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国历史的第一个阶段，五个区域性帝国全部集中在欧亚大陆，而且全部是大陆帝国文明。在这五个区域性帝国格局中，欧亚大陆边缘的四个帝国拥有巨大的文明优势，而地处高寒地带的草原帝国则处于文明程度较低的游牧阶段。然而，草原帝国拥有地缘战略优势，对边缘地带的四大文明帝国始终构成威胁，尤其是西方基督教帝国一直受到东方伊斯兰帝国和草原帝国的双重挤压。而伊斯兰帝国之所以能对基督教帝国构成威胁，不仅是因为其宗教和军事的优势能力，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垄断了与东方印度帝国和中华帝国的海洋贸易，从而拥有巨大的资源和财富。正是在这一帝国竞争的背景下，基督教帝国才不得不冒险进入大西洋，试图寻找与东方中华帝国进行商业贸易的海洋通道。哥伦布航海寻找的就是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以替代陆地上被草原帝国所破坏的“丝绸之路”，从而打破伊斯兰帝国对东方贸易的垄断。
基督教帝国被迫冒险走向海洋，翻开了人类帝国历史的新一页。
一方面，基督教帝国“发现”并征服了美洲、南部非洲乃至大洋洲等以前未知的领土和文明，攫取了前所未有的资源。
另一方面，地理大发现导致了“全球性殖民帝国”这种新型帝国形态的出现，即统一的基督教帝国开始分裂为新兴的以主权国家为母体的新型殖民帝国，而这些殖民帝国之间的竞争推动了基督教文明率先实现了现代文明的转型，从而使得西方的殖民帝国拥有了对东方传统文明帝国的压倒性优势。
此后，世界历史进入到西方帝国支配全球的历史阶段。地理大发现推动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学习东方文明，不仅吸收东方文明在天文、数学、地理、航海、造船等领域的先进成果，也受到中华文明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影响。而全球不同民族、文明的出现，本身也在摧毁基督教圣经对普遍历史的描述。这一切表现为西方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兴起，与传统基督教帝国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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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帝国被迫冒险走向海洋，翻开了人类帝国历史的新一页)
地理大发现推动了基督教帝国内部的竞争，各个王国或民族纷纷开展海外争夺。这种内部的竞争也推动了西方文明整体的理性化进程，各个王国纷纷脱离基督教帝国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由此形成现代西方政治理论所阐述的以公民个体权利为主体，通过社会契约来建构同质性的主权/民族国家这样的新型政治实体，也形成了协调各个主权/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由此，在政治理论中出现了主权国家与帝国这两种政治类型的比较，那些古老的区域帝国（如中华帝国、印度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等）被看作是一种代表着过去的传统政治形态，而新兴的欧洲主权国家才是一种代表着未来的现代政治形态。
然而，新兴的欧洲主权国家在进行海外殖民、建立殖民帝国的过程中，又建构出新型的帝国体制。不同于传统区域性文明帝国将征服的领土作为帝国内部的一部分进行治理，殖民帝国形成了主权国家与殖民地内外划分和身份隔离的新型殖民帝国模式，殖民地作为帝国的一部分仅仅是主权国家获取资源、榨取利润的基地。帝国中心的民族国家部分采取共和政体，而帝国边缘的殖民地则采取赤裸裸的专制政体，二者一起构成了殖民帝国的一体两面。因此，欧洲帝国之间的竞争不仅在于欧洲领土的争夺，更重要的是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与重新分配。从威斯特法利亚条约到乌特勒支条约，现代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法体系实际上是现代殖民帝国之间相互争夺并形成临时平衡的产物，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殖民地的争夺与重新分配。
如果我们追问，欧洲帝国何以主宰世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作为这些帝国文明内核的现代民族国家体制。恰恰是欧洲各民族抛弃了传统基督教文明帝国的形态、抛弃了宗教和道德这些传统文明要素对人的束缚，着眼于人的自由解放而建构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体制，赋予了这些国家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强大的经济、政治、文化力量，从而不断在全球开拓殖民地，建立起新的帝国形态。
可以说，西方民族国家是在摆脱旧帝国的同时建立了新帝国，这个新帝国不仅包括殖民地，也包括国际法体系，是一套殖民地法、国家法和国际法整合在一起的全新帝国形态，是拥有国家与帝国两副面孔的复合体。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中的主权国家体系的建构始终是以全球殖民帝国体系的构建为前提的。一个国家只有在殖民帝国的争夺中获得权势，才有资格进入这个主权国家体系中。正是由于欧洲列强可以在新发现的“自由土地”上随心所欲地展开殖民帝国的争夺，才维持了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脆弱平衡。而19世纪晚期，随着地理大发现的结束，欧洲殖民帝国在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爆发了世界大战，最终摧毁了殖民帝国体系，也瓦解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
如果我们比较传统的区域性文明帝国与近代的全球性殖民帝国，就会发现二者在帝国形态上的巨大差异：
其一，区域性文明帝国虽然有潮汐般的兴衰、扩张和收缩，但基本上保持在相对稳定的地理区域之内；然而新兴殖民帝国的触角则越出欧洲的地理空间，伸向全球各个大陆，其势力在美洲、非洲和大洋洲乃至古老的亚洲均未能遇到与其力量相匹敌的阻力，以至于在地理空间上扩张为全球性帝国。
其二，区域性文明帝国在帝国征服中往往追求文明扩展、追求区域内的“大同”与“和平”；相比之下，全球性殖民帝国从一开始就以商业贸易作为其主要动力，因此其新征服的地区不是需要治理的领土，而是向宗主国提供原材料、奴隶与商品输出市场的殖民地。由此，殖民地和奴隶制构成了全球性殖民帝国的两种基本特征。事实上，基督教帝国之所以顺利演变为殖民帝国，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早在希腊罗马帝国时期就因为商业贸易而形成的漫长奴隶制传统。
其三，区域性文明帝国建构形成一个帝国内部相对同质的治理体系，只在局部边疆地区临时采取不同的治理模式；而全球性殖民帝国从一开始就将殖民地作为经济榨取的来源，由此形成了内部主权国家与边缘殖民地之间内外严格区分的现代帝国体系。欧洲的主权国家与殖民帝国在宪制层面，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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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区域性文明帝国的文明特征促进了区域内种族之间的融合，并形成文明之下的种族平等，这种文明帝国尽管有种族问题，但种族并不成为帝国建构的障碍；然而全球性殖民帝国虽然也在文明与野蛮的话语下进行扩张，但由于殖民帝国始终进行内部民族国家与外部殖民地的严格区分以及公民身份的隔离，以至于殖民帝国的文明标准始终包含着种族主义的要素。因而，殖民帝国非但不能促进种族的融合，反而催生出前所未有的种族仇恨与屠杀。殖民帝国催生的种族主义遗产至今难以消化。
欧洲殖民帝国的兴起无疑是人类帝国历史的第二次大转型，而这个过程始终与航海发现联系在一起，即率先走向海洋世界的国家也率先开始海外殖民、建立殖民帝国。因此，欧洲殖民帝国的兴衰历史就展现为迈向海洋、控制海洋、建立殖民地以及殖民地争夺的历史。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展开了海洋探险并在海外建立起殖民帝国，这些国家依靠基督教帝国的正统性，率先获得在新发现的领土中建构全球殖民帝国的正当性。随后兴起的荷兰、英国和法国在争夺殖民地过程中，就遇到了来自基督教帝国的正当性挑战。事实上，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实际上就是针对西班牙、葡萄牙及其背后的中世纪基督教文明帝国。由此，基督教帝国分裂为传统的天主教集团和新兴的新教集团，而荷兰、英国这些新教帝国在竞争中逐渐取得了对西班牙、葡萄牙这样的天主教帝国的胜利。
由于陆地与海洋不同的地理条件，欧洲国家在迈向殖民帝国的争霸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海洋帝国与大陆帝国两种不同的国家治理与殖民治理模式。荷兰、英国这些新教帝国发展为以全球贸易为核心的海洋帝国，其内部采取共和政体，在殖民地治理中致力于实行在主权控制下开展自由商业贸易；而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乃至后来的法兰西、德意志和俄罗斯则大体上继承了罗马帝国-基督教帝国的大陆帝国治理形式，即内部治理采取君主制，在殖民地治理中以专制形式进行掠夺。由此可以看出，欧洲近代思想中关于共和与君主、商业与领土、自由与专制的思想意识形态对立，实际上都起源于海洋帝国和大陆帝国模式的对立。这种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面对不同问题形成的不同治理模式，深刻地影响冷战乃至后冷战以来的世界格局。
全球性殖民帝国的兴起加剧了帝国之间的竞争，而激烈的帝国竞争也急速地推动着现代科技、知识和观念的变革，从而导致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场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帝国竞争一方面是欧洲内部诸殖民帝国之间的竞争，但另一方面随着欧洲现代文明在全球的传播，其他传统帝国也被激发起来学习西方，并通过自身的改革参与到这场竞争中。德意志帝国和沙皇帝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转向殖民帝国，从而加入到全球帝国竞争中。类似地，地处中华帝国体系海洋边缘的日本率先“脱亚入欧”，转向海洋世界，将自己建构为殖民帝国并加入到全球殖民帝国的竞争中。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所有的全球性殖民帝国对建构最终称霸全球的“单一世界帝国”的血腥争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