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认为法律除了跟政体有关之外，还受到两种自然因素的影响，它们分别是气候和土壤。为什么同一时期，古希腊萌生了民主政治，而其他地方不是专制便是奴役呢？为什么民主制度诞生于欧洲而不是亚洲呢？这跟自然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气候对人所产生的影响
孔子说：“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朱熹注解说：“南方风气柔弱，故以含忍之力胜人为强，君子之道也......北方风气刚劲，故以果敢之力胜人为强，强者之事也。”这是根据气候来分辨各民族的习性，看到了气候对人的精神特征和内心感情的影响。
孟德斯鸠认为在气候较冷的北方，人的心跳和纤维末端反应更强烈，内分泌也更均匀。这种生理优势使人变得更富有勇气，更清楚自身的优势；而在气候炎热的南方，高温会使人萎靡不振，身体的羸弱让他们灰心丧气，显得不够英勇。孟德斯鸠说：
“身材高大的北方人的组大纤维，比南方人的细弱纤维更难撕裂，其疼痛因此不够灵敏。要让俄国人感觉到疼痛，除非剥他们的皮。”
因此，北方人在作战时总是勇猛彪悍，经常取胜。这点在历史上屡屡应验，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之战历来都是从北打到南，南朝的实力弱于北朝；美国的南北战争也是以北胜南，倘若没有外部势力的干预，越南、朝鲜的统一大势也是北方吞并南方。
此外，气候对各民族的性格也会产生影响。对比英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歌剧，我们发现前者宁静安详，后者狂热奔放，南方人比北方人更富有激情和浪漫。大自然虽然使生活在炎热气候下的南方人生性懦弱，但也赐给他们极度活跃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对任何事物都感兴趣，因而能够创造出先进的文明。中国的漠北，古罗马北部的蛮族则缺乏艺术与教育，甚至基本没有法律。
孟德斯鸠认为气候会影响民族的性格，进而影响法律的制定
为什么亚洲的奴役制度根深蒂固
孟德斯鸠说：“在气候炎热的地区，民众往往会因为懦弱变成奴隶，而在气候寒冷的地区，民众却因为勇敢而保住了自由。”对于亚洲来说，真正温和的地区很少，严寒地区的旁边即是炎热地区。欧洲则不同，它有着极为广阔的温和地区。
因为亚洲的气候差异大，所以各国间的强弱大小对比鲜明，骁勇善战的民族与胆怯弱小的民族为邻，容易产生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奴隶主和奴隶。欧洲各国则比较均衡，领国间不相上下，故而欧洲比亚洲享有更多的自由，孟德斯鸠通过统计，说历史上亚洲被北方民族征服了十一次，而欧洲却很少有这种经历。
亚洲平原广阔，欧洲地形复杂，因而在亚洲的历史上曾出现许多庞大的帝国，在欧洲这个数目却寥寥无几。古希腊的城邦多是环海而居，他们属于岛屿居民，跟大帝国之间有大海相隔，暴政触碰不到他们。国家越庞大，专制就越有动力，因为如果不进行残酷的奴役专制，就会形成地方割据的局势，反而会比专制更让人难以忍受，这也是中国两千年专制不绝的重要原因。人们在大一统的表象下接受了专制制度，让它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大国会横跨多个温度带，这时，对于君主来说，挑选好的首都非常关键。“定都南方，就有失去北方的危险；定都北方，就能将南方长久保留下来。”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十分明显，当刘裕攻入关中，收复长安之后，将领们都劝他把国都从健康迁入关中，但他却因为自己是南方人，只想南归，最终导致北方得而复失。北魏孝文帝把都城南迁到洛阳，结果仅传了两代国家便衰落；相反，当永乐帝把国都从南京迁往北京之后，才确定了“天子守国门”的政策，确保北方不被瓦剌侵夺。
永乐把北京称为“行在”，意味明朝政治中心北移
如何根据气候来制定法律？
首先，制定法律需要事先考察气候的情况，在那些不会被气候影响的方面，法律应跟气候相契合；反过来，面对那些由气候引发的恶劣后果，法律应对气候的物理因素予以反击。
在彪悍的北方人那里，法律应禁止私斗，鼓励文明礼节；在懒散的南方人那里，法律则应鼓励劳动，禁止奢华。中国的皇帝们很熟悉法律与气候的这种关系，他们知道炎热的气候会让人逃避耕种，因而对流民进行严酷的惩罚，又辅之以劝农的风俗，鼓励人们参与劳动。印度的法律却与之相反，它规定所有土地归君主所有，消除了民众的所有权意识，加重了气候的恶劣影响，让民众懒散的天性变本加厉。
气候塑造了各民族的性格，各民族的统治者又根据这些民族性格来制定法律，不同的气候导致法律对人民的信任程度不同。古代日本，人们天性狡诈，故而日本的立法者和官员对他们毫不信任。统治者认为只有通过审判、恐吓、惩处才能制服彪悍的民风，所以日本的法律是十分严酷的。而在更早的时候，商鞅为了钳制素彪悍著称的秦国人，同样施行了连坐、重罚等严刑苛法。
孟德斯鸠说：“政治就像一把迟钝的锉刀，缓慢达到自己的目标。”严刑苛法就是专制君主的锉刀，他们制定这种法律，把每个人都视为潜在的罪人，只要有一个人犯罪，所有人就都成了嫌疑犯，所有人都被别人监视并监视别人——气候加深了专制君主对人民的不信任，并利用气候来实现恐怖的专制制度。
土壤性质怎样对法律产生影响
西塞罗曾跟阿迪库斯说：“什么人最本分？不就是商人和农民吗？但你要是觉得他们对君主政体存在异议，就不一样了。事实上，对他们而言，所有政体都没有区别，只要社会安定即可。”
土壤对于国家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众的依赖性上。农民本身有很多事情需要忙碌，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关注自由，土壤越肥沃而易耕种，民众便越安分而懦弱。相反，如果土壤贫瘠，人们只能寻求通过游牧或掠夺等方式来维持生存，那么他们就会变得能吃苦耐劳、骁勇善战。因此，中国的专制皇帝并不热衷于征服，他们乐于统治辽阔而肥沃的土地。农民的生产不仅向他们提供了源源不绝的财富，而且这种生产方式也再不断的培养农民的奴性，使他们更容易顺从。
对于依靠农耕而发展的民族来说，解决土地的所有权乃是首要的问题，古中国的历史周期律也与土地的分配息息相关。
古代中国的历史周期律
古代中国，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王朝之更迭，总是逃不出这么一个周期律：开国分封、权贵坐大、土地兼并、引发饥荒、最后战乱、新朝建立、重新分封......
大凡新朝建立，打败和镇压完其他敌对势力后，皇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分封土地。因此刘邦在灭亡项羽后就分封韩信为楚王、彭越为梁王、英布为淮南王等等，这些王其实只是个称号，关键在于食禄多少，所谓的食禄实际就是作为大地主的身份向耕种土地的农民收地租。在《皇明通纪》里有切确的记载，朱元璋封李善长为太师、韩国公，食禄四千石；徐达为太傅、魏国公，食禄五千石；常遇春子常茂为郑国公与李文忠等并食禄三千石；汤和、傅友德、廖永忠等食禄一千五百石；其他分封后差。连洪秀全称帝后也是大肆的分封诸王，分配土地。
在土地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上，必然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导致土地兼并，造成“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最后恶劣的贫富差距造成皇朝的动荡乃至推翻。新朝建立后又重复着分封——兼并——起义的路线继续循环，只要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不改变，这个历史周期律就不会动摇，无论多少次“均天免粮”都挽救不了。
可是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们并不关心这个核心问题，他们所关心的是农民是否被束缚在了土地上，如果他们脱离了土地，就会获得极大的自由，游走于各地，带来隐患。因此，古中国的法律大部分是围绕着如何钳制农民而制定的。
故而欧阳修在《新唐书·食货志一》里总结说：“古之善治其国而爱养斯民者，必立经常简易之法，使上爱物以养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产而取以给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为用度之数。是三者常相须以济而不可失，失其一则不能守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