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随着愈演愈烈的帝国竞争，帝国的形态也发生着转变。
一方面，在诸多全球性帝国的竞争中，出现了一个殖民地遍布全球、能够主导世界商业贸易、并能调控和维持欧洲诸多殖民帝国平衡的“世界帝国”，即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建构起来的“日不落帝国”。
另一方面，这种世界帝国的帝国治理模式也在不断升级和转变，即不再单纯依赖对殖民地的掠夺，而是着眼于在科技和金融主导下对其经济命脉的控制。然而，恰恰是这种新的帝国治理模式推动了帝国在殖民地治理中赋予后者越来越大的自主权，殖民地甚至出现与宗主国合并的倾向。英联邦体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这种新型帝国治理模式的出现，引发了殖民帝国内部关于“旧帝国”与“新帝国”、“殖民帝国”与“自由帝国”、“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辩论。正是霍布森和列宁在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批判中，传统的殖民帝国被贴上了“殖民主义”的标签，而“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则专门被用于指称大英帝国所建构的这种新型帝国，即没有殖民地的殖民主义。这种新型帝国的出现意味着帝国的扩张不再依赖领土的占领，而是依赖科技霸权、金融控制和国际法的维持——尤其是国际法不再是殖民帝国时代的国际公法，而是渗透到各个国家的商业、贸易、金融等私法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只要控制了全球的科技、货币和贸易，一个主权国家也能建构起“世界帝国”。这恰恰是英美主导的世界帝国模式。
(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建构了全球帝国的第一版)
两次世界大战将世界帝国的建构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之所以称之为“世界大战”，不仅是因为全世界所有力量都被卷入其中，而且意味着诸多全球性殖民帝国都在围绕“世界帝国”的建构展开争夺，而二战后形成的两大阵营的冷战实际上是两种“世界帝国”模式之间的竞争：
一种是美国继承了大英帝国晚期发展起来的“帝国主义”的新帝国模式，只不过用美元取代了英镑，而日本、西欧对于美国而言就类似于大英帝国的“自治领地”；
另一种就是苏联依赖共同的共产主义信仰以及共产党组织在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形成的稳定的政治联盟。
这两种世界帝国建构模式在意识形态上分别被贴上“自由主义/帝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标签，在价值形态上形成“自由”与“平等”的区别，而在帝国传统中，它们依然是海洋帝国与大陆帝国的区别，两种帝国的支配性力量分别是商业贸易与共同体道德。
由于我们对“帝国”这个概念的理解要么局限在古典的区域性文明帝国的想象中，要么局限在对现代全球性殖民帝国的批判中，以至于当新型的“世界帝国”出现后，反而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特殊的帝国形态。
苏联帝国往往被批判为一个渴望领土和霸权的传统帝国，而没有看到这种帝国与传统帝国的不同地方在于其共产主义理想包含着强烈的革命与解放的信念，从而建构单一世界帝国的努力。
而英美缔造的世界帝国由于依赖货币、商业体系和国际条约体系，人们往往忽略其中新型帝国的建构意味，很容易将其理解为旧的殖民帝国在经历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形成主权国家之后，平等地加入到国际体系中。
我们只看到联合国这种名义上代表主权国家之间平等的国际体系，而忽视了联合国本身乃是世界帝国建构的结果，而且是世界帝国建构进程中的一个斗争场域。冷战结束后，美国抛开联合国乃至国际条约的单边主义，恰恰表明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建构已经完成；今天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处在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中。美国基于国内法而采取的经济制裁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效力，正是由于这个世界被组织进了唯一的“世界帝国”秩序中。
(联合国本身就是世界帝国建构的结果，也是世界帝国建构进程中的一个斗争场域)
因此，“冷战”的结束之所以被看作是“历史的终结”，与其从意识形态上来理解，不如从“世界帝国”的角度来理解更为准确。美国在冷战后主导的“全球化”，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是在推动美国的“帝国化”、建构单一的世界帝国。这在西方语境中往往被称为“新罗马帝国”。
从此，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离开全球贸易以及由此形成的自由、法治和民主的体制。每个国家无论是否愿意，都必然要卷入到世界帝国的建构进程中。国人常说的所谓“历史三峡”，其实质也是走向“历史终结”与“世界帝国”的过程。可以说，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全球化就是“单一世界帝国”的第一版，即从大英帝国到美利坚帝国所塑造的世界帝国模式。从此以后，世界各国都必须在自由、法治和民主的世界帝国秩序中追求各自的发展模式。
目前，美国在维持世界帝国上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来自俄罗斯的抵抗和中国的竞争。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竞争是在世界帝国体系内展开的竞争，是“世界帝国”形成之后争夺帝国经济和政治主导权的斗争，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争夺世界帝国首都中心的斗争。这种斗争可能导致世界帝国体系的崩溃或解体，可能导致世界帝国首都权力的转移，甚至导致世界帝国体系的重构，但它绝不可能退回到历史上各自为政的区域性文明帝国时代。
尽管亨庭顿将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格局理解为“文明的冲突”，且这种文明冲突与历史上的区域性文明帝国在地理分布上有所重合，但我们绝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所谓“文明的冲突”不过是世界帝国内部的反叛，它必然是在今天“世界帝国”的体系中展开的，也必然要在技术、商业贸易和自由、法治之类“历史终结”的普遍主义哲学叙述中展开。因此，未来的世界只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并加以重构，而无法彻底将此加以颠覆，除非整个世界退回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所建构的世界帝国。
▍结 语
20世纪以来，步入世界帝国已是人类的必然命运。无论对其怀着“永久和平”或共产主义的期望，还是对技术、经济和政治霸权的批判和担忧，我们都无法逃避世界帝国时代的到来。如果说世界帝国的形成源于区域性文明帝国之间的竞争，那么今天的世界帝国第一版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所塑造的世界帝国模式。它有着无法解决的三大困境：经济自由化带来的日益加深的不平等，政治自由化带来的国家失败、政治衰败与治理失效，以及文化自由化带来的堕落、虚无。面对这些困境，连美国自己也在全球战略上有所退缩，这意味着世界帝国的第一版正面临巨大危机，帝国内部的反叛、抗议或革命都在瓦解着这一体系。
世界帝国的形成彻底改变了以往流行的基于国内政治所形成的左派与右派的政治意识形态划分，这在美国和欧洲的竞争性选举中能够清楚地看出。原来主张自由市场的右派在转向民粹派，而左派却变成了维护全球既得利益的建制派。这种意识形态倒错恰恰反映了世界帝国在今天的危机，即没有一种政治主张能够解决其面临的三大困境。可以说，我们今天正处在世界帝国第一版面临失效并趋于崩溃，而第二版的构思还尚未到来的混乱、冲突和巨变中的时代。
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帝国形态的转换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类历史几千年才推动帝国形态发生三次巨大转变，而且每次转变必然伴随着巨大的冲突和混乱。但是，我们不可否认这个历史性转折时代也为各个文明带来了建构世界帝国第二版的机会。哪种文明能够真正解决世界帝国第一版所面临的三大困境，就能为世界帝国的第二版绘制新的蓝图。中国作为一个无法独善其身的世界性大国，必须在这一背景下思考自己的未来，其重要任务不仅在于复兴传统文明，更要耐心地消化整个人类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建构世界帝国的技艺和成就。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将中华文明的重构与世界秩序的重构作为一个相互促进的整体来思考。
本文刊于《文化纵横》2019年4月刊，原标题为《超大型政治实体的内在逻辑：“帝国”与世界秩序》。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