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栏目由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CSMR）独家推出，国内外核心期刊、学术网站，社媒领域重磅研究学术观点为你一键呈现。每月更新，干货精选，和你一起，关注社媒领域研究新进展。——2018年7月
整理：陈想非；编辑：珲哥
一、“大V”去哪儿了?——基于微博、微信、知乎南海仲裁案讨论文本的分析
意见领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互联网的论辩伦理和交往伦理，尤其是在网上可否推行有效的对话。而“专业”是成为一名网络意见领袖的基础性要素，对普通大众而言，意见领袖的专门知识能够帮助自己减少日常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这正是他们关注和追随意见领袖的首要目的所在。
本文选取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和知乎平台上有关南海仲裁案的热门讨论文本，从发言主体、内容专业性两个维度来评估社交媒体平台的公共讨论质量。
研究发现，在南海仲裁案中，作为意见领袖的媒体机构在呈现权威专家信源、回应境外媒体、发出媒体独立声音等方面的专业性表现欠缺，使用表情包和段子迎合受众，整体上专业性供给不足；有影响力的自媒体也存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热衷于鼓吹战争等不专业的表现。
相对而言，微博、微信平台上公共讨论的时效性更强，热点迅速爆发但又迅速沉寂，而知乎平台上的公共讨论相对更有持续性，且作者能够编辑、更新原帖，回应其他网友意见，比较而言，更有利于公共讨论的深入。
※ 陈敏,黄睿.“大V”去哪儿了?——基于微博、微信、知乎南海仲裁案讨论文本的分析[J].新闻记者,2018(07):61-72.
二、废除“i奴”缘何不可能：劳动过程的遮盖及非经济报酬的崛起
传播是一种生产性的劳动，网络用户是网络空间中的劳动者。在网络空间的劳动中，作为资方的网络媒介公司利用网络技术赋予的权力，有效地将强制网络用户进行劳动的权力隐身起来，并对网络用户的劳动成果进行深层次的剥削，将网络用户变成了“i奴”。虽然说废“i 奴”之声此起彼伏，但“i 奴”这群劳动者依然没有觉醒（或者觉醒了也没有理睬学者们的呼吁），依然兴致勃勃地做“i奴”。
本文认为，就其主要原因来说，首先是在网络技术的赋权之下，作为资方的网络媒介公司能够巧妙地将“i 奴”的劳动过程遮盖起来，使社会忽视了“i 奴”这群劳动者；其次是“i 奴”在劳动中能够获得相应的非经济报酬，比如社会资本，如一是社会关系维持、扩展与深化，二是社会声望得以提高，三是在信息分享中获取乐趣，四是家庭、宗亲关系得以维持和发展。此外，还有可能获得社会资本范畴外的非经济报酬，一是找到参与感与归属感，二是求知欲望得以满足，三是娱乐天性得以满足，情感体验得以进行。正因为如此，网络用户不会关心自己的劳动受不受控制、受不受剥削，他们被网络技术驯化了，不分昼夜地投入到网络劳动之中，遭受着更深层的剥削，成为了网络媒介公司的“i 奴”。废除“i奴”就成了一种呼吁，很难达到真正的目的。
※ 杨逐原.废除“i奴”缘何不可能:劳动过程的遮盖及非经济报酬的崛起[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40(07):22-28.
三、手机社交游戏的传播价值与规制方式研究
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手机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较 2016年明显提升，达到 4.07 亿，较 2016 年增加5543万人，占手机网民的 54.1%。这意味着我国每两个手机网民中就至少有一个在玩手机网络游戏。
该文认为，与PC端的网络游戏不同，手机社交游戏经由社交媒体账户登录，维持并拓展了人际交往的互动关系，实现了娱乐与社交并存的游戏体验。
具体而言，手机社交游戏具有以下传播价值：
1、手机社交游戏打破了以往的社会群体身份藩篱，创造出一个扁平化的社会交往空间。在这个由媒体技术和游戏规则架构的世界里，游戏玩家可以通过悬置所有的等级地位、特权、律例来实现一种创造性的、游戏式的自由和解放，获得最原始的快感,、暂时拒绝官方世界的机会，实现对某种强制性社会意义的抵抗。
2、手机社交游戏建构出一个转瞬即逝的碎片化世界, 原本固化的社会组织被分散，玩家们得以寻求维持或重新建立社会联系，寻求群体认同，主动建构起单纯以情感维系的零散部落。从而在社会竞争日益加剧，人们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工作、生活的高度流动性割裂了人们在现实中与朋友相聚的时间与条件的现代社会，提供了增进交流与移动社交的机会。
3、手机游戏中的角色扮演使自我介入游戏文本的书写，从而拥有更多的自我感。在现实社会中，这种气质获得或人格成长是个非常漫长的社会化过程。而在社交游戏中，只要玩家持续性地投入时间精力，就可以拥有某种象征性的权威人格。玩家在手机社交游戏中的行为表现，会生成各类隐喻性的信息，在与他人的社会互动中建构与呈现出唯一性的自我。手机游戏带来的补偿功能有效地弥补了现实生活中未实现的满足。
但也需要注意游戏背后隐藏着资本市场对于游戏玩家群体的盘剥，游戏玩家容易沦为其中的“数字劳工”。文章建议，需对手机游戏产业开展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制、社会性的协同化规制、游戏行业的自觉性规制等。
※ 袁潇,张晓.手机社交游戏的传播价值与规制方式研究[J].当代传播,2018(04):45-47+56.
四、新媒体时代媒介用户需求的人性之维
互联网生态圈是以用户为原点，以互联网公司为主体，通过终端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从而获取用户，再转化为收入。由此推导出互联网理念的核心就是: 满足用户需求。那么，网络用户需求的本质是什么? 如何发现用户的需求?
本文指出，人之为人，其实都有共同的基本需求，那便是建立“三大人性”的共同基础上的 贪婪、懒惰、自私。这三大人性其实对应的是三大商业本质: 价值本质、便利本质、优选本质。所谓价值本质，即必须提供对方认为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 便利本质，就是必须尽可能降低交易和使用过程中的程序; 优选本质，就是相比较而言，当前这一交易对双方来说是最划算的。
本文认为，互联网时代，用户不再是传统媒介环境下一群面孔模糊的大众，他们是一群有更多自主意识、面容鲜活的用户。因此，要从人性的贪婪、懒惰、自私三个层面所对应的价值、便利与优选三个维度，去研究用户的真实需求。从媒介价值维度，用户不再是单纯的信息输入者，而要成为“信息输出者”；从媒介便利维度，他们希望打破媒介在时间、空间上的偏向，实现传播自由; 从媒介的优选角度，他们希望减少冗余信息的困扰，实现信息的个性化、精准化推送。如果能从这三个维度，不断满足用户的真实需求，就能将普通用户发展成粉丝用户，增强用户与媒介的粘性。
图：三大人性对应的三大商业本质
※ 张勇军.新媒体时代媒介用户需求的人性之维[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40(07):120-125.
五、重返部落化：新媒体时代离乡青年对方言共同体的延续与再定义
人口迁徙是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必然结果，离乡谋生，人员交流，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动态社会变迁的标志之一。这一过程导致方言社群分离，方言与其所承载的地域文化处于危境。
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到，人类的整个社会化进程是被传播媒介所贯穿的。尽管人口迁徙带来了地域文化的危境，新媒体发展又正在改变方言共同体的传统存续方式，言语共同体的演化逐渐被媒介环境学与社会语言学所关注。
该研究以闽北建瓯地区为例，综合采用问卷与深度访谈方法，了解离乡青年在流入异地的语言选择、语言转码情况，对建瓯方言的情感态度，以及为传承方言做出的新媒体传播行动。
研究认为社交媒体构建的电子社群打破了传统的信息等级制度，实现了方言小众文化的聚集；多媒体的内容聚合为方言存续与交流提供了感官平衡；互联网平台的传播结构打破了由中心向边缘扩展的单向模式，实现了平衡的多向模式。因此，离乡青年仍然维持着对言语共同体的认同，以网络新媒体形式延伸和巩固了建瓯方言的言语共同体。新媒体时代发生的言语共同体的演化现象也赋予了共同体各项要素新的内涵。
从这个意义上讲，麦克卢汉当初对“部落时代”的划分是一种预言式的洞察论断，在进入新媒体时代后，实证检验在提供注解之外，也给出另一种谨慎提示。异质性“部落”间的联合何以可能，以及这种“部落”间的壁垒对于民主社会是好是坏，这些都成为了值得我们进深思考的难题。本文认为，“重返部落化”得以可能，须具备以下特征: 方言共同体的成员是同质性的人; 部落之内共享经验; 部落之内共享意义。
※ 孙蕾.重返部落化:新媒体时代离乡青年对方言共同体的延续与再定义[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40(07):145-151.
六、手机里的漂泊人生：生命历程视角下的流动女性数字媒介使用
伴随价格低廉的移动数码设备的普及，中国数字鸿沟早已不再是单纯地由二元化的 “信息富有者” ( information haves) 和 “信息匮乏者” ( information have-nots)所构成。“信息中下阶层”( information have-less) 一词用于描述多数中国互联网用户更为贴切。但在过去 30 年里，中英文的 ICTs 研究对信息中下阶层的学术讨论都极为有限。
本文尝试从生命历程视角出发，回答以下问题：如何理解作为信息中下阶层的流动妇女? 不同生命阶段的流动妇女如何主动采用信息技术来解决她们各自工作与生活中的问题? 她们的手机使用受到哪些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通过田野观察、焦点小组和非正式访谈的数据收集方式发现，珠三角地区的流动女性内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被以往的农民工媒介使用研究所忽视。流动女性群体的内部差异，不能简化为年龄变量本身，而是与流动人口性别化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生命历程有关。
一方面，国家主导的社会经济政策和教育政策结构性影响了流动人口的生活机遇；另一方面，处于不同生命阶段的流动女性在家庭内部和就业市场上有着不同的角色期待和身份定位。基于不同生命阶段的个体和家庭决策，她们的工作性质、居住环境和家庭劳动分工是多样化的，这些因素形塑了她们的手机使用习惯和媒介内容偏好。
具体而言，不同生命阶段的流动女性往往基于自身和家庭需要而使用手机的不同功能，从使用中获得不同类型的需求满足。多样化的手机使用模式 ( 使用时间、上网方式、使用功能) 受到工作类型和生活环境的形塑，也反映了她们在外部环境限定下做出的具有能动性的决策。例如她们有各种省钱上网和打电话的策略，使用手机协商关系、自我学习、消遣娱乐甚至灵活就业。但这不能抹除不均衡的经济发展、不平等的福利制度、缺乏关怀的就业政策、性别化的劳动分工给她们带来的在城乡之间，全职工作、灵活就业与失业之间，回归家庭和外出打工之间辗转挣扎的苦痛经历。她们对于“正能量”题材的偏好，正是反映了她们对于结构性现实困境的无能为力，但又必须勇敢坚强面对的心理状态。而从年轻女孩喜欢青春浪漫题材、已婚女性们热衷正能量鸡汤的对比中，可以串联起 20 世纪大众文化消费与女性受众的传统媒介研究脉络，在这一研究脉络中，小说、广播、电影、电视剧都为处于各种艰难的时代语境与个人境遇下的女性受众提供了逃避现实、宣泄情感与无声反抗的空间——浪漫小说对于女性读者是补偿性的，满足她们在现实生存中无法满足的心理需要，而悲伤的文本扰乱了逃避和补偿机制，所以不受欢迎。在21 世纪数字媒介时代，这一媒介需求依旧延续，不过更换了媒介的物质载体，有了更丰富的媒介表现形式。手机的强大媒介整合能力，将包括阅读、观影、听广播等各种娱乐消遣活动都集成于一身，成为她们逃避现实、宣泄情绪与无声反抗的主要方式。
※章玉萍.手机里的漂泊人生:生命历程视角下的流动女性数字媒介使用[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25(07):49-65+127.
国外
一、在线媒体使用和用户感知社会资源的关系：一种元分析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Online Media Use and Users’ Perceived Social Resources: A Meta-Analysis
由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快速发展，以及伴随而来的用户使用时间的增加和像Facebook某些在线应用的普及，一个新的问题引发关注：用户感知的社交资源（PSR）与在线媒体使用（OMU）之间是何种关系？
为回答这一问题，该研究对该主题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元分析。结果显示，一方面，OMU和用户的PSR之间存在一个小而重要的正向关系（r= .15），这表明总体而言，在线媒体的使用并非可感社交资源遭受损失的主要原因，但对社交资源的增益，贡献也很小。相较而言，其他变量可能更重要。
更具体的研究揭示，在线维度（online dimension），以及SNS、论坛等的使用，与OMU和PSR的关系正相关；而离线维度（offline dimension）、结合维度（bonding dimension），以及游戏等的使用，则与OMU和PSR的关系无关。也就是说，用户在线媒体使用的时长，并不影响其线下社会资源，以及结合型社会资本（主要存在于家庭成员、好朋友与邻居等具有强烈认同感的群体中，近似于强连接的概念）的积累，所谓的转移效应并不存在。玩游戏也不耽误社会资源的积累。而在线媒体使用时间越长，线上社会资源的积累则越多。论坛，SNS的使用也能体现这一点。
※ Natalia Aruguete & Ernesto Calvo.(2018)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Online Media Use and Users’ Perceived Social Resources: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ume 68, Issue 3, 1 June 2018, Pages 480–502,
二、在对社交媒体互动的观察中，间接体验与公众人物的准社会性亲密关系Vicariously Experiencing Parasocial Intimacy with Public Figures Through Observations of Interactions on Social Media
在社交媒体中，公众人物与不同社交群体的互动的记录会被显示出来，这就使得其他人可以从旁观察，甚至对那些发帖的个体产生认同和共情，觉得他们和自己很像——基于共同的社交类属（social categories）。那么，这对围观者与公众人物的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该研究表明，观众可以通过观察和认同与在线公众人物互动的个人，来与公众人物建立联系。具体而言，与不确定的回应（disconfirming reply）相比，公众人物的确定性回应（confirming reply），可以更为强烈地激起观察者对公众人物的准社会亲密关系。当公众人物的确认答复针对的是内群体（ingroup）而不是外群体（outgroup）回复接收者时，观察者会更多地把自己“当作”接收者，并对公众人物产生了更大的准社会亲密关系。不过，该模型不适用于相对不太容易识别的公众人物（less recognizable public figures）。
※ Dai, N. Y., & Walther, J. B. (2018). Vicariously experiencing parasocial intimacy with public figures through observations of interactions on social media.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三、有传言说：流行性指标对推特流言可信度和传播力的影响Rumor has it: The effects of virality metrics on rumor believability and transmission on Twitter
这项研究结合社会规范理论，考察了流行指标（virality metrics）对Twitter上流言判断的影响。研究展开了一项在线实验，将一条关于与食品安全问题相关的流言的推文，以不同的流行指标（即转发量，点赞量和回复量）呈现。结果显示，接触包含有高流行指标的推文，将强化用户对分享该推文信息的期望规范（descriptive norms，即其他人怎么做的）和强制性规范（injunctive norms，即群体要求我做的）的认知，结果增加了用户对信息的信任度和疯传的意图。总体而言，研究结果证明了流行性指标的规范性影响。
※ Won Kim, Ji. (2018). Rumor has it: The effects of virality metrics on rumor believability and transmission on Twitter. New Media & Society. 146144481878494. 10.1177/1461444818784945.
△封图来源：yunt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