣战主义者”也将大量的战俘分配给其政治和军事精英阶层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