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子峰
长期以来，经济不平等是如何变化的？目前为止，我已经分析了这一过程的早期阶段。权力不平等和等级制度与非洲类人猿一起在几百万年前就出现了，并且在过去的200万年左右的时间里随着人类的进化逐渐减弱了。全新世期间，人类驯化活动推动了权力和财富不平等的一次上扬，并随着我们描述过的大规模的掠夺成性的国家形成而达到顶峰。现在是时候对这个地球的特定部分进行放大，以看清楚其中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演化是否更加普遍地遵循一种能够被特定的不平等和矫正力量解释的模式。我的目标是证实这本书的关键论点：不平等程度的上升是由技术及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形成之间的交互作用驱动的，有效的矫正需要暴力性冲击，这种冲击至少能暂时限制和扭转由资本投资、商业化以及掠夺性的精英阶层和他们的伙伴行使的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所导致的不平等后果。
我会把大家一路带到20世纪早期的调查中，我完全是出于实用的目的聚焦欧洲的，从整体和长期来看，欧洲社会产生了最丰富的（或者至少是最彻底研究过的）一直延续到现代的关于物质不平等演化的证据。这一证据使得粗略重现几千年来上升或稳定的不平等和平等化冲击之间的反复变动有了可能性（图3.1）。
公元前7000年起，欧洲出现了农业，并且农业在接下来的3000年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宽泛地说，哪怕我们不能期望可以细致地追踪这一过程，这一根本性的经济转型注定要伴随着逐渐升高的不平等。设想一个直截了当的线性轨迹是不够明智的，例如瓦尔纳那些考古证据表明，短期的变动也可能是相对可观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退后一步，而是退后三步或者更多，把我们的考察尺度从几百年扩展到几千年，我们也许可以安稳地设想一种人口密度增加、规制强化和剩余增长的总体向上的趋势。
图3.1 欧洲长期的不平等趋势
基于这种俯瞰的角度，我们能够确定，在公元纪年之后几个世纪的罗马帝国成熟期中，物质不平等达到第一个长期最高点。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此前没有达到过与之相当的人口、城市化、私有财富和强制能力的水平。希腊是唯一的例外：由于它与古代西亚文明核心区域地理上的邻近性，其在国家层面上的发展要比欧洲其他地区在时间上往前回溯更远。高水平的不平等在迈锡尼铜器时代晚期就已经达到，并且也许在公元前13世纪达到顶峰。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随着宫殿变成村庄，国家的崩溃大大降低了这些差异，这就是我在第9章中讨论的暴力解决措施。尽管古代与古典时期的希腊城邦文化（大约公元前800—前300年）取得了高得多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要比罗马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高），根植于大规模军事动员的制度限制了不平等。然而，就像欧洲的其他地方，罗马时期也同样是一个区域不平等大大上升的时代。 [1]
暂且不谈巴尔干地区的南部，这里依然是在拜占庭的控制之下（有时是不稳定的），所有受到罗马统治的欧洲其他地区经历了一次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严重压缩，这一过程开始于公元5世纪的下半叶，即罗马政权分裂的时候。就像我在第9章中表明的，这种经济平等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衰败的结果，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暴力性冲击，并且被从6—8世纪在西欧发生的，提高了劳动相对于土地价值的第一次鼠疫大流行进一步强化了。我们需要考虑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当大变化：矫正效应可能在后罗马帝国时期的英国最为彻底，早期的机构和基础设施大体上都被一扫而空，不平等可能在更封闭的地区表现得更有弹性，例如在西哥特人统治下的伊比利亚半岛。即使是这样，广泛的精英利益交换网络、城市化、财政结构和跨区域财富持有的瓦解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过程。
试图对这次大压缩进行量化似乎是不明智的：为罗马帝国估计基尼系数很困难，为6—8世纪的罗马帝国估计基尼系数可能是更困难的。注意到以下两个下行压力的同时发生就足够了：降低了不平等范围的人均剩余的缩小，以及国家和精英的榨取能力的逐渐变小。即使是拜占庭统治下的希腊也受到了可以缓解暴力性动乱的严重影响。有一段时间，作为那个时代欧洲城市化的最东端的君士坦丁堡，可能是帝国的不平等的最后残存的堡垒，但即使这个受到很好保护的中心也经历了一段严重衰退的时期。
欧洲经济和国家组织开始在不同时期复苏。加洛林王朝在8世纪的扩张可以被视为一段不平等复活的时期，也许穆斯林对西班牙的征服也如此。在英国，在埃赛克斯伯爵的领导和强大且富有的贵族形成的条件下，后罗马时代的低谷让位给国家的形成。拜占庭这样一个权贵主导的社会，在9世纪和10世纪重新掌握了对巴尔干地区的控制。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普遍变得衰弱的贵族重新开始聚集力量。考虑到相当大的地理差异，9世纪以来，封建主义的日益突出使得精英阶层在更大程度上控制了农业劳动力及其剩余，这是一个与民间和宗教领袖之间正在进行的土地集中同时发生的过程。大约1000—1300年以来，欧洲随之经历了一个持续的经济和人口增长的阶段。更多人口、更多更大的城市、更多商业和更优良的精英阶层，所有这些都提高了经济不平等程度。
在整个这一时期，英国的不平等程度也上升了。虽然1086年的《土地赋税调查书》表明，大多数农民家庭拥有足够的土地，从他们自己的地块就可以获得超过维持生存水平的收入，但1279—1280年的《百户区卷档》发现，他们后代中的大多数只能寄希望于通过为其他人提供收割工作获得工资收入，补充他们的农业生产，使得自己收支相抵。模拟模型显示，单凭人口增长不足以产生这一结果：不平等的上升是由人口数量上升的交互效应驱动的；这种土地转移政策的放松鼓励了小土地所有者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把土地卖给状况好一些的人，以购买食品、种子、牲畜，或者偿还债务；可分割遗产带来的效应是打破了财产的持有规则，并且促进了更多的压力环境下的出售。一些农民变得完全没有任何土地，这更进一步提高了资产不平等。此外，即便这些人的地产规模在缩小，英国的地租在11—14世纪早期之间却大大增加了。在同一时期的法国，即9—14世纪早期之间，典型的地块大小从大约10公顷下降到常常少于3公顷。
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程度也受到了上层社会收入和财富集中的驱动。1200年的英格兰，有160位富豪（男爵）的平均收入达到200镑，但是到1300年，这一群体已经扩大到200人，平均收入为680镑，扣除物价因素也有原来的两倍。作为一个不平等程度强化的典型时期，最大的财富增长得最多：在1200年，最富有的男爵，切斯特的罗杰德莱西用掉了800镑（也许是所有同级别群体平均年收入的4倍），然而到1300年，康沃尔伯爵埃德蒙得到3800镑，扣除物价因素后几乎有其三倍之多，等价于这时期所有同级别群体人均收入的5.5倍。英国精英阶层的中间等级增长得更为显著，束带骑士的数量在大体相等的收入门槛上，从1200年的大约1000人上升到1300年的3000人。军队报酬的不平等能够通过骑士阶层相对于步兵的收入比率来追踪，这一数字从1165年的8∶1上升到1215年的12∶1，再到1300年的12∶1~24∶1。并非巧合的是，在14世纪的早期，法国葡萄酒的进口也达到顶峰。同一时间，精英的收入在实际水平上也上升了，那些普通人的收入则下降了。人口增长和商业化的交互效应很可能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也产生了相似的结果。
在1347年暴发黑死病的前夜，欧洲整体上要比罗马帝国时期以来更为发达和更不平等。我们只能猜测这两个顶峰的对比。我怀疑甚至到14世纪早期，整体的不平等可能已经下降到比大约1000年之前的水平低一些。在中世纪欧洲，没有能和罗马帝国后期贵族相媲美的人物了，他们在整个地中海西部及其腹地拥有资产，并从庞大的帝国财政中汲取资源。只有拜占庭帝国可能遭遇过比成熟的罗马帝国更高的榨取率，但是它主要位于严格意义上的欧洲之外。一项对1290年左右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收入基尼系数的孤立估计，其不平等程度用人均产出的可比水平表示，要比2世纪的罗马帝国的水平稍微低一些。最终，罗马帝国和中世纪中叶之前对不平等的更有意义的对比可能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在这里，重要的是中世纪中叶收入和财富的整体不平等，这是一个我们没有理由质疑的趋势。14世纪第一个10年巴黎和伦敦高水平财富集中（基尼系数达到0.79或者可能更高）的税收记录仅仅记载了那段时间的长期性商业革命靠近终点的情况。
当瘟疫在1347年袭击欧洲和中东的时候，所有这些都改变了。几代人以来，一波又一波的瘟疫蔓延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类。到1400年，超过1/4的欧洲人口被认为已经死去——也许在意大利是1/3，在英格兰是接近一半。劳动力变得稀缺了：到15世纪中叶，在这个区域，非熟练的城市工人的实际工资大体提高了一倍，但是熟练的手工艺人提高得少一些。即使地租下降和精英阶层财富缩减，英国的农业工资的实际值也翻番了。从英格兰到埃及的平民享受到更好的食物，并且身体长得更高了。如同我在第10章所指出的，意大利城市的税收记录展现出财富不平等的戏剧性下降，本地或者区域的基尼系数下降了超过10个点，上层社会的财富比重下降了1/3或者更多。几百年的不平等化过程被人类经历过的最为严重的一个冲击化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