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之间会产生干扰，可能出现两种结果：或者是它们的动力增加，或者是它们的动力被中和掉。
让我指出另一种类比。模仿从一个种族或民族传递到另一个种族或民族时，会受到修正，就像振动或生物类型从一种环境进入另一种环境会发生变化一样。比如，在词语、宗教神话、军事秘密或文学形式从印度人到日耳曼人、从拉丁人到高卢人转移的过程中，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变化。在一些情况下，变化的记录足以说明这些变化的总体情况和趋势。这个变化趋势在语言中尤其明显。格里姆定律[1]、雷努阿尔[2]定律可以叫作语言折射的定律。
雷努阿尔认为，拉丁词语受西班牙语和高卢语影响发生的变化是一致的、典型的。格里姆定律认为，德语和英语里的辅音相当于梵语和古希腊语里对应的辅音。这个事实说明，从原始雅利安语到条顿语、希腊语或印度语，祖语按照特定的规律变化，一种情况是用送气音取代急促音，另一种情况是用急促音取代送气音，如此等等。
如果宗教的数量和语言的数量一样多（宗教的数量太少，不足以提供比较的基础，不足以和可以被归纳为定律的语言现象做比较），尤为重要者，如果每一种宗教里的思想和任何语言里的词语一样多，我们就可能推演出和语言规律相仿的神话折射的规律。实际情况是，我们只能追踪某一个神话的变化，比如色列斯[3]或阿波罗的变化，这是采用该神话的不同民族的天才给它打上的烙印。但是，能进行这样比较的神话实在太少，而且同一民族在不同时期又赋予它不同的意义，所以就很难在神话里找到明显的共同特征，也找不到总体上超越家族的类似特征。然而，同样的宗教思想在演变的过程中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从《吠陀经》[4]到梵天[5]或琐罗亚斯德教[6]，从摩西到耶稣基督或穆罕默德，不就是这样的吗？基督教思想在古希腊、古罗马、英国国教、高卢教会的异教教派里流动的过程中，不就是这样的吗？也许我应该说，凡是沿着这个思路能做出的论述都已经有人说过了，我们只需要利用这样的材料就行了。
艺术批评家也多少看到了所谓艺术的折射率。这些定律因民族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它们属于每一个特定绘画、音乐、建筑、诗歌的中心；属于不同的国家，比如荷兰、意大利、法国等。我就不凑热闹了。不过，我们可以说，忒奥克里托斯[7]折射在维吉尔身上，米南德[8]折射在泰伦斯[9]身上，柏拉图折射在西塞罗[10]上，欧里庇得斯[11]折射在拉辛[12]身上，难道这样说纯粹是形而上的、幼稚的吗？
再来打一个比方。模仿之间、社会事物之间、振动与生物类型之间都会产生干扰。如果两个波浪、两个物体（physical things）很像，同时又从两个不同的中心传导出来，如果它们在同一物质存在（physical being）中相遇，或者在同一物质微粒中相会，那就可能出现两种结果：或者是它们的动力增加，或者是它们的动力被中和，这是因为它们的运动方向或者凑巧一致，或者截然相反。在第一种情况下，一个新的复合的浪头开始了，这个浪头更大，而且往往会继续扩张。在第二种情况下，争斗和部分毁灭会接踵而至，直到一个对手战胜另一个对手。同样，我们知道，两个不同但相近的生命经过世世代代的独立繁衍之后，不是在一个地方相遇（动物争斗或互相毁灭，那是严格意义上的身体接触），而是在同一个生物体中、在同一个生殖细胞里杂交——这就是唯一的一种既相遇又干扰的情况，这是真正至关重要的相遇。这里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后代的生命力超过父辈，更多产，繁殖力更强，而且把显著的特征遗传给更多后裔，这是可以被验证的一种生命的发现；另一种情况是，后代弱小，少数后代甚至发育不全，非自然结合的父母的不可兼容的特性是互相分离的，这就加速了一个对手战胜并驱逐另一个对手的过程。同样，两种信念或两种欲望，或者一种信念和一种欲望，总之，两个社会事实（说到底，一切社会事实都是信念或欲望，只是名字不同而已：教义、情感、法律、欲念、风俗、道德等）各自按照不同的范本学习或模仿走过一段路之后，常常会最终走到一起并互相接触。这两个社会事实的接触和干扰可能是实实在在的心理的和社会的接触和干扰。为此目的，它们在同一个脑子里的共存、在同一种心态中的参与，就不仅是必需的，而且两者的关系必须是二者居其一的：或互相支持，或互相对立；或一主一从；或一正一反。但有些信念或欲望似乎既不互相支持又不互相伤害，既不互相肯定又不互相否定，它们不可能互相干扰，就像两个异质的波浪或生物体由于关系太遥远而不能结合一样。如果它们看上去互相扶助、互相肯定，它们就因此而结合成为一个新的实用的发现或具有理论价值的发现；反过来，这个发现必然会在传染性的模仿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就像其构造成分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信念或欲望的力量会有所增强，就像两个社会事实被有利的物质或生物影响时，其推动力或生命力会得到增强一样。与此相反，如果互相影响的社会事实、主题或目的、教义或利益、信念或激情是互相伤害的、对立的，如果它们相遇在一个人的心灵里，或相遇在一个民族的心灵里——在这样的时候，个人和社会都会在道德上停滞不前，陷入怀疑和犹豫不决的境地，直到由于突然或长期的努力，他们的心灵被撕裂为两半，直到那个受珍惜程度比较低的信念或激情被牺牲为止。由此可见，生活的选择只有两个——仅仅是从一对被错配的鸳鸯的两个类型中进行选择而已。有一种特别重要的情况和以上那种情况略有区别：一个人脑子里的两种信念或两种欲望互相干扰，或一种信念和一种欲望互相干扰，无论他高兴与否，那并不局限于他一个人的脑子，而是在他的脑子里和另一个人的脑子里一起发生作用。这里发生的干扰是：这个人知道，他的思想受到别人思想的肯定或否定，他的意志受到他人意志的惠助或伤害。由此而生的是同情和赞同，或憎恶和战争。[13]
然而我认为，这一切都需要予以说明。让我们来区别三种假设：两种信念的有利干扰，两种欲望的有利干扰，一种信念和一种欲望的有利干扰。让我们再将这三种假设细分为两种：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有利干扰和不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有利干扰。稍后，我还要说一说不利的干扰。
1.如果我读到或回忆起一个自认为或然率很高的事实，而且我认为这个推测很可能成立；如果我突然感觉到，这个事实验证了我的推测，并确信这个事实就是那个推测的结果（就是说，表达这个事实的命题包含在表达这个推测的大命题之中），在这个时候，这个推测在我眼里的可能性立刻就大大增加了。与此同时，这个事实看上去就成了笃定的事实。由此可见，这个推想的过程始终伴随着信念的增加（gain in belief）。它这种逻辑包含的感知是一个发现。牛顿的发现仅限于这一点。他把猜想中的引力规律用来计算月亮和地球的距离时，觉得这个事实验证了他的假设。让我们假定，一个世纪以来，一个民族始终由一位领袖人物比如圣阿奎纳[14]、阿尔诺[15]或波舒哀[16]的领导去证明，或认为自己在证明，那时的宗教教义和科学状况之间存在着类似的一致性。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滔天洪水般的信念使富于逻辑和发明的13世纪硕果累累，使法国詹森教派在17世纪硕果累累，使英国国教在17世纪也硕果累累。这种宗教与科学的和谐是不折不扣的发现。圣阿奎纳的《神学大全》、波尔·罗亚尔[17]信徒和法国教士的问答教学法，以及那个时期的一切哲学体系——从笛卡儿[18]到莱布尼茨[19]的哲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这种和谐关系在不同程度上的表现。现在，让我们把刚才的大命题做一点修正。让我们假定，我倾向于赞同一条原理，而与我交谈的朋友却断然拒绝接受这条原理。他把自认为真实的事实告诉我，而我却认为这些事实并没有得到证明。稍后，我似乎感到，或者说心里突然一闪念：如果这些事实得到了证明，它们就能充分证明我的原理。从那一刻起，我就倾向于相信这些事实。不过，信念的增加仅仅是在于对事实的相信，而不是和我的原理有关。此外，这种发现并不完整，并不会有什么效果，除非我的朋友说服我相信他的信念，证明他的信念比我的信念更加有道理；或者除非我向他证明我的原理是正确的。这正是广泛而自由的思想交流的好处。
2.中世纪第一位既爱慕虚荣又很贪婪的商人由于不甘心放弃财富和社会地位，觉得贪婪能服务于虚荣，于是就花钱为自己和家人买了贵族的爵号。这位商人心想，他搞了一个很好的发明。实际上，有许多人模仿他。完成这个意外的宏图后，他的虚荣和贪婪难道不是在成倍增长吗？在他的眼里，黄金有了新的价值，野心和曾经绝望的梦想触手可及，他的贪婪和虚荣难道不是随之增加吗？也许，我们能举一个近一点的例子。第一位把常理倒过来的律师投身政治以求发财，他率先办的事既不是坏主意，也不是效果不佳的首创。再举一些例子。假如我陷入情网，又有写诗的激情，我就把爱情转化为写诗的狂热。我的爱情迅速升温，我写诗的热情节节攀升。在这种干扰中发源的诗歌何止千万！又比如，我是慈善家，又喜欢出名，于是我就努力完成卓越的业绩，以便多做善事，然后我就努力有益于人，以便扬名显身，如此等等。历史上也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伊斯兰在欧洲的入侵、1358年的扎克雷暴动[20]和以后几年的起义、一切受高尚激情约束的卑贱激情，都是突出的例子。令人高兴的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早期还有一个更加富有感染力的例子。有人率先说：“我肚子饿，我的邻居冷。我把这件衣服给他，反正它对我没用。我用这件衣服和他换吃的，因为他有多余的食物。就这样，我对食物的需求可以满足他对衣服的需求，反过来交换也可以。”这个例子说服力强、言简意赅。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早期而言，极富创造性的思想、产业、商业、货币、法律和艺术盖源于此。（我不把社会的诞生归因于这个思想，因为社会的存在走在交换出现之前。从一个人模仿另一个人的那一天起，社会就诞生了。）
我们要注意，一切新形式的专业工作、一切新工艺都是从类似的发现中产生的。这些发现者一般是无名氏，然而其积极性和重要意义并不因此而逊色。
3.从历史意义上来讲，没有什么心理干扰能像一种欲望与一种信念之间的干扰那样强烈。但是，还有许多情况不能纳入这个范畴：一种信念或意见附着在一种倾向之上，激发另一种欲望，从而影响这种倾向时，就不能把这个信念或意见纳入这个范畴。剔除了这些情况之后，还有相当多的情况：思想对它附着的欲望直接起刺激作用。比如，假定我想到国民议会去演说，一位朋友立即恭维说，我最近表现出了真正的演说天分。他的信念鼓舞了我的雄心，我的雄心也强化了我的信念。同理，一切历史错误，一切恶劣或过分的平静或疯狂，它们在煽动政治激情的同时，无不受到政治激情的推波助澜。信念也会刺激欲望，有时使欲望的目标更加容易达成，有时对欲望的目标表示赞同。在这第三种假设分析的结尾，我还要指出这样的情况：一个人意识到，虽然他不赞同别人的信念，别人也不赞同他的打算，但是别人的信念还是有助于他的打算。这个意识是一种发现，许多骗子利用了这个意识，至今还在这样干。
这种特殊的干扰及由此产生的未经命名的重要发现，应该算是主宰世界的重要力量。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爱国主义只不过是幻觉滋养的激情，反过来，他们的爱国主义又滋养了他们的幻觉。这只不过是极度夸张的自我优越感滋养的野心、贪婪和虚荣而已——难道不是这样的幻觉吗？这只不过是以人为中心、以小不点儿的地球为宇宙的中心，以这个小不点儿上的小不点儿的古罗马和雅典为宇宙的中心，认为只有这个小之又小的小不点儿才能得到上帝的垂青——难道不是这样的幻觉吗？阿拉伯人的狂热、基督徒的传教、雅各宾[21]和革命党人的宣传，难道不是幻觉滋养的激情的极端膨胀吗？这些力量总是首先起源于一个人或一个中心，很超前，突然喷发而出，获得重要的历史意义。一个狂热的人在执着于征服、永生或人类堕落的欲望却无能为力时，心血来潮，无意之间就开启了一扇通向雄心勃勃的大门。这个念头也许是耶稣复活、千禧盛世、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的教条主义或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公式。他拥抱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又反过来抬高他的地位，看哪，一个新的使徒诞生啦！就这样，一股政治或宗教流行风气就这样刮起来了。
以上几个段落只讨论了干扰-组合（interference-combinations）的问题。这种干扰的功能是发现并加大欲望和信念这两个心理量。不过，那个漫长的道德演变序列，也就是所谓的历史，它牵引出了至少是同样多的干扰-冲突（interference-conflicts）问题。欲望和信念这些主观的对立面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出现时，那些心理量总数的绝对值就会下降。当它们朦胧地、零星地出现在孤零零的个体身上时，除了心理学家，谁也不会注意它们。
于是，我们就会看到三种假设的情况。
（1）大胆的理论家和政治预言家进行欺骗，同时又逐渐对自己产生怀疑。当他们看到事实证明自己的猜想错误并嘲弄了自己的预言时，他们会既欺骗别人又怀疑自己。真诚而明达的人感觉到他们的科学和宗教或哲学体系之间存在着矛盾时，这些理论家和政治预言家的思想就会被削弱。与此相反，在私下、司法和议会的讨论中，信念的火焰却是被重新点燃了，而不是被扑灭了。
（2）我们看到因压抑和苦闷而产生的无所事事，看到因陷入科学热情与文学理性、爱情与抱负、骄傲与懒散的矛盾而苦苦挣扎、慢性自杀的人。相反，各种竞争使人身上的每一根发条都绷得紧紧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生存斗争。
（3）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绝望的症状：强烈的渴望和强烈的缺乏自信、恋人的深渊、苦等者疲惫不堪的地狱、顾虑和懊悔的煎熬、不看好自己渴望的目标和看好自己厌恶的目标。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令人讨厌的抗拒：父母抗拒孩子的尝试和激情，因为他们相信孩子会遇到危险；谨慎和经验丰富的人抗拒发明者的尝试和激情，因为他们认为那些发明不实际。
当这些情况（实际上是始终相同的情况）在很大的规模上起作用时，当它们由于强大的社会模仿潮流而成倍增长时，它们就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其他名目下，这些现象将成为：
（1）一个民族进退两难的处境，因为它陷入两个敌对的教会或宗教、教士和科学家之间的矛盾中，这是第一种可能；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宗教战争，纯粹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爆发的战争，这是第二种可能。
（2）一方面，一个民族或阶级的失败或惰性给宗教造成了与其自然本能（实际上起初也是人为的激情，或者是从外族引进的激情，只不过这种激情比较古老而已）对立的人为的激情，或者是和永久性利益不一致的欲望。比如与渴望和平与舒适的永久性利益不一致的欲望，尚武精神成倍增长并难以割舍时，就会发生这样的对立。另一方面，大多数对外的政治战就是这样的对立。
（3）一方面是内战，严格地说也就是内斗——保守派和革命党的内斗；另一方面是一个民族或阶级的绝望。信念和热情爆发时，绝望的情绪就衰减并沉入历史，然后逐渐被人遗忘；古老的箴言和传统与新的渴望发生冲突时，社会就会感到烦恼和压抑，比如基督教与骑士精神、工业主义与功利主义发生冲突时，就会出现绝望的情绪。
由此可见，对个人或社会来说，怀疑、惰性和绝望的可怜情况，还有争端和战争引起的更加痛苦的暴力和对立，都能迅速把人推向解脱的结局。人总是能从长时期可怜的境地中被解放，于是奴役他的两种力量就受到了削弱。尽管如此，人总是无法战胜争端和战争。即使解脱，也是暂时的解脱，因为到了一定阶段，使他痛苦的状况只能在短时期内增强人的信念和欲望。由此而生的是困扰人类的、无休无止的异见、对抗和矛盾。只有思想和行为的逻辑体系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由此而生的是战争和争论的难以消灭，至少是看上去难以消灭，人人都因此而受难。不过，在一些人的主观世界里，欲望和观点的斗争一般是能讲和的。由此而生的是九头蛇似的社会问题——难以根绝、不断冒出来的问题，并非当代特有，而是一切时代都会遭遇的问题。因为它不研究信念和欲望衰落的结果，而是研究信念和欲望爆发时的状况。换句话说，它没有问，科学或宗教是否最终会占领或应该占领大多数人的头脑；它没有问，究竟是对社会秩序的渴望在人的心里更加强大，还是社会嫉妒、骄傲和仇恨更加强大；它没有问，哪一种态度有利于统治阶级革除慵懒而增添光彩，是积极而勇敢地放弃陈旧的架子，还是希望和自信的突然爆发而有利于革除陋习；它没有问，旧道德是否有权利和权力再一次影响社会，未来的社会是否将要按照自己的面貌确立荣耀和道德的新规矩。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会拖得太久，即使目前也不难预料其性质。然而，这些问题构成了那个永恒的九头蛇似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实在是太艰难了。它们是：通过驱逐少数持不同意见的人或是强迫其改宗，从而确立完全的思想统一——这样的做法好还是不好？这样的情景会不会发生？压制个人之间的商业、专业竞争，压制社会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好还是不好？用梦想的劳工组织来压制个人之间的关系好不好？用一个庞大的联盟，至少是用一种新型的欧洲平衡，使欧洲迈出走向合众国的第一步，这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未来是否给我们储备着这种可能性？一个强大而不是受限制的权威、一个绝对的主权权威、一个能干大事且既博爱又聪明的权威——让这样一个权威崛起并成为至高无上的帝国权威或制度权威，让它被掌握在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的手中，这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我们能否看见这样的前景？
这就是那个问题，这样表述出来之后，它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问题。人类整体和个体总是向着最健全的真理和最强大的力量前进，也向着最强大的信念和自信前进——总而言之，向着有最大可能的信念前进。于是我们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最大限度的前景是否能通过协商、竞争和批评来实现？或者反过来说，通过压制协商、竞争和批评，通过模仿一个不断膨胀又抱成一团的思想或意志来无穷无尽地开拓，是否可以达到这个无限美好的前景呢？
[1]格里姆定律（Grimm’s Law），印欧语系内部的辅音变化，有第一音变和第二音变，这两次辅音变化把日耳曼诸语言和其他印欧语区别开来。——中译者注
[2]雷努阿尔（Francoir-Juste-Marie Raynouard，1761—1836），法国戏剧家和罗曼语语言学家。——中译者注
[3]色列斯（Ceres），古罗马谷物女神。——中译者注
[4]《吠陀经》，印度婆罗门教的古代经典，共四卷。——中译者注
[5]梵天（Brahma），印度教主神之一，为创造之神。——中译者注
[6]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创始人为琐罗亚斯德，由波斯多神教演变而来，崇拜光明神奥尔穆兹德，又名拜火教、祆教、火教、火祆教、明教。——中译者注
[7]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约前310—约前250），古希腊诗人，创田园诗派，对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产生了重大影响，是最早结集出诗的诗人。——中译者注
[8]米南德（Menander），古希腊戏剧家，共写剧本一百余部，仅存一部《恨世者》，对喜剧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译者注
[9]泰伦斯（Terence），古罗马喜剧作家，有6部作品存世，大多由古希腊新喜剧改编而成。——中译者注
[10]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哲学家，任执政官，力图恢复共和政体，曾发表反对安东尼的演说，因而被杀。著有《论至善和至恶》《论法律》 《论共和国》等。——中译者注
[11]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前480—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写悲剧90余部，仅存《美狄亚》 《特洛亚妇女》等18部。——中译者注
[12]拉辛（Jean Baptiste Racine，1639—1699），法国古典主义时期最伟大的悲剧作家，他的作品如《不列颠》（1669）和《菲德拉》（1677）取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主题。——中译者注
[13]我指出，遗传性和模仿存在相似性，这两种普遍的重复与其分别对应的创造或发明相似，证明了遗传性和模仿之间的相似性。当社会青春勃发、生机勃勃、不断前进时，新的工程和成功的创新会接踵而至，从而加速社会的变革。之后，当发明的活力耗尽，模仿还要继续沿着固有的道路进行下去。印度、中国和罗马帝国末期就是这样的例子。比如，戈德里（Gaudry）先生在论述棘皮动物（《动物世界奇观》第二纪）时说：“它们失去神奇的多样形态，这是第一纪的华丽；它们不再拥有自我裂变的能力，但是仍然继续繁衍酷似自己的个体。”不过，情况并非总是这样的。在地质时代，有些家族或有些类型的动物在辉煌一时之后就消亡了。菊石就是一例。这种奇妙的化石在第二纪曾经辉煌一时，之后就灭绝了。还有一种类似的情况，有些短暂而辉煌的文明，就像朝生暮死的星星，在历史的星空中闪亮一天之后，突然灭绝。我指的是大流士统治的波斯、古希腊共和制的一些城邦、阿比尔教派兴盛时的法国南部、意大利共和制的城邦等。这些文明的创造力耗尽之后，连再生的能力都不复存在。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自己暴烈的毁灭性预先就注定了这样的命运。
[14]圣阿奎纳（Thomas Aquinas，1226—1274），活跃于13世纪，意大利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中译者注
[15]阿尔诺（Antoine Arnauld，1612—1694），法兰西詹森派神学家，该教派创始人之一。——中译者注
[16]波舒哀（Jacques-Benigne Bossuet，1627—1704），法国天主教高级教士、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中译者注
[17]波尔·罗亚尔（Port-Royal），信徒，詹森派教徒，因其活跃于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而得名。——中译者注
[18]笛卡儿（Rene Descartes，1586—1650），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将哲学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人，黑格尔称他为“近代哲学之父”。著有《方法谈》 （1637）、《哲学原理》 （1644）等。——中译者注
[19]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德国哲学家、数学家，微积分和数理逻辑先驱，制造了演算机，提出了二进制，建立了单子论和神正论，著有《神正论》 《单子论》等。——中译者注
[20]扎克雷暴动（Jacquerie），1358年法国北部农民反对贵族的起义。——中译者注
[21]雅各宾（Jacobin），法国大革命中激进的民主派。——中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