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叙述与其说证明了亚洲的自主性，毋宁说证明了亚洲概念的暧昧性和矛盾性：这一概念是殖民主义的，也是反殖民主义；是保守的，也是革命的；是民族主义的，也是国际主义的；是欧洲的，也反过来塑造了欧洲的自我理解；是和民族-国家问题密切相关的，也是与帝国视野相互重叠的；是一个相对于欧洲的文明概念，也是一个建立在地缘政治关系中的地理范畴。我认为，在探讨亚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自主性的过程中，必须正视这一概念的生成历史中所包含的衍生性、暧昧性、矛盾性-它们是具体的历史关系的产物，从而只有在具体的历史关系之中才能得到超越或克服。
首先，亚洲概念的提出始终与“现代”问题或资本主义问题密切相关，而这一“现代”问题的核心是民族-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发展。这一概念中的民族主义和超民族主义的张力是与资本主义市场对于国家和跨国关系的双重依赖密切相关的。由于讨论围绕着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等问题展开，从而亚洲社会的丰富的历史关系、制度形式、风俗习惯、文化构成都被组织在有关“现代性”的叙述之中，那些与这一“现代性”叙述缺乏联系的价值、制度和礼仪则被压抑到边缘的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在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的同时，重新发掘那些被压抑的历史遗产--价值、制度、礼仪和经济关系等等，构成了重新思考欧洲“世界历史”的重要环节。
其次，迄今为止，民族-国家仍然是热衷于促进亚洲内部的区域联系的主要动力，其主要表现如下：一，区域关系是国家关系的延伸：无论是马来西亚极力推动的亚洲论坛，还是韩国努力促进的东亚网络，以及东南亚联盟、上海六国等区域性组织，都是以发展经济交往或国家安全为轴心形成的国家关系。二，亚洲区域的主权建构过程始终没有完成：朝鲜半岛、台湾海峡的对峙局面，战后日本的不完全性主权国家形式，都表明19世纪启动的民族主义进程仍然是支配东亚地区权力关系的重要方面。三，由于新的亚洲论述以形成针对全球一体化过程所造成的单极支配和动荡的保护性的和建设性的区域网络为取向，国家问题仍然居于亚洲问题的中心地位。亚洲想象常常诉诸一种含混的亚洲认同，但是，如果我们追问这一构想的制度和规则的前提，那么，民族-国家这一试图被超越的政治结构就会突显出来。因此，如何在当代条件下处理民族解放运动的遗产（尊重主权、平等互信等等）和区域的传统关系，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第三，与上述两个问题密切相关，民族-国家在亚洲想象中的支配性产生于近代欧洲所创造的基于帝国与民族-国家相互对立的二元论。这一二元论的历史含义是：民族-国家是唯一的现代政治形式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首要前提。然而，这一二元论既简化了被归纳在“帝国”范畴内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多样性，也简化了各民族-国家内部关系的多样性。现代东亚想象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基础，很少涉及亚洲区域的复杂的民族、区域和被覆盖在“帝国”范畴内的交往形式--如超国家的朝贡网络、移民网络等等。在民族-国家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政治架构的条件下，亚洲传统的各种交往、共存的经验和制度形式是否能够提供超越民族-国家体制所带来的内外困境的可能性？
第四，亚洲作为一个范畴的总体性是在与欧洲的对比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它的内部包含了各种异质的文化、宗教和其他社会因素。从历史传统和现实的制度差异看，亚洲并不存在建立欧盟式的超级国家的条件。佛教、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道教、袄教和儒教等等全部起源于我们称之为亚洲的这块占世界陆地五分之三、人口一半以上的大陆，任何以单一性的文化来概括亚洲的方式都难以自圆其说。儒教主义的亚洲观甚至无法概括中国的文化构成，即使将亚洲概念收缩为东亚概念也无法回避东亚内部的文化多元性问题。新的亚洲想象必须把文化/政治的多元性与有关区域的政治/经济构架关联起来。文化的高度异质性并不表示亚洲内部无法形成一定的区域构架，它毋宁提醒我们：这样的一种构架必须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因此，亚洲想象的两个可能方向是：一，汲取亚洲内部文化共存的制度经验，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和在亚洲区域内部发展出能够让不同文化、宗教和民族平等相处的新型模式；二，以区域性的联系为纽带，形成多层次的、开放性的社会组织和网络，以协调经济发展、化解利益冲突、弱化民族-国家体制的危险性。
第五，亚洲与欧洲、非洲和美洲之间的宗教、贸易、文化、军事和政治关系有着长远的、难以分割的历史联系，以民族-国家的内外模式描述亚洲或者将亚洲设想为一个放大的民族-国家同样是不适当的。亚洲概念从来就不是一种自我规定，而是这一区域与其他区域互动的结果；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不是对于亚洲中心主义的确认，而是破除那种自我中心的、排他主义的和扩张主义的支配逻辑。在这个意义上，洞悉“新帝国”内部的混乱和多样性，打破自明的欧洲概念，不仅是重构亚洲概念和欧洲概念的前提之一，而且也是突破“新帝国逻辑”的必由之路。
第六，如果说对于亚洲的文化潜力的挖掘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那么，亚洲概念的重构也是对于分割亚洲的殖民力量、干涉力量和支配力量的抗拒。亚洲想象所蕴含的共同感部分地来自殖民主义、冷战时代和全球秩序中的共同的从属地位，来自亚洲社会的民族自决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解殖民运动。离开上述历史条件和历史运动也就无法理解亚洲的现代含义，无法理解当代亚洲的分裂状态和战争危机的根源。人们把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视为“冷战”的结束，但在亚洲地区，“冷战”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保存着，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出新的衍生形式。然而，当代有关亚洲问题的讨论不是由国家推动，就是由精英发起，亚洲地区的各种社会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等等--对此漠不关心。这与20世纪汹涌澎湃的亚洲民族解放浪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20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终结，那么它们的碎片仍然应该是激发新的亚洲想象的重要源泉。
在文章的结尾，让我再次重申前面已经表达过的意思：亚洲问题不仅是亚洲的问题，而且是“世界历史”的问题。对“亚洲历史”的再思考既是对19世纪欧洲“世界历史”的重构，也是突破21世纪“新帝国”秩序及其逻辑的尝试。
日本讲谈社10卷本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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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哈贝马斯：《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只有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欧洲大陆才能捍卫面临重重危险的文化生活方式》，曹卫东译，《读书》2002年第5期，页83-90。
[2]西协文昭：《从中国的二十一世纪战略看日美中俄关系》，《世界周报》2002年2月12日一期。
[3]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页188。
[4]参见丸山真男：《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区建英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页9-11页。
[5]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页83.
[6]同上，页82-83.
[7]这里需要对马克思的论述作一点特殊的说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他曾把西欧的历史经验说成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但是这个序言自1859出版后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再版过.其它地方他也从来没有提过这一后来著名的规律.1877年，一位俄国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为了摆脱俄国封建社会，俄国需要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说：在他的著作中，他“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内部出来的途经”，绝不能“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个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光荣，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卷，129－130页。
[8]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页62-63。
[9]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页254－284。
[10]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页6。
[1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页314。
[12]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LineagesoftheAbsolutistState,London:NLB,1974,p.463.），第495页。
[13]同上，第427页。（Ibid.,p.397.）
[14]同上，第495页。（Ibid.,p.463.）
[15]同上，第441页。（Ibid.,p.400,412.）
[16]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页126-129。
[17]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页8。
[18]丸山真男：《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的国家理性问题》，见《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区建英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页146。
[19]同上，页157。
[20]丸山真男：《补注：关于〈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的国家理性问题〉的追记》，同上书，页160。
[21]皮埃尔·热尔贝(PierreGerbet)：《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LaConstructiondeI,Europe,ImprimerieNationale-Paris,198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页12。
[22]在这个意义上，丸山真男的下述问题在什么意义上成立的确是一个问题：“假如'脱亚入欧'真能象征日本近代的根本动向，那么，作为'大日本帝国精神支柱的'国家神道（用大众化的称呼，叫日本的'国体'）从明治时出现的全国性的组织化，到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失败后和盟军的命令而被迫走向解体的历史，难道能用'脱亚入欧'一词来表现吗？”《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页9。
[23]列宁：《亚洲的觉醒》，《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3，页447。
[24]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选集》第2卷，页449。
[25]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页423。
[26]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页428－429。
[27]1889年官方的统计资料显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各种赋税占了纯收入的70%，一个俄国农民交纳的“赋税”超过了他的货币纯收入的一倍，“农奴制代役制也未必有这么高”，而破产农民即使想放弃份地还必须交纳额外费用来“倒赎”份地。列宁《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列宁全集》第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页84-85。
[28]关于俄国农业改革问题的讨论，参见吕新雨《农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视界》第十三辑，石家庄：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页143-215）。该文对列宁所谓“美国道路”和“普鲁士道路”做了透彻的分析，这里的相关讨论援用了她的研究。在修改本文时，吕新雨教授提供了一些资料，在此特致谢忱。
[29]《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写于1907年11－12月，1908年在彼得堡付印，但没有问世，被沙皇检查机关没收并毁掉，只剩下一册，而且没有结尾部分。1917年9月由“生活和知识出版社”重版，单行本刊印，列宁补上结尾部分。但1908年夏，根据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请求，曾以作者身份为波兰“评论”杂志写了本书的简要介绍。见《列宁传》上册，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集体编写，北京：三联书店，1960，页204。
[30]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页389-391，392，393。
[31]同上，页240,242。
[32]同上，页278。
[33]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427-428页。
[34]同上，页247。
[35]对列宁来说，亚洲问题是和民族国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在亚洲“只有日本这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才造成了能够最充分发展商品生产，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这个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因此它自己已在压迫其他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页511－512。
[36]早在1905年，列宁已经将“新火星派”的“革命公社”理念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相区别，他将前者斥之为“革命的空话”，而将后者与“临时革命政府”这一“不可避免地要执行（哪怕只是临时地、'局部地、暂时地'执行）一切国家事务”的、绝不能误称为“公社”的政治形式联系在一起。“临时革命政府”意味着列宁正在思考一种新型的国家形式。见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一卷，页572。
[37]第六十期《真理报》(2991号：1925年3月14日)，转引自：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页16。
[38]拉狄克在1925年回忆说：“在一九一八年中国和俄国还被捷克人、社会革命党人和高尔察克分割开来的时候，列宁有一次问到在那些移居俄国的中国劳动者中，是否可以挑出革命人士同孙中山接触。现在我们已经同中国人民建立了联系。今天我们赋予中国革命者的使命则是扩大我们与亿万人民的接触。”，同上，页16。
[39]列宁：《亚洲的觉醒》，《列宁选集》第2卷，页448，447。
[40]俄国知识分子的欧洲观和亚洲观显然受到西欧近代政治发展和启蒙运动的历史观的影响。在列宁的使用中，亚洲这一与专制主义概念密切相关的概念是从近代欧洲的历史观和政治观中发展而来的。关于斯拉夫主义与西欧主义的论战，参见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一、二章，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页1-31，32-70。
[41]见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页65-67。
[42]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出席神户商业会议所等五团体举行的欢迎会，并作此演说，因此，此次演说又称《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十一卷，页401－409。
[43]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十一卷，页402－403。
[44]孙中山说：“'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为甚么中国不能统一？其中的原动力，完全是由于外国人呢！这个原故，就是因为中国和外国有了不平等的条约，每个外国人在中国总是利用那些条约来享特别权利。近来西洋人在中国，不只利用不平等的条约来享特别权利，并且在那些特权之外妄用条约、滥用条约。......”见《在神户与日本新闻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十一卷，页373-374。
[45]例如，他积极参与了1898至1900年的菲律宾革命，两次向菲律宾革命者输送军火，并深信菲律宾革命也促进着中国革命的成功。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事实上受到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中国革命的影响，尽管他们大多强调这一思想和革命的民族主义性质，而多少忽略其社会主义的特点。
[46]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十一卷，页408－409。
[47]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十一卷，页409。
[48]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十一卷，页409。
[49]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十一卷，页409。
[50]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国民》杂志，第1卷第２号，1919年2月1日。
[51]李大钊：《再论新亚细亚主义》，《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1919年11月1日。
[52]在这个意义上，孙文的“大亚洲主义”或李大钊的“新亚洲主义”与1923康德霍夫-卡利吉在《泛欧》一书中提出的以民族国家主权为前提的“泛欧”命题和更早时期已经形成的泛美组织也许有着某种呼应的关系，即这种区域构想不是一个保护性的区域组织，而是世界性的组织之下的地区组织。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页28-29。
[53]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页128-130。
[54]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张学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页32-37。
[55]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页174-175。
[56]参见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页68-69。
[57]尾崎秀实：《蒋政权的衰退与新政权的前途》，《尾崎秀实著作集》，劲草书房版，第2卷，页323。见《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页176。
[58]尾崎秀实：《从国际关系看支那》，《尾崎秀实著作集》，第1卷，页197。见《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页184。
[59]田中武夫：《朴庵先生与〈满洲评论〉的历史》，《楠》（橘朴研究会机关杂志）1977年1月第9号，页45-46。见《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页206。
[60]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页117。
[61]同上，页165。
[62]《北一辉著作集》第２卷，みすず书房，页292。
[63]同上，第3卷，页78-96。
[64]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页171。（以上讨论中引述和转引的日文资料均经日文译者核对原文。）
[65]SeeSebastianMallaby,“ReluctantImperialist”,ForeignAffairs,March-April2002.
[66]RobertCooper,“Whywestillneedempires，”TheObserver,SundayA
[67]西嶋定生：《东亚世界的形成》，《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89。
[68]前田直典：《古代东亚的终结》，《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一），页135。
[69]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同上书，页168，170。
[70]在同一个历史脉络中，清王朝的兴起也被看作是满人国民主义跃动的结果。见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页211－213）宫崎的观点在当代学者的研究中也有呼应，例如何伟亚（JamesHevia）在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研究的影响之下，避免了现代性与传统这一通常的划分，转而提倡把英国与大清帝国自1793年以来的冲突视为两个扩张着的帝国之间的冲突，每一个帝国都有其自身的策略和关注，而且每一个都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建构着他们自己的主权。（何伟亚：《从朝贡体制到殖民研究》，《读书》1998年第8期，页65。）
[71]按照这一逻辑，我们如何理解蒙元帝国在沟通欧亚大陆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如何解释对于现代中国的疆域、制度和人口作出了基本规定的满清帝国与“现代”的关系？在这方面，他的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
[72]浜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73]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页35-36。
[74]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一），页168，170。
[75]浜下武志：《资本主义殖民地体制的形成与亚洲－－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国银行资本对华渗入的过程》，《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清卷》，北京：中华书局，1995，页612－650。
[76]丸山真男：《关于〈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的国家理性问题〉的追记》，《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页160。
[77]以上所引是许宝强的博士论文中的话，该书尚未出版。感谢许宝强先生寄赐他的手稿供我参考。
[78]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联系的这种非官方性质，特别是通过走私、贸易和迁徙而形成的东南亚华人群体及其与中国的特殊的联系方式，提供了晚清中国革命的海外基础和当代中国与海外华人经济的特殊的联系方式。换言之，中国与南洋的这种非官方联系为近代中国革命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亚洲动力。
[79]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下同），页515。
[80]OwenLattimore,InnerAsianFrontiersofChina,NewYork:AmericaGeographicalSociety,1940.
[81]这是马克思于1857年3月18日左右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81号所写的社论《俄国的对华贸易》中的内容，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页9-11。
[82]这是恩格斯于1858年11月18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84号撰写的社论《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中的句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页40。
[83]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页352，356，364。
[84]例如，俄罗斯与清朝建立了朝贡关系，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从未将自己放置在低于对方的等级性关系之中。如果它们之间存在朝贡关系的话，那么，它们实际上互相视对方为朝贡国。朝贡的礼仪实践本身是多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等级性的礼仪体系之中包含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对等原则，以及在不同角度进行多重解释的可能性。这在有关中亚与中国的关系的研究中已经有所涉及，相关论述可参阅Fletcher,JosephF.,StudiesonChineseandIslamicInnerAsia,Aldershot,Hampshire:Variorum,1995。
[85]WangGungwu,“MerchantswithoutEmpire”.InJamesTracy,ed.,TheRiseofMerchantEmpire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pp.400-421. [86]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页240。
[87]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同上，页163，166。
[88]弗兰克指出：1400年以降，欧洲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和人口中逐渐兴起，这一过程与1800年前后东方的衰落恰好一致。欧洲国家利用他们从美洲殖民地获得的白银买通了进入正在扩张中的亚洲市场的大门。对于欧洲来说，这个世界经济中的亚洲市场的商业与制度机制是非常特殊而有效的。正是在亚洲进入衰败期的时候，西方国家通过世界经济中的进出口机制成为新兴的工业经济。在这个意义上，欧洲近代资本主义既是欧洲社会内部生产关系变动的结果，也是在与亚洲的关系中诞生的。Frank,AndreGunder,ReOrient:GlobalEconomyintheAsianAge,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8.
[89]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代》，同上，页236－238。
本文转自：叙拉古之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