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常生活中的扯淡不同，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改变了谣言传播的框架。如果我们把日常生活中的扯淡看作是谣言的自然存在方式，那么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提供了一个让它进入人们视野中心的“初始框架”。“初始框架，正是使场景中无意义的方面‘转译’为有意义的那个框架。”[18]然而，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因为数字元技术平台的规则，使这一初始框架再度被转译，公众开始习惯用数字元技术所偏向的方式言说、写作、传播和思考。而这个第二重框架，也就是媒介化框架，是推动意义转变至关重要的力量。用戈夫曼的话来说，这叫做“调音”：“在初级框架的一些术语中早已有意义的活动，转变为被参与者视为其它东西的事物。这一转录的过程可以被称为‘调音’。”[19]就是在这两种不同的框架的建构下，谣言传播呈现出一种新话语形态。这种话语形态的常态化也许就是斯特勒所说的“话语网络2000”。新冠肺炎疫情终将过去，可话语网络2000可能将是我们以后面临的话语方式的常态。也许今后面对谣言，我们还是要坚定地辟谣和公开真相，还是要借助相应的法律手段来进行治理，但一定要意识到，这未必一定奏效。
今天看来，之所以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框架和数字元技术的框架能够重新建构谣言的话语场，其主要原因是速度和速度感的变化。肺炎疫情的发展速度给公众带来了一种令其恐慌的不安与焦虑，并因此强化了他们对信息的渴求。而数字元技术的传播速度则更是让公众面对五花八门各种缺乏有效根据的信息应接不暇。这些速度瓦解和重建了一系列的关系：公众与权威信源之间的信任关系，陌生人之间模糊的社会关系，曾经熟人的既有社会关系，甚至改变了人们对于空间和时间的理解和认知。
笔者曾经深入描述过在后真相时代，公众与权威信源之间的信任关系是怎样被瓦解的：“面对受众的质疑，大众传媒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如果跟社交媒体抢速度，它就不能确保自己的准确性，其专业性与权威性就会受到质疑；如果不抢速度，等到真相核实完毕，受众的兴趣可能早就转移，大众传媒就可能连介入新闻事件的时间节点都被消灭了。工业化的生产流程和专业化的意识形态，这些确保大众传媒成功的支点，现在都成为令大众传媒在突发性事件面前左右为难的包袱。”[20]今天看来，速度影响的肯定不仅仅是大众传媒建构的旧有时空。速度对于既有社会关系的改造可能会直接改变一个时代的人们的心态、情感结构和话语方式。
在牛顿力学看来，速度是物理空间与物理时间的比值，是空间与时间关系的结果，这种观点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常识。然而在爱因斯坦的物理观念中，是速度建构了空间与时间的关系，而这种观点仍然是一种“科学观点”而并未进入我们的常识。很显然，牛顿所看到的仅仅是经验世界的表象，爱因斯坦的观念显然更能激发想象力。
如果说物理层面上的空间、时间和速度的关系可以推演到媒介技术营造的信息和精神空间中来，那么一种新的观念就应当这样来表述，即传播的速度建构了新的认知和话语空间，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和景观，同时也建构了新的时间感和速度感并因此重新占据了人们的心灵。这种速度已正在帮助人们重新认识自己所生活的时间与空间，不断发现新的观念空间和精神空间。与此同时，社会话语方式变革和断裂，正在因为这种提速而变得越来越频繁。新旧话语体系间的断裂和冲突使舆论一片混乱。速度还导致信息的共同世界化和陌生人的周遭世界化在同一时间的发生，所以在现象学视野中的每一个当代社交媒体使用者的精神世界，似乎都在身陷高度的不确定性之中。
疫情发生以来，那些忙着写舆情治理的专家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有用武之地了，大众传媒似乎也看到了传统媒体的曙光，他们的产能也因之在一夜之间就提高了，陈词滥调的智库报告和千篇一律的煽情新闻铺天盖地。但笔者并不知道，他们对于在如此复杂框架下的话语场到底有没有认知，他们是不是还带着旧有的认知框架和思维图式去理解“话语网络2000”。但是那些惯常的舆论治理手段和正能量的煽情报道，带来的只是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断推动社会的撕裂。也许，在这种斗争复杂和激烈的话语场中，葛兰西的想法更为适用，文化霸权的建立不能靠简单的暴力和直接的国家机器，当然更不能靠煽情，只能靠更宽容的态度将多元意识形态尽可能地纳入主流意识形态之中。所以授予李文亮等人烈士称号，追认他们“五四青年奖章”等做法，也许是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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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G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BOOKS, 1974:43.
[20]胡翼青.再论后真相:基于时间和速度的视角[J].新闻记者,2018(08):23-29.
本文刊载于《新闻界》2020年06期
编辑︱安雯
视觉︱欧阳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