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它们的制度和文化差异之下，中国和罗马帝国共享着同一种造成了较高不平等水平的剩余占有和集中的逻辑。帝国统治导致资源流动，从而能够以一个在较小的环境中所不能想象的规模使得站在权力杠杆上的那些人变得富有。因此，不平等程度至少在部分意义上是所形成的帝国的绝对规模的一个函数。建立在几千年前首次发展出来的资本投资和剥削的机制之上，这些帝国把利益提得更高了。政府机构那里将会有更大的利润，降低贸易和长期投资的交易成本使得那些有多余的钱的人获益了。最后，只有通过征服、国家灭亡或者大规模的系统崩溃——所有这些本质上就是暴力性的动乱，帝国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分化才能被终止或者逆转。前现代社会的历史记录中缺乏防止根深蒂固的帝国不平等的和平方式，也很难看清楚任何能够从这些特定的政治生态中生发出来的策略。然而，即使帝国崩溃，也往往只是一次重置，为另一波的放大和两极分化开辟了道路。
因为不平等能够被限制在完整的帝国政体之中，它是依靠精英群体内部资产的暴力性再循环实现的。我已经提到了埃及马穆鲁克的例子，其中这一原则可能以其最纯粹的历史记录的形式得以体现。在苏丹，埃米尔和他们的奴隶士兵分享着征服的收益：他们形成了一个在种族上分化和空间上分割的统治阶级，致力于从臣服的土著那里抽取租金，如果收益数量不能满足期望，这些土著可能就会受到摧残。在这一阶级内部持续不断的权力争夺决定了个人收入，同时暴力性的冲突常常改变这些分配。本地的产权所有者因面对敲诈勒索的威胁而寻求庇护，这就使得他们将其资产的责任让渡给来自马穆鲁克阶层的强人，并且支付一定的费用以换取免被征税的资格。这是一种得到精英支持的做法，后者从中得到了自己的份额。统治者的回应则是不断诉诸对精英财富的彻底没收。
成熟的奥斯曼帝国完善了更为复杂的强迫性再分配策略。4个世纪以来，苏丹在没有司法程序的情况下，处决了几千名政府官员和承包商，并且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在14世纪和15世纪发生的征服战争的初期，贵族阶级已经作为武士家族与奥斯曼皇室形成联盟，后来又纳入其他地方的武士精英阶层。苏丹维护着自己的权威，15世纪以来不断增强的专制主义统治限制了贵族的权力。从奴隶中选择的出生低微的人才取代贵族家庭的后代成为官员。纵使这些家族继续竞争职位和权力，最终所有的政府官员，不管他们的社会背景如何，对统治者而言，都被视为丧失了个人权利。政府职位变得不再有继承性了，同时官员的资产也被认为是受俸的，实际上变成了提供服务的附属物而不是私有财产。当他们死去的时候，他们在职期间获得的收益将会从他们的财产中扣除且被国库接收。实际上，他们所有的财产可能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被夺走，即任职和财富被视为不可区分。死亡时没收财产是清算和征收那些引起苏丹关注的现任官员的补充手段。精英阶层的成员试图尽其所能抵抗这种侵蚀，到17世纪，一些家庭已经成功地保持他们的财富达好几代人之久。在18世纪，随着政府职位和职责越来越多地被让出去，本地精英变得更加强大了，这就导致政府行政的广泛私有化，并且使得官员可以巩固他们的财富和地位。中央政府不再能够像从前一样，用同样的方式夺取资产，产权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早期的战争压力下，再次征用财产，这引起了抵抗和逃离。1839年，当苏丹确保他们生命和财产的时候，奥斯曼的精英阶层最终以对其有利的方式终结了这场竞赛。至于包括罗马帝国和汉朝时的中国在内的其他帝国，中央政府控制统治阶级财富的能力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削弱了。
在其他例子中，统治者要么太软弱，要么太遥远，从而无法干预精英圈子中的财富集中。西班牙对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地区既存的帝国的占领就是一个特别有启发性的例子。在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中，土地被授予贵族和骑士，然后他们有了对其居民的管辖权。西班牙征服者接着把这一做法推广到他们在新世界的领地，这里已经存在相似的做法了：正如我们在上文看到的，阿兹特克人已经建立起将土地授给精英阶层、农奴和奴隶在内的强制性和攫取性制度。在墨西哥，西班牙征服者和后来的贵族很快夺取了大片的土地。直到被占据之后，这些土地才常常被追认为皇室的授予。埃尔南·科尔特斯在瓦哈卡的土地于1535年被要求限定继承权，这片土地在其家族手中延续了300年，最终包括15个别墅、157个印第安人村庄、89个大农场、119个大牧场、5个大庄园和15万居民。尽管有试图限制这种授予（被称为赐封）期限的皇家命令，它们却实际上都变成了永久性和可继承的财产，并且一个小规模的、超级富裕的地主阶级得以维持。大授地制操纵土著人变成债务奴隶以控制他们的劳动，反对关于强迫劳动的禁令。长久以来，这使得他们得以从最初杂乱无章的扩张行为和多样化的大授地制中开拓出更多长期的庄园，相关的农场由苦力进行耕种，他们在自留地和领地之间分配其时间。在地主的专制控制下，实际上形成了微型独立王国。后来的变化局限于上层社会，最为著名的是墨西哥在1821年的独立，导致了西班牙地主被驱逐并被那些大体上保留了现有制度的本地精英取代。土地所有制在19世纪期间甚至变得更加集中了，导致了第8章描述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