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让我们再次回到古代世界的“最初的1%”。罗马帝国不平等的演化在很多方面都与中国的相似，从文本到考古遗址，这些证据上的深度和丰富程度，使得我们可以更详尽地追踪收入和财富的集中，并且把它与帝国的兴起和统一更密切地联系起来。一旦罗马将其权力投射到意大利半岛之外，并且越来越多地进入地中海东部这些希腊王国的财富之中，量化的信息从公元前2世纪起就有了。随着帝国的扩张（见表2.1），贵族财富的规模也极大地增加了。 [16]
表2.1 罗马社会中最大已知财富的发展和罗马帝国控制的人口数量：公元前2世纪—公元5世纪
*以帝国时期的货币塞斯特斯表示。
这些数字表明，在超过5代人的时间里，私人财富的上限已经上升了40倍。在最保守的假设水平上，公元前2世纪—前1世纪，治理国家的元老院阶级控制的总财富上升了一个量级。通货膨胀一直是比较温和的，没有迹象表明普通市民中的平均人均产出或者个人财富能够以超过上层阶级财富所经历的比例增长。罗马帝国的权力群体因而变得非常富裕，无论是在绝对数量还是在相对意义上：元老的财富增长率大大超过了罗马统治下的从地中海盆地到其内陆在人口数量上的同期增长。同时，精英的富裕也进一步扩展到罗马社会当中。在公元前1世纪，至少10000个，以及也许有这个数字的两倍多的大多在意大利本土的公民，在财富上明显达到了40万塞斯特斯这一骑士阶层成员的统计门槛，骑士阶层是元老院阶级之后的第二高的等级。考虑到仅仅是几代以前，达到几百万的个人财富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这就表明罗马帝国统治阶级的下游也享受了可观的收益。普通公民中的这些趋势依然比较模糊，但是也可能已经受到了两种不平等力量的影响：强烈的城市化，这通常趋向于恶化不平等；以及在意大利一处就有100多万人沦为奴隶，这些人被合法地剥夺了所有私人财产，同时大多数人只能拿到维持生计的收入，因而我们能够预计这会扩大整体社会的经济差异。
所有这些额外的资源是从哪里来的？植根于市场关系的经济发展在罗马共和国的后期阶段确实上升了。在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手工业中使用奴隶，以及关于出口红酒和橄榄油的丰富考古证据，都表明罗马的资本所有者的成功。然而这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对可能的供给和需求规模的简单估计表明，土地所有权和相关的商业活动无法产生足够多的收入，使得罗马贵族像我们已知道的那样富裕。实际上，我们的资料强调的是强迫劳动作为最高等级群体收入和财富的一种来源的最重要意义。大量财富从意大利以外地区的政府行政管理中获得，罗马式治理非常有利于进行剥削。省级政府机构是暴利的，同时寻租行为只是受到了法律和用来起诉敲诈勒索的法院的较弱约束，当权者中的联盟构建和租金分享提供了对抗起诉的保险机制。此外，在罗马的年利率普遍达到6%的时期，富有的罗马人对各个省会城市施加了高达48%的利率，这些城市急需金钱来满足其总督的需求。骑士阶级的成员从广泛的农业税的实施中获得了收益，在特定省份收取一定量的税收的权力被拍卖给了财团，然后他们会尽其所能把它变为利润。战争也是精英收入的一个同样重要的来源。罗马指挥官对战利品拥有完全的权力，并且决定了如何将战利品在来自精英阶层的军官和副手、国库和他们自己中间进行分割。基于战区和战争的数量，据估计，公元前200年—前30年，3000多位生存在这一时期的元老中，至少1/3有机会通过这种方式增加自己的财富。
在公元前1世纪80年代，罗马共和国的系统进入持续半个世纪的不稳定状态，暴力性的内部冲突通过强迫性地对现有精英财富的再分配创造出新财富。那时，超过1600名罗马统治阶级的成员——元老和骑士被放逐，这是一种政治驱动的定罪形式，使得他们失去了财产甚至生命。胜利者阵营的支持者通过在拍卖中抢购贬值的充公资产而获利。在公元前1世纪40年代—公元前1世纪30年代更为持久的内战期间，暴力性再分配加速了。在公元前42年，另一轮权力剥夺消灭了超过2000个精英家庭。从混乱局面中脱颖而出的新人的地位得以上升，罗马的上层社会经历了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大逆转。主宰了这个舞台几个世纪的家族最终随着被其他人取代其位置而垮台。伴随着罗马共和国的崩溃，它开始表现出一些君主政体的典型特征，正如我们刚才在汉朝的例子中相当详尽地观察到的，包括精英阶层从血腥的内部权力斗争中受益或者受损，以及政治原因所导致的精英财富的非连续性。
共和国的衰落带来了保留着共和制机构这些外在装饰的永久性军事独裁制度的建立。大量的财富现在从周围流向了统治者（皇帝）和宫廷。公元1世纪的时候，一些资料显示：有6个人的财富介于3亿~4亿塞斯特斯，这要比共和国时期所知的任何例子中的数量都要多。财富由这些宠臣逐步积累起来，但大多数最终都被财政吸收了。精英财富的再循环可以采取很多形式。贵族的盟友和受宠者经常期望把统治者包含在他们的遗嘱之中。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自称，他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从他朋友的遗产中获得了14亿塞斯特斯。在他的继任者的统治下，罗马的年鉴记录了似乎永无休止的由实际发生或想象中的背叛行为和阴谋带来的处决案例，以及对精英财产的充公事例。罗马社会上层中有记载的或者隐含的充公规模，大约是一些皇帝统治期间精英财富总额的几个百分点的水平。这说明了富人间暴力再分配的残酷。归根结底，赏赐和收回仅仅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统治者是根据政治计算来创造或者撤回精英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