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大范围的征服形成国家的不平等效应，在公元前24世纪—前22世纪的阿卡德王国的例子中是清晰可见的。如果我们不仅仅从规模上，也从多种族的异质性、非对称的中心–外围关系，以及由来已久的荣誉和等级的传统意义上定义帝国，这可以被视为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帝国，它对从叙利亚北部到伊朗西部的多元化社会行使着权力。这种前无古人的扩张不仅鼓动阿卡德的统治者要获得神圣的地位（现存的文本指出，里木什作为帝国的创立者萨尔贡的儿子和继承人，“认为自己属于众神的一员”，他的侄子纳拉姆辛宣称“他的城市的人要求他成为他们的阿加德城之神，并且他们在此为他修建了庙宇”），而且大规模地获取和再分配资产。当地城邦的国王被阿卡德任命的总督取代了，同时大量的土地最终都到了新的统治者和他们资深的代理人手中。由于大量最有生产力的农田都由寺庙掌握，统治者或者没收这些土地，或者指派他们的亲属和官员作为教士以掌握对这些资源的控制权。新的帝国统治阶级积累了大量的地产。他们将被征用的土地分给了过去支持他们的官员，并用其奖励他们自己的随从和下属，其中一些被称为“天选之人”。后来的传统表现出对“在草原上分配农田的抄写员”的反感。政府拨款的受益人通过购买私人土地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资产。
一些阿卡德人的记载有助于我们详细了解精英阶层财富的增长。神王纳拉姆辛的管家耶蒂–梅尔在帝国的不同区域拥有差不多2500英亩?[04]??的土地。梅萨，公元前23世纪末的一位显要人物，控制了超过3000英亩土地：他被授予了其中的1/3，以维持自己的生存，他购买了剩下的土地的使用权。他的土地被分给了更低级的管理者、手艺人和随从，其中只有少数人获得了超过90英亩的较大份额，大多数人不得不获得非常小的地块。对物质资源的需求因此在国家层面上急剧增加。再加上掌权者很少顾及既有的所有权模式的重新分配资产的能力，生产性资源在帝国的融合创造出一种“赢者通吃”的环境，为一小部分的精英带来了不成比例的利益。一位著名的专家断言，“阿卡德的统治精英享受的资源要远远超过他们之前的苏美尔贵族所认知的水平”。
帝国的架构有潜力以一种与经济活动的回报不相关的方式来影响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并将物质不平等变为权力关系重组的副产品。大规模的政治统一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对高端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以及使企业家投资已经建立起来的交易网络，来扩大资本所有者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改善商业活动的整体环境。它促进了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在都市的中心，从而也加剧了物质不平等。它使大众需求和期望免受与中央政府捆绑在一起的富有的精英阶层的影响，给予他们追求个人收益上的更完全的自由。除了其他因素之外的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收入和财富的集中。
但是，帝国的统治也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塑造了不平等。国家主导的对政治精英成员和行政人员的物质资源分配，将政治不平等转变成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它直接且迅速地在经济领域再造了权力不对等。前现代国家中权力代表制的本质要求统治者与他们的代理人和支持者，以及原有的精英一起分享收益。在这样的环境下，对生产性资产而言，指定剩余的拥有权可能比正式的产权更为重要。这在那些劳动力提供的服务代表着国家和精英收益主要组成部分的社会特别正确。在印加帝国，劳役安排在历史上有着非常广泛的记录，但强制性劳役在埃及、西亚、中国和中美洲这几个地方也很普遍。授予土地几乎是一个赏赐核心伙伴的普遍方式，夏威夷的酋长、阿卡德和库斯科的神王、埃及的法老和周朝的天子、中世纪的国王和新世界的查尔斯五世都分配过土地。他们试图让这些受俸的不动产在初始受益人的家族中被继承，并且最终它们变成私有财产几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即使当其成功实现的时候，这些转变仅仅是延续和固化了起源于政治领域的物质不平等。
在土地和劳动力的授予之外，参与国家财政的征收是以权力为基础的精英获得财富的另一个重要的路径。这一过程得到了如此好的证明，以至一本很厚的书才能对其进行分析。这里只给出一个人们不太熟知的例子，在奥约帝国，即现代社会早期、西非的一个较大的约鲁巴国家，各地的小王和臣属的酋长在参加首都举行的年度盛会之前都聚集在当地的朝贡中心。作为贡品的贝壳、牲畜、肉类、面粉和建筑材料，通过一些官员被献给国王，这些官员被指定担当特定进贡者群体的代表，并且有资格获得这些贡品的一部分作为对他们承担麻烦任务的补偿。不用说，正式的报酬常常只是这些财政官员从他们提供的服务中获得的个人收入的一个适中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