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在15世纪末消退之后，欧洲的人口开始复苏。经济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不平等也是如此。欧洲财政–军事国家的形成、海外殖民帝国的创立，以及史无前例的全球贸易扩张促进了制度变迁和新的交易网络产生。尽管商业性和朝贡性的交易一直都是并存着的，但随着附庸国的商业化转变以及对商业收益的依赖性越来越高，前一种交易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一个更为统一的世界系统的增长得到新世界中金银的开采和跨大陆贸易调动的财富支持，并且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当欧洲变成世界性交易网络中心的时候，发展带给商业精英更多的力量，并且把农村大多数人拉进了对他们的土地依附带来压力的市场活动之中。获得进贡的精英阶层演变成商业和企业化的地主，同时商人与政府之间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通过圈地、税收、债务和持有土地的商业化，农民被逐渐从土地中剥离了。根植于对政治权力的掠夺性应用的传统致富方式与这些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化过程一起持续存在：更强大的国家提供了通向富裕的有吸引力的路径。所有这些都对财富不平等施加了上行压力。
中世纪后期，现代欧洲在物质不平等的历史研究中占有特别的位置。财富分配（然而还不是收入）的量化证据首次变得可用了，使得我们能够充分地追踪长时间的变化，并且在不同区域之间比较发展的成果。这些数据主要来自可征税财产的本地记录，并且得到了有关地主和工人收入信息的补充。接下来，我将同时使用财富分配和收入的信息。一般来说，系统分析这一时期的两个指标是不可能的：研究前现代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学者在选择的时候，可能要比现代经济学家选择的更折中。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前工业化社会，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趋势基本不太可能向不同方向移动。
尽管这些数据集并不意味着关于不平等的真实全国统计数据，但它们把我们对于财富集中的结构和演化的理解置于一个比以前更坚实的基础上。由于它们的内在凝聚力和时间上的一致性，一些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的数据可能对这些变化的总体轮廓来说是更为可靠的向导（相对于从不同来源的，即使是19世纪的资料来重构全国趋势的现代尝试而言）。几个西欧和南欧社会得到的证据表明，资源在大城市中要比在较小的城镇或者乡村中分布得更不均衡，不平等程度在黑死病结束之后通常都上升了，这种上升发生在多种经济条件的作用之下。
更细致的劳动分工，技能和收入的差异化，精英家庭和商业资本的空间集中，以及更贫穷的移民的流入总是推高了城市的不平等程度。根据1427年的佛罗伦萨王国人口统计，财富不平等与城市化的规模是正相关的。都城佛罗伦萨有着一个达到0.79的财富分布的基尼系数——如果把没有记载的无财产穷人包括在内，也许接近0.85。较小城市的基尼系数相对较低（0.71~0.75），农业平原的还要低一些（0.63），最贫穷的地区（丘陵和山区）的最低（0.52~0.53）。最高等级人群的收入相应发生类似的变化，从佛罗伦萨最高5%收入人群所占的67%的比重，下降到山区同类人的36%的比重。另一个意大利税收登记数据中出现了大体相同的情况。15—18世纪，托斯卡纳地区的阿雷佐、普拉托和圣吉米尼亚诺这些城市报告的财富集中程度一直比相邻的农村地区高一些。在皮德蒙特也能观察到同样的模式，虽然程度轻一些。
在中世纪后期和现代西欧早期的主要城市中，基尼系数至少达到0.75的较高财富不平等程度是一个标准特征。奥格斯堡是当时德国领先的经济中心之一，提供了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从与瘟疫相关的矫正作用下复苏之后，城市财富基尼系数从1498年的0.66上升到1604年超常规的0.89。很难想象出一个更为两极分化的社区：很少比例的居民拥有了几乎所有的资产，另外1/3~2/3的人根本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将会在第11章详细讨论这一案例。在荷兰，大城市同样有着类似的高水平财富集中（基尼系数在0.8~0.9之间），小城镇则落在后面（0.5~0.65）。阿姆斯特丹的城市收入不平等程度也是非常高的，其相应的基尼系数在1742年达到0.69。1524—1525年的英国税收记录反映出的城市财富基尼系数通常都高于0.6，也可能高达0.82~0.85，要比农村的0.54~0.62高出不少。在个人财产的遗嘱清单里，资产的分布同样与住房的规模相关。1500—1800年之间，在这些区域的某些地方，城市化比率保持了稳定，最为显著的是在意大利以及伊比利亚半岛，但是在英格兰和荷兰，城市化比率有了显著的增长，由此提高了整体不平等水平。
从15世纪时由黑死病带来的矫正效应的低点开始，在我们有数据的几乎欧洲所有地区，不平等程度都上升了。荷兰在这方面提供了最详细的信息。作为一个早熟的，几乎确定有着当时全世界最高人均GDP的发达经济体，它证明了商业和城市发展的不均衡效应。在17世纪晚期，城市人口比例达到40%，同时只有1/3的人口从事农业。大城市为出口市场进行制造和加工。脆弱的贵族阶级已经被享有免受专制掠夺的自由商业精英超越。由于资本集中在城市，以及许多地主居住在城市，城市变得高度不平等了。在1742年的阿姆斯特丹，几乎所有收入的2/3来自资本投资和创业活动。作为对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的转移和压低了实际工资的国外劳动力流入的反应，荷兰的资本收入的比例从1500年的44%上升到1650年的59%。
荷兰公民中的一小部分人，即使在城市贫民队伍不断扩张的情况下，依然获得了新创造财富的不成比例的很大份额，经济发展和城市增长带来的是长期上升的不平等程度。在莱顿市已报告财富的最长可得时间序列中，顶层1%群体占有的财富比例从1498年的21%上升到1623年的33%、1675年的42%和1722年的59%。在同一时期，资产总额没有达到最低税收门槛标准的家庭比例从76%上升到92%。相关度最高的信息来自记录了荷兰不同区域房屋年度租金值的税收登记表，这是总资产不平等水平的一个更为间接和不完美的代理变量，考虑到富人如果变得更富有，他们在住房上花费的收入比例会逐渐变小，这就可能会带来对不平等水平的低估。荷兰大部分地方的加权值显示出一种持续的上升，从1514年的0.5到1561年的0.56，18世纪40年代的0.61或者0.63，以及1801年的0.63。在1561—1732年间，租金的基尼系数在所有地方都上升了，在城市中从0.52上升到0.59，在乡村中从0.35升到0.38。对15个荷兰城镇资料的最新标准化调查显示出一个从16世纪—19世纪后期总体上升的趋势。
经济进步仅仅为这一现象提供了部分解释。有时即使在经济增长停滞的时候，财富集中还保持上升。只有在北方低地国家中，不平等的上升趋势与经济增长是一致的，而在南方低地国家中，这两个变量之间根本没有系统性关系。经济发展的不同路径并没有影响不平等上升的共同趋势。不同的税收体系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尽管南方对累退的消费税的强烈重视本应该产生不平等的后果，然而荷兰共和国对北方的税收实际上是累进的，关注的重点是奢侈品和不动产。可是，不平等还是在整个区域逐渐扩大。
这并不奇怪：在更有活力的北方，不断拉大的工资差距成为全球贸易和城市化的不平等力量的一部分，它至少部分根植于社会政治的权力关系。在1580—1789年间的阿姆斯特丹，高级行政官员、教士、校长以及兼任医生的理发师的工资上升得更快——以5~10的倍数，相对于木匠获得的工资而言，后者仅仅翻了一番。对于一些职业，例如外科医生，这可能反映了赋予他们的技能更大的重要性，尽管这一时期工人的技能溢价并没有普遍上升。此外，对政府官员和例如校长这样相关的“知识性工人”慷慨加薪，很可能最初是由一种人的欲望驱动的，这种人紧跟这些人，在同一个资产阶级阶层，并且从增长的资本收入中获益。因此，商业资本的收入对特定的社会特权群体而言，可能对工资有一种明显的冲击效应。精英阶层的寻租行为对于收入分配有一种极化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