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因应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新形势，亚洲这一概念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内重新被激活。本文试图从历史视野检讨这一概念在东亚、尤其是中国现代历史中的多种运用。文章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亚洲概念的衍生性，即这一概念如何从欧洲现代历史、尤其是19世纪的欧洲“世界历史”中发展而来，指出近代日本的“脱亚论”实际上是这一欧洲“世界历史”的衍生物。第二部分以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为背景研究两种民粹主义与亚洲概念的关联，其中一种以俄国民粹主义为特点，试图以亚洲特殊性对抗现代资本主义的挑战，而另一种则是以孙文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即试图通过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纲领创建民族-国家，在亚洲社会的特定条件下发展农业资本主义。第三部分研究孙文等中国革命者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本的东洋概念的区别和紧张，讨论了超越民族-国家和国际关系的范畴理解亚洲问题的必要性。第四部分以历史研究中的亚洲、东洋及其特殊遗产（如朝贡体系）与早期现代性问题为中心，讨论了超越近代海洋中心论、民族主义框架和欧洲中心主义重新检讨亚洲问题的必要性。
引言“新亚洲想象”的背景条件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概念与“反恐怖”战争中重新出现的“新帝国”概念接踵而至：前者以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主义原则--与私有产权相关的法律体系、国家退出经济领域、跨国化的生产、贸易和金融体制等等--对各种不同的社会传统加以彻底改造，后者则以这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所引发的暴力、危机和社会解体为由重构军事和政治的“新帝国”。这两个表面看来有所区别的概念将军事联盟、经济合作组织、国际性的政治机构连接在一起，构筑了一个囊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个层面的总体性秩序。我们可以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帝国或帝国主义”。
在《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只有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欧洲大陆才能捍卫面临重重危险的文化生活方式》一文中，哈贝马斯以捍卫欧洲的社会模式和现代性成就为由，论证了将各民族国家组织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必要性。围绕着保护福利与安全、民主和自由的欧洲生活方式，哈贝马斯提出了建立“后民族民主”的欧洲的三个主要任务，即形成一个欧洲公民社会、建立欧洲范围内的政治公共领域、创造一种所有欧盟公民都能参与的政治文化，并通过全民公决制定统一的宪法，“把当初民主国家和民族相互促进的循环逻辑再次运用到自己身上。”[1]按照这三个主要任务形成的欧洲宛如一个超级国家或帝国，一方面，它的内部包容着各具特色的和某种自主性的社会，但另一方面，它又拥有行使政府职能的统一的常设机构、统一的议会和法律，并得到历史地形成的公民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的支持和保障。
与欧洲统一进程及其危机相对应的，是亚洲地区的双重过程：一种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新型权力网络的集中与扩散过程，例如在阿富汗战争中，亚洲各国出于各自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积极参与以美国为中心的战争同盟；另一种则是在一九九七年金融风暴之后强化了的亚洲区域合作的步伐：2001年6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稍后参加的乌兹别克斯坦等几个中亚国家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即“上海六国”）；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十国达成协议，决定在十年内签署自由贸易协议；这个计划迅速地从“十加一”扩展到“十加三”（东盟加中、日、韩），又从“十加三”扩展到“十加六”（东盟加中、日、韩、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的一家媒体发表评论说：“如果亚洲的地区统一加速，......日本和中国的距离感将在地区统一进程中自然趋于消除，最终以把美国排除在外的首个东亚地区的协商场合--'东盟＋日中韩首脑会议'为基础，日中有可能实现'亚洲版的法德和解'。”[2]由于中国、日本及东盟国家对地区进程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这一区域计划的扩展（现在已经从十加三发展到十加六，即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包括在内）显示的与其说是亚洲理念的扩散，毋宁说是这一地区各民族国家的权力动力学的产物。
亚洲的区域整合进程包含了许多复杂的、相互矛盾的特点。一方面，它以区域或者亚洲的名义提出一种超民族、超国家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它又把民族国家纳入一个更大的、具有自我保护功能的共同体内；一方面，这一区域主义包含着通过建构区域自主性以抗拒全球霸权的意向，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新帝国”主导下的全球市场关系的产物。从历史的角度看，有关“亚洲”的讨论并不是全新的现象，在近代民族主义浪潮中，我们曾经遭遇过两种截然相反的亚洲论述，即以日本的“大陆政策”为基轴而发展出来的殖民主义的亚洲构想和以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为中心的亚洲社会革命，前者在东/西二元论的框架中构筑亚洲或东洋概念，后者在国际主义的视野内讨论民族问题。因此，对亚洲问题的讨论无法回避对于近代殖民主义和民族运动的重新检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