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初期日本预计与美国军力相当，只要靠着岛链进行防守，战争是能够打赢的。但是美国依靠巨大工商业的强大实力，最后让战争成一边倒的局势。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美国似乎一直是一个军事强国，但在二战刚刚打响的时候，美国的陆军规模仅居世界第18位，空军前身的陆军航空队拥有大约1700架飞机，全部军士不到2万人。更糟糕的是，在一战后掀起的反战思潮和经济大萧条的双重影响下，美国的国防开支极为有限，军工生产行业也受到打击。书中有这样一个例子，巴顿将军竟然需要自掏腰包订购螺丝和螺母才能装备他麾下少得可怜的325辆坦克。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用短短五年的时间就重整了美国军备，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那么这个奇迹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本篇将给我们揭开了一个长期被人忽视的真相，那就是战争拼的是工商业的实力。经济学家凯恩斯对二战期间美国经济发展源自于政府投资军工激发增长的论点，抹杀了美国自由经济体制所产生的巨大作用，更抹杀了工商业的领袖和代表们所做出的贡献。美国传统自由主义者的一种立场，对增加工人福利和缩小贫富差距并不关心，并认为工会组织的存在不利于经济效率。
英雄的登场
让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内容，美国如何通过指挥得当奠定了军备战走向胜利的基础？这里我们要说的，是美国制造业的领军人物威廉·克努森，他动员私营企业来主导军工生产的方针。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克努森先生是何许人也。
你可能没有听说过克努森，但是一定听说过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克努森的传奇一生与福特息息相关。克努森由于为福特汽车公司生产配件而受到了亨利·福特的提携，并一路坐到了高管的位置，后来加入了当时在汽车市场竞争中处于下风的通用汽车公司。1922年，在克努森的带领下，通用汽车下属的雪佛兰品牌在一年内就完成了扭亏为盈的逆袭，成为了首个可以根据消费者要求生产定制车的汽车品牌。雪佛兰系列席卷了整个汽车市场，通用也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工业公司。值得一提的是，通用最初仅用6000美元的年薪就得到了克努森，这个事件后来被戏称为花24美元买下曼哈顿岛之后的一次最成功的捡漏。
克努森在汽车制造业中所取得的非凡成绩，也成为了他后来上任军工生产负责人的最直接原因。在当时，汽车制造业可以说是代表了工业生产的最高水准，所以，当罗斯福总统找到一战期间管理军需生产的巴鲁克，问他谁是美国工业生产位居榜首的三大巨头的时候，巴鲁克说：“第一大巨头是克努森，第二大巨头是克努森，第三大巨头还是克努森。”就这样，在罗斯福总统的邀请下，克努森加入了国防顾问委员会，负责备战工业生产。不过率先摆在他面前的，是三重障碍。
首先，美国对外奉行孤立主义的政治观念，备战意愿不足。当时还未卷入战争的美国整体氛围仍然是反战的，反对者中包括很多企业家本人。在这种氛围下，想要让大量的企业投入军需生产着实困难，而且国防顾问委员会也没有任何法律地位和发号施令的权力，克努森必须想办法让企业自愿投入到备战生产中。
其次，工业受到经济大萧条的冲击，备战生产基础不好。例如，钢是制造战争武器的主要材料，而1939年美国的钢产量仅是1929年的一半，甚至处于20年来的最低点。很多制造行业的企业都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可以说，制造企业的生产组织和管理水平还不足以支撑军备生产的快速扩张。
最后，美国军方对于军工生产认知模糊，备战需求不明确。没有人能告诉克努森需要生产什么装备武器以及生产多少数量。
那么克努森又是怎么跨越这些障碍的呢？他指挥的方针就是依靠自由市场机制，让工商业充分发挥出自身的作用。他认为军需生产指挥官必须是工商业领袖而不能是政府官员，生产从事者也是工商行业的私营企业。依据这个方针，克努森就从企业动员开始着手准备。
他找到了六个在汽车配件制造、航空制造、军事工程建筑、造船等方面都富有经验和资历的人组成了核心团队。接着，他凭借自身的强大人脉与个人魅力，带着团队从一家企业转战另一家企业，说服企业家们投入军工生产。克努森还与负责政府贷款发放的人结成伙伴关系，为能够投入战时生产的企业积极融资，尽可能多的争取有意愿的企业加入备战。
不知道应该生产什么装备，那么克努森就告诉军方美国工业能生产什么。他就像是行走的制造业百科全书，具备一整套从钢铁和飞机发动机到化学品和家具的制造知识，他知道哪些工厂只需要进行少量的装备就可以转产飞机或枪炮，而哪些工厂需要扩建，以及可以达到的军需品产量。
除了克努森在汽车行业积累的人脉和制造知识派上了用场，他在生产和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也变成了美国军工生产组织的法宝。他依靠规模生产来降低成本和获得收益。这里我们需要解释的是，规模生产并不是靠高速度，而是靠精度，也就是说使用精度更高的机器作业能够保证同样配件的批量生产和规模化组装。除了对生产精度的把控，规模生产还要具备灵活性，允许对生产进行持续的调整和改动，来满足市场多元和变化的需求。企业可以使用分权管理的方式，来实现快速反应和灵活性。这些法宝不仅帮助美国发展了军工实业并打赢了二战，对全世界工商业的管理模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规模化生产
说完了军备战的指挥，我们再来说说作战方法，看看美国是如何启动规模化生产，最终带来军工产品产量大增，实现以多取胜的。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克努森将汽车行业的生产经验变成军工生产的指导方针，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规模化生产。这一理念如今已经广为人知，并且在制造业全面应用，但在20世纪却还是刚刚兴起。汽车制造业是世界上最早推行流水生产装配线并实现规模效益的行业。1912年，福特汽车公司建成了汽车工业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生产装配流水线，能在1.5小时内生产一辆轿车，达到了每天500辆的生产速度，这在当时被认为是生产奇迹。克努森加入福特公司后，把生产流水线和规模化生产进一步发扬光大。他认为关键是要创造一个连续不停顿的线性生产序列，将每个零件都按照装配顺序摆放在合适的地方，这样就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他将福特生产单一产品的装配线推广到各种产品的生产，发展了福特的多个分厂。可以说，克努森本人就是参与和引领这场生产变革的重要人物之一，规模化生产组织的才能也造就了他后来在通用汽车公司的成功。
现在克努森离开了汽车制造业成为军需生产的总指挥官，他面临的问题是，军需品的大规模生产要如何开启？美国的军方和克努森有完全不同的设想。军方和政府的新政人士奉行政府对经济进行强势干预的主张，因此，他们认为实现大规模生产转变只需要一个命令、一个动员日就够了，关闭掉那些民用耐用品的生产，就可以立即将资源和工时大量投入到战备的生产中。而克努森认为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会欲速则不达，关闭民用制造业将造成从业者流失而很难召回的问题，反倒无法开启大规模备战生产，他坚信完成这个目标的关键在于要保留和扩大制造业的工作母机的生产。
工作母机也就是制造机器和机械的机器，主要有车床、铣床、刨床等。工作母机制造业为各类工业提供各种机械设备，是整个工业体系的基石和摇篮，所以，克努森的启动方案就是用更多的订单砸向汽车制造行业，促进母机制造商扩大设备规模，届时再关闭民用生产工厂，大量母机制造者才能留在制造业并转而服务于军需品生产线的装配。事实证明，与政府强势干预的生产政策相比，克努森的启动建议是正确的，美国停止了工作母机的出口，1941年工作母机的产量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18.5万台，这为国防生产的大爆发奠定了基石。
做好了生产准备后，接下来先制造什么兵器呢？克努森将飞机制造作为了突破口，这不仅是因为飞机制造比较复杂，还因为造飞机的配件可以在其他工业已有的工作母机上进行生产，只需要对工人进行相应的培训就可以了。1941年，美国生产了1920架飞机，超过了罗斯福派下的生产1800架飞机的任务。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在两年前，也就是1939年的时候，美国全部的空军力量也就是1700架飞机而已，可见这个生产效率有多高。1941年同年，美国还生产了3964辆坦克。而到了1943年的时候，美国各种型号飞机的产量已经接近8万6千多架，仅仅用两年的时间就增长了几十倍，坦克也暴增到近3万辆，还有不胜枚举的机枪、炮弹和战舰等等。可以说，美国军需品的生产力已经全面起飞，而促成这一切的魔力都来自于流水装配线和规模化生产。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此期间发展的军备除了以多取胜，还注重以强制胜。美国通过飞机装配流水线批量制造出了在大西洋上空叱咤风云的 B-24 轰炸机，这个机型具备航程远、负重性能高、多功能性强的种种优势，而它的主要生产者是福特汽车公司。后来，波音公司又生产出了超级轰炸机 B-29，配以燃烧弹可以对地面形成致命打击。1945年3月9日，224架 B-29 飞向日本空袭，是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单次空袭。因为 B-29 具备前所未有的卓越承载能力，摧毁日本最后防线的两枚原子弹也由 B-29 进行运送和空投。
制度的胜利
现在，我们来看看美国升级成为世界兵工厂的最后一步，如何通过高额的军备财政开支吸引众多企业转产军工品，将美国“黄油经济”完全转化为“枪支经济”，最终靠拼实业的力量打赢了二战。
生产源于需求，美国卷入二战是军工生产大爆发的一个分水岭。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希特勒对美国宣战，美国不得不两条战线迎敌，罗斯福总统随即宣布美国要在1942年造出60000架飞机。克努森带着大量的国防订单召集汽车公司的高管在“汽车之城”底特律开会，拿出“适用于汽车工业生产的军需品一览表”让参会者领生产任务，通用汽车、克莱斯勒和福特分别拿下了20亿美元的合同。这些高额的国防订单是激励军需品生产的原动力，不过也让克努森遭到了大量的舆论谴责，公众认为他把国防合同送上了拍卖台，而克努森和他的团队就像在为大企业捞好处的骗子一样像旋风般奔走。虽然克努森并没有为大企业捞好处，但是事实却没错，1000亿元的国防合同中70%给了美国前100个大公司，包括克努森自己曾任职的通用汽车，还有陶氏化学、杜邦和通用电气公司等工业大鳄。这其实是克努森有意为之，因为大公司有最好的工程师队伍，军需生产需要他们进行质量把控和保驾护航，而小企业也会有位置，就是做大公司分包商。
私营企业是逐利的，为了动员他们进行军需生产，除了抛出国防合同订单，克努森还想了很多激励的办法。比如，克努森建议将订单的分期偿付期限大幅度缩短到5到6年，比希特勒在德国执行的7年分期偿付期限还要短。此外，克努森建议政府在签订合同时要改变小心翼翼的态度，应当向生产企业出具订单意向书，以便私营企业更容易从银行获得融资，投入军需生产，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未对承包商做出的让步。总的来说，克努森主张政府要避免大包大揽，通过提供好处而不是进行威胁来争取到更多的生产力量，让企业有利可图才是战时生产体系的核心。这里再次强调了政府不能过度调控，并且只需提供激励，接下来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然就会发挥作用。
然而，克努森给大企业大笔国防订单的做法，始终被舆论和政府内部反对他的新政人士所诟病。按照新政人士的主张，物价管理办公室主任下令停止部分民用汽车的生产以转向军需生产，并且禁止销售商出售库存和装配线已经在生产的民用汽车，这导致汽车销售商不得不大量解雇员工，还有40万以上从事民用汽车生产的工人直接失业。这一政策完全违反了克努森的主张，但是它带来失业和混乱的罪责却变成由克努森背锅，包括总统夫人在内的人都责难克努森没有更早强迫汽车工业全面转为军工生产。1942年初他被解职了，罗斯福总统宣布成立一个名叫战时生产委员会的新国防机构。为了给克努森补偿，他成为有史以来首个获得三星将军军衔的平民。
尽管克努森不再担任备战生产的总指挥，但是他的方针和规模生产的备战方案已经发挥了作用，美国已经进入了战时生产状态，2.5万家一级承包商和12万分包商在制造军备。无论是美国还是美国在战场上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克努森的军需生产方针是非常有效的，新国防机构的负责人也沿用了克努森的做法。而这时，希特勒也开始效仿，他命令德国工业开始一个基于现代原则的大规模生产，其实指的就是克努森原则。但是德国的军需增长是以摧毁民用经济为代价，通过强迫劳动来开展生产，这是极权政府控制的计划生产，和美国自由经济下的生产动员方针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德国并没有学到美国的独门诀窍，在自由企业基础上进行军需品生产。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导致德国没有建立起这样的生产方式，比如德国的武备部部长不像克努森那样精通制造业的管理方式，而有些坦克和飞机工厂的工人们甚至拒绝这样的大规模生产，他们还坚持传统的工匠准则。
正是由于政府高额的军需订单和各项激励政策，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被吸纳到了军工生产的行列，包括众多大企业和由他们带动的无数分包商，这里面不得不提的就是本书的第二主人公亨利·凯泽。
在作者的笔下，凯泽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建筑大师，是一个精力充沛、富有实干精神的企业家。凯泽跨越美国大陆到西海岸的加州寻找机会，通过近乎死缠烂打的方式获得了第一份工作——五金店销售员。因为工作努力和擅长与人打交道的性格，他的销售业绩突出，短短10个月就从每周只拿7美元的小职员变成了销售经理。后来，凯泽投入到筑路行业并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借着美国全国公路建设启动的契机将生意越做越大，从修路开始发展成为了建筑业的大亨。凯泽联合建筑承包商成立了六大公司，最高成就是建造了胡佛水坝。当美国军工经济起飞的时候，他也希望分一杯羹。那时流传了一则笑话，“任何一个拥有一台机床和一张去华盛顿火车票的人，都能够在那里得到一份军需生产合同”，但是凯泽却在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凯泽在钢铁生产方面的合作伙伴在工会问题上态度偏激，因而受到了总统谴责，凯泽本人也因为过度迫切地想要获得国防订单而不断奔走，给人留下热情又强硬的印象，这种狂热的作风并不受克努森的赏识。
不过，凯泽终于等到了属于他的机会，而这个机会还是由开始并不看好他的克努森给的。在敦刻尔克撤退时，英国丢弃了一切重型兵器，为了在欧洲战场与法西斯作战，美国就成为了世界的兵工厂，为同盟国生产武器。但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武器通过商船运送到欧洲大陆？丘吉尔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我们的一切希望和谋略都建立于美国庞大的造船计划基础之上。”英国向美国提出了紧急造船需求，但是美国五大造船公司正为本国造船而超负荷运转，根本无法接单。凯泽抓住了这个机会，在荒芜的泥滩上兴建里士满造船厂，成为了完成这个造船计划的核心人物。
当时，凯泽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要吸引足够多的工人来这个原本荒芜的地方从事艰苦的劳作。凯泽开出每周60美元平均工资的高薪，并且围绕造船厂打造了餐馆、电影院、学校和医院等服务设施，甚至包用旅客专列将希望找工作的工人带到里士满造船厂。从1941年夏季到1942年底，造船厂的工人从4000人激增到8万人之众，里士满造船厂的发展如火箭般急剧攀升。
第二个挑战是在人数众多的工厂怎么避免人浮于事，鼓舞生产。当时不少人认为凯泽的造船厂冗员太多，旷工情况普遍。事后一份调查发现，在全国41家造船厂中，里士满造船厂的出勤率倒数第9，仅有93%。人们说凯泽上了劳工的当，但是面对外界批评，凯泽的回应大度而有技巧，他没有批评旷工的人而是鼓励出勤的人。凯泽向93%的出勤员工脱帽致敬，感谢他们竭诚工作，肯定他们为备战做出的贡献，这一举动鼓舞了造船厂的士气。
第三个挑战是如何将造船时间大幅缩短，其中关键的突破就是在船的最后组装环节。传统的做法是在船体框架完成后，焊接工、电工等多个工种蜂拥而上，这会互相妨碍，降低效率，而凯泽的团队创新了生产流程，提前焊接好船室再在巨型钢架车间装配。凯泽最终创造了4天15小时26分钟就能造出一艘船的记录，这是战时工业至高无上的成就之一，也反映了战时美国军备生产动员达到的超高水平。后来，凯泽还投入到了更多的军工生产活动中，创建了铝业公司和钢铁公司，他还拥有最大的轰炸机地面改装中心。
凯泽是无数投入军需生产力量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支，是“黄油经济”转向“枪支经济”的一个缩影。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实现这种转变的关键就在于政府高额的国防支出刺激了军需品生产，让企业有利可图才是战时生产体系的核心。在这个体系中，政府的角色是激励者而非操控者，发挥最大作用的仍是自由市场制度和基于它运行的美国工商业。
战争不仅转化了经济，还促进了经济，在长久的经济大萧条后，美国的工业迎来了春天。战争促生了50多万家新企业，也激发了生产技术的进步。战争还引发了美国历史最大规模的移民，2000万人背井离乡到工厂去寻找工作，甚至给了黑人、女人更多的工作机会，连玛丽莲·梦露也曾是飞机配件厂的工人。实业帮助美国打赢了二战，也给这个国家的战后繁荣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