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和瑞典的发展同样提出了关于记录质量的问题。在挪威，顶层1%收入群体的财富比重，从计算得到的1789年的较高水平处下降，在1868—1930年之间稳定维持在36%~38%。1875—1906年，顶层1%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在18%~21%的一个较小范围内变动得非常少，但是到1910—1913年，突然下落到大约11%。这很难解释，1908年和1909年的衰退是否足以说明这一分化还不清楚。如果这种下落是真实的，而不仅仅是证据的假象，它就表明存在某种冲击驱动的矫正事件。瑞典的趋势与挪威的类似，顶层1%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从1903年的27%下降到1907—1912年的20%~21%。然而，1870—1914年，工资不平等程度上升了，同时与丹麦和挪威不同，财富集中程度在1800—1910年间略微增加了。
在后来变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些地区，不平等可能持续增长了250年的时间，仅有一些很短暂的停顿（图3.5）。殖民地时期的趋势没有得到很好的记录：即使是这样，可能奴隶制的扩张还是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提高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伴随着战争毁灭了资本、军事服务，伤亡、逃跑的奴隶减少了劳动力供给，海外贸易受到破坏，以及城市精英不成比例地受到这些混乱局面的沉重打击，独立战争及其直接后果（给不平等）带来了暂时性的压制效果。富裕的效忠者逝去了，其他人最后一贫如洗，同时，城乡工资，白领与非技能城市工人之间的差距缩小了。1800—1860年，劳动力的快速增长，有利于工业和城市的技术进步以及金融机构的改善，使贫富差距扩大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到1860年底，全国收入基尼系数从1774年的0.44和1850年的0.49上升到0.51，同时这“1%”，从1774年的8.5%和1850年的9.2%增加到获得10%的总收入，蓄奴州通常记载了更高的不平等水平。最富有的美国人手中财产集中的急剧增长和工人之间收入差距的大规模上升都有助于这一发展：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的财富比例从1774年的14%变成了1860年的32%，是原来的两倍多，收入的基尼系数从0.39暴涨到0.47。
图3.5 美国不平等的长期变动趋势
我在第6章中会更为详细地描述，内战使得南方的财富趋于平衡，但进一步加剧了北方的不平等，这两种相互抵消的区域性趋势使得国家层面的测度大体不变。不平等随后延续到20世纪初：顶层1%收入群体的收入比例从1870年的大约10%变成了1913年的大约18%，几乎翻了一番，同时技能溢价也上升了。城市化、工业化和低技能工人的大规模移民是这一趋势产生的原因。最高收入群体财富比例的一整套指标同样表明了从1640年到1890年，甚至再到1930年的持续性上升。以一种测度为例，1810—1910年间，顶层的1%美国家庭持有的所有资产的比例几乎增长了一倍，从25%上升到46%。财富集中在最顶层是最明显的：在1790年，美国所公开的最大的财富已经等于平均年度工人工资的25000倍，在1912年，约翰·洛克菲勒身价为这一等价工资的260万倍，相当于增加了两个数量级。
我前面已经提到了直到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拉丁美洲经济中存在着不平等的长期性增长。当商品出口使区域精英富裕时，收入集中程度飙升了：对南锥体各国——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的一项估计认为，总体的收入基尼系数从1870年的0.575增长到1920年的0.653，另一项分析得出更强烈的上升趋势，即使经过了人口加权，还是从1870年的0.296变成了1929年的0.475。尽管这些数据很不确定，这一趋势的总体方向似乎是足够清晰的。日本是一个更为奇特的例子。德川时代的技能溢价好像下降了，当日本与世隔绝的情形在19世纪50年代结束时，不平等水平是相当低的。商业精英以前不能通过国际贸易来确保其收益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此外，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非农部门在闭关锁国期间的扩张，税收是基于产出的固定假设来设定的事实阻止了拥有大片土地的“300位世袭贵族”获取不断扩大的农业剩余，这就导致他们在总收益中的份额下降。日本对全球经济的开放以及随后的工业化推动不平等达到更高的水平。
总而言之，对一个以当前标准来看产生了常常是有限质量和一致性的只有相对较少数据量的时期来说，直到两次世界大战前的这个世纪的国家发展趋势就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清晰。对于一段一直延续到1914年的时期，时间范围取决于各国的可得证据，可以从几十年到一个多世纪，不平等程度主要是上升或者维持不变的。尽管财富的集中实际上大量增加到此前没有的高度，但是在英格兰，收入不平等程度在19世纪早期已经如此之高以至不能再高。虽然在另一个发展较早的不平等国家荷兰（也许还有意大利）较为稳定，然而财富或者收入的差异在法国、西班牙、德国的大部分地区、美国，以及已经得到充分描述的这些拉丁美洲国家和日本都上升了。基于对记录的保守解读，除了19世纪富裕人群中一定程度的财富集中和一些突然发生在“一战”爆发前几年的没有得到较好解释的最高收入群体收入比例下降之外，北欧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似乎保持着相当稳定的不平等水平。18世纪末、19世纪初至“一战”期间，在我们掌握数据的8个国家中，6个国家的顶层1%收入群体的财富比例上升了：英国、法国、荷兰、瑞典、芬兰和美国。
同时，对不平等收缩情况的较好记录是罕见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美国、法国和拉丁美洲发生的革命带来了温和平等化冲击之后，美国内战是唯一已知的对一个区域的财富集中产生影响的事件。除了这种具有不变的暴力性矫正效应的零星现象外，不平等大多或者维持在高水平，或者进一步扩大了。大体而言，不管这些国家较早实现工业化还是较晚，甚至完全没有，也不管土地稀缺还是丰富，以及政治系统如何配置，这都是正确的。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商品和资本流动日益全球化，以及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加上一个世纪以来的不寻常的和平条件，创造出一个保护私有财产并使资本投资者受益的环境。在欧洲，这使得开始于中世纪末期黑死病消除后的长期不平等向上摆动，并且持续了4个多世纪。世界其他地方可能已经经历了不那么长的不平等化阶段，但是正在进行稳步地追赶。
在第14章的结尾，我得出关于这个世界是否将进入一个收入和财富更为极端分配的不均衡时代的可能答案。但是，这当然不是已经发生的情况。在1914年6月28日上午11点前不久，一个19岁的波斯尼亚塞族人开枪打死了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索菲，当时他们乘坐的敞篷轿车正行驶在萨拉热窝街头。当问到他受的伤有多严重的时候，垂死的王储越来越微弱地回应“这没有什么”。他完全搞错了。
36年后，1亿多人死于暴力，欧洲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多次遭到破坏。在1914—1945年（或者记录中的最近一年）间，这“1%”的收入份额在日本收缩了2/3；在法国、丹麦和瑞典，也许还有英国，收缩了超过一半；在芬兰是一半；在德国、荷兰和美国超过了1/3。不平等也在俄国和其原帝国范围内的其他地方、中国大陆、韩国等地崩溃了。精英阶层手中的财富集中，尽管在革命的环境之外更富有弹性且因此减弱得更慢，还是遵循了同一模式。在西欧，资本存量与年度GDP的比率在1910—1950年间下坠了大约2/3，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可能接近1/2，这是一个极大降低了富有投资者的经济优势的再平衡过程。暴力性矫正的四个骑士中的两个——大规模动员的战争和变革性的革命已经释放出毁灭性的后果。这是自黑死病以来第一次，在西罗马帝国衰落以来也许无可匹敌的规模上，获得物质资源机会的分配更加平等了，这在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是独一无二的。直到这次“大收缩”结束的时候（通常被认为是20世纪70年代或者80年代），实际的不平等水平在发达国家和亚洲人口较多的发展中国家，已经下跌到自几千年前人类过渡到定居生活和食物驯化以来没有过的深度。接下来的章节将会告知其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