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何进行总结？
(一)对中国经济学、中国学派等提法的理解
林毅夫在1995年曾预测：“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壮大，关于中国学派、中国经济学、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等提法，频繁出现在各种理论文献中。从学术视角看，这一系列提法具体指什么内容？有什么差异？这既是抽象中国经验背后的理论首先应搞清的问题，同时也是开展学术讨论的前提。
根据笔者的观察与理解，下面的讨论首先假定，迄今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方案、甚至中国故事等这些提法，在没有特别的说明下，这若干概念定义一般都是从经验角度而不是从理论角度在进行总结，故不列入下文的讨论范围。至于中国学派、中国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提法，虽然都冠以“中国”两字，但在不同的作者笔下，其概念定义与理论含义还是不完全一样的。究其内容，可归纳以下三类：
一类是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其理论范式、学术脉络和概念是很清楚的，是基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一类是基于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要创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自然，分析时运用的概念、语境等归属于现代经济学。这类文献有时也不排除以中国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概念出现，但主要是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如一批“发展经济学教程”书中所涉对中国高速增长分析或“中国奇迹”解释的理论内容，基本上都可以归属此类。
还有一类是既非从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也非从现代经济学范式，而是试图创新新的理论范式。例如，何新的《新国家主义经济学》、贾根良的《中国经济学革命论》《演化经济学：第三种经济学体系的综合与创新》、陈平的《中华文明复兴和经济范式的创新》、沈华嵩的《经济学分析原理》，甘润远的《螺网理论——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演化图景》，等等。此外，由程霖领衔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索与实践研究”，试图从经济思想史角度，探索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但是目前尚不清楚其知识体系范式及学术脉络)。
以上是就经济学范式、知识体系差异的角度分析统称为中国经济学、中国学派等的研究动态。如果从研究内容角度分析，同样都在讲“中国学派”“中国经济学”等，其实含义也不完全一样，内容有宽有窄。
王绍光(2018)曾将“中国学派”概念分为五个层次进行理解。笔者借其分类进一步简言概括为三类：一是指未必形成一套自己的概念体系、理论逻辑，仅为一些自己的看法、思想、观点，称为“中国学派”，其实还称不上狭义的、严格的学术流派意义上的“中国学派”，只是“个人看法不同”或是有“自己独特的想法”而已。二是形成了“系统的独特的看法”，也形成了不同于他人的分析概念与工具方法，可称为“中国学派”。三是不仅形成独特的看法，而且此看法逻辑严密，形成一套贯彻经济领域多方面的统一的理论体系，并被从学派意义上所承认的“中国学派”(当然承认未必是认同其学术观点)。
“中国学派”代表人物王绍光（图片来源：网络）
以上即使按经济学范式和经济学研究内容宽窄的不同，可进行分别的分析，但其之间却又是有重叠的。譬如，某类分析研究是源于马克思经济学，但重点是解释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突出中国特色，较窄的);有的虽以中国为案例，重点却是基于马克思经济学，试图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一般”(较宽的)。又如，被人们日常所称“中国学派”下的林毅夫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是基于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重点却想创新有别于现有西方主流的增长理论来解释落后国家增长的原因，形成中国学者的创新理论。
不管如何分类，分类只是想说明，我们对现在频频出现的“中国学派”“中国经济学”等字眼，不能仅观其名称，要了解其实质内容。他们是基于什么样的学术脉络在讨论，又是在较窄的还是较宽的理论视角上讨论。虽然都是围绕中国问题在谈经济学，但要区分，是仅仅在谈能解释中国问题的中国人自己的看法、观点(哪怕是较系统的看法、观点)，还是从中国问题出发，覆盖的范围却是包括世界其他国家的理论一般的问题。
而且，从中抽象的是基于思想史上的某一学派渊源，还是另起炉灶，有别于其他经济学流派的另一套逻辑体系。这是完全不同的理论含义。
例如，在讨论“中国奇迹”的经济学解释时，理论视角可以是多维的，核心命题可以说就是“穷国变富”的理论。较窄的出发点，是去发现和解释在中国特定条件下的理论。较宽的概念，是从中国问题出发，去发现和解释世界上不仅包括中国也包括他国在内的“穷国变富”的一般理论。这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追求。
在学术脉络上，可以是在马克思经济学的语境下，但必须要发展和丰富马克思经济学。因为，马克思的思想体系重点是围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亡规律而展开，对于穷国变富这一相对变化问题，直接涉及的比较少。也可以基于现代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遗憾的是，二战后“迄今的历史，没有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是按照西方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而取得成功的”。可借鉴的经验不多。
当然，还不排除可以进行经济学上的范式革命，另创一种理论体系，或者基于某一非主流理论体系，或者融合若干非主流思想形成一种新的体系，在重新解释全球经济运行的同时，解决“中国奇迹”或“穷国变富”这一重大理论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