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这个理论是从阿克塞尔罗德和贝内特研究的地形理论中派生出来的，他们曾把这个理论用于二战中的国际联盟的分析。
[2]对于技术，我们是指一种完成一个目的的方式（通俗地说，就是做事情的方式）。这个定义包含了物理生产和非物理过程。一个标准技术通常是一系列被接受的核心产品和过程设计特征的集合，以至于“不同的制造商提供了比逻辑上所必需的更多的可交换性”（Farrell and Saloner，1985，p．70）。
[3]市场细分，我们是指一家企业操纵的产品市场的集合。具有类似市场细分的企业彼此作用，也就是说，在它们操纵的细分市场之间和它们不能操纵的细分市场之间有近乎完全的竞争。
[4]我们关于竞争性的假定是为了和下面的观点做比较。即为了共同垄断一个市场，紧密的市场竞争者将倾向于共谋和实施必要的自制，然后用隐含的或者直接的多边协议来分配垄断利润（Edwards，1995；Karnani and Wernerfelt，1985），在市场集中足够高的情况下尤其如此（Bernheim and Whinston，1990）。和竞争对手共谋的传统分析不能应用到标准设定的场合，因为每一家参与标准设定的企业都有自己的前期技术，而这会导致客户面对不可转换的产品专用性金融状况，人力资本投资也造成极高的转换费用。这使得在具有较低转换费用的情况下，和竞争对手共谋是符合经济理性的。因为这样的联盟通过限制产量和分配市场份额避免了过度的价格竞争。在基于要求高转换费用技术的市场上，技术本身提供了对于共谋联盟的限制功能，因为转换费用使得企业不能立即丧失存在的客户而承担超竞争价格。相反，为了扩大市场的规模，企业联合起来建立标准。在这样的联盟中，和紧密的竞争者联盟是不利的，因为每一家企业都有动机把自己的技术作为标准来维持和扩张自己的基地。所以，一家企业最好的战略是和遥远的竞争者联盟。而且，吸引力预言假定如果竞争者一定行动的话，他们能够可信地控制技术的演化和市场的竞争。这样的控制在面临一个迅速变化的产业标准设定时通常是超越一家或者少数几家企业的能力的，无论目前市场的集中水平如何（Hartman et al．，1994）。我们预计为设定标准而导致的紧密竞争者的共谋将只有在仅有几家公司有公信力，而且标准的定义存在很少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在这样的案例中，几家企业可能被预计能够统治标准的发展，能够通过多边协议来解决磋商谈判和违约背叛的问题。很少的标准设定案例能够满足这样的条件，共谋和实施必要的自制可以更多地被看作是标准设定联盟的例外而不是正常过程的组成部分。
[5]在紧密竞争者和遥远竞争者之间的差异和产业中的战略集群的概念是类似的（Caves and Porter，1977），在那里，一家给定产业中的企业更直接地和它的战略集群中的成员竞争，而不是集群外的企业（Fiegenbaum et al．，1996）。关于专业生产者和通用生产者企业的近似概念可以参考组织生态学的文献（e．g．，Hannan and Freeman，1977）。
[6]α等于零的情况将出现在那些没有竞争对手的企业。如果两家企业中没有一家将必须通过成为联盟伙伴放弃自己关键性的先验技术，那么这两家企业在目前的市场上是非竞争的，而如果企业把技术标准化看作进入新市场的机会而不是目前运作的改变，那么这种情况是最有可能的。非竞争者将因为一个非竞争者对于一个联盟总规模的贡献而彼此吸引，即使目前的非竞争者计划在未来遵循类似的市场细分，而把彼此看作未来的竞争者。α和β的负值将出现在价格设定卡特尔或者其他的共谋联盟中。如果在密切竞争者和遥远竞争者之间没有显著的区别，那么β＝0。为了具有更大的一般意义，竞争性可以用两家企业之间的差异来定义而不是简单的密切竞争者和遥远竞争者的分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pij＝1-vij，而vij代表企业i与j之间的竞争性。
[7]标准化所造成的正外部性随着标准数目的增加而降低，因而降低了设定标准的基本优势——一个更大的前标准时代的市场。所以，当存在许多竞争的标准的时候，和竞争者共享标准技术的费用经常超过标准化的收益。
[8]物理系统中潜能的概念在汉密尔顿系统的内涵中有它最初的巨大发展（可以参见Arnold，1978；Abraham and Shaw，1983；Nicolis and Prigogine，1989）。更近的，能量的概念则被用在以人工智能来定义诸如神经网络这样复杂系统的动态机制（Hopfield，1982）。
[9]这是一个证据。考虑两种结构，X和Y，每个都具有两个联盟，不同处仅仅在于一家成员企业k。为了不失一般意义，让
，这里；让Y＝A VS B′，这里。为了简化符号，且。E（X）＝，因为，当或；，当或。同理，。所以，因为。但和。所以。由此，。但。X和Y，差异仅在于企业k，，当且仅当。
[10]这个细分的历史信息来自公共资源，e．g．，Computer Technology Research Corp．
[11]UII和OSF联盟为争取计算机购买者和标准委员会的承认进行了5年的竞争，直到1993年11月UII联盟解散为止。这个解散标志着OSF的部分胜利，到1994年4月，UII中某些关键成员加入到生存下来的联盟，这时这个描述工作才算完成。然而与此同时，OSF不再强调通过联盟的努力实现统一软件的发展，而是赞成联盟中各个成员自己内部发展。这个决定标志着为建立UNIX标准向市场竞争的部分回归，也许是因为联盟的成员发现它们不能充分地协调竞争利益。
[12]技术工作站市场在我们的分析中比更广阔的计算机部门更加重要，因为UNIX标准问题之争主要是由于技术工作站而引致。到1987年，UNIX成为技术工作站的最主要操作系统。在技术工作站制造者之间的激烈竞争，要求企业的UNIX操作系统和它们设计的软件同步。因此，在技术工作站中使用的UNIX操作系统是最具革新性且可供利用的最先进的UNIX操作系统。相反，UNIX操作系统只在小范围的主机和微机市场——主要由原先设计操作系统的计算机厂商决定——使用，所以UNIX和UNIX标准在主机和微机制造商处只能是次等重要。我们关于技术工作站制造商是关键参与人的判断是由下列事实支持的：促发AT＆T和太阳微系统公司做出反应的四家企业都是制造技术工作站的（Apollo，DEC，Hewlett-Packard和IBM早在1988年形成的汉密尔顿集团，即OSF联盟的前身）。
[13]我们用国际数据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和数据寻求有限公司（Dataquest Inc．）在1988年报告的1987年的市场份额来衡量7个最大的工作站制造商的规模（Sun，Apollo，DEC，HP，Intergraph，SGI和IBM）。我们基于公司的评估来衡量第八大制造商（Prime）的规模。这个分析显示了对于规模评估差异的轻微敏感性，我们用四种规模评估，包括Dataquest和International Data评估的均值、International Data和Dataquest在1988年报告的评估，以及Dataquest在1989年报告对于1987年市场份额略有不同的评估。
[14]四个匿名的专家对于1987年的技术工作站产业是非常熟悉的。其中一个是软件公司的执行官，第二个是计算机软件公司的分析师，第三个是专门研究UNIX应用的产业分析师，第四个也是一个计算机产业分析师。我们给每一位专家一封信，信中说明我们对AT＆T感兴趣，因为它拥有UNIX最初版本的版权，特许UNIX给技术工作站制造商，在1987年继续发展UNIX，制造计算机软件，是技术工作站产业的潜在进入者。然后我们用电话交流，请专家评估AT＆T相对于我们案例中其他8家企业的重要性。专家们分别给AT＆T打了8，18，39，50分。基于调查前的决定，我们采用中值28.5。给出较低评估的两位专家是基于AT＆T以前在技术工作站市场上比较软弱的历史地位，给出较高评估的两位专家基于他们对于AT＆T在创造UNIX标准中具有强大未来作用而带来1987年巨大潜力的判断。
[15]例如，太阳微系统公司同意和AT＆T分享设计工作站和微处理器的专业技能，部分是因为AT＆T注入30亿美元作为交换。
[16]在任意的两家企业开始之后，7家企业有一共128种结构可以分配（两家企业开始是必要的，因为有两种预测结构至少不比这个预测结构差）：（1）没有错误的结构，（2）只有Prime一个错的结构，（3）只有IBM一个错的结构。所以，预测结构至少和联盟规模相同的概率只有3／128＝0.023。就预测的案例而言，只有两个均衡结构，128个可能结构中只有1个完全正确，只错一个的仅有7个，以至于获得8个中7个正确的概率只有（1＋7）／128＝0.063。
[17]阿瑟（Arthur，1990）讨论了产生多个最优解时的收益递增规则。戴维（David，1985）和阿瑟等（Arthur et al．，1987）讨论了历史在影响结果中的重要性。路径依赖现象也在研究具有外部性贸易的文献中出现（e．g．，Krugman，1981；Ethier，1982；Panagaryia，1986）。
[18]两个具有常识性的解释有时在经验结果中被提出：（a）企业反对太阳微系统公司当时的市场能力，（b）太阳微系统公司之外的企业反对AT＆T潜在的市场能力，而太阳微系统公司足够强大以至于它不害怕AT＆T。如果（a）正确，那么案例中的所有企业将联合起来反对太阳微系统公司，两家企业离开；一个预测结构的9家企业中具有两个错配的随机概率是25％。如果（b）正确，那么会有两种均衡结构：所有的企业联合起来反对AT＆T，两家企业离开；太阳微系统公司之外的所有企业联合起来反对AT＆T，一家企业离开。在论证（b）中的最好预测是6％的随机概率，与我们最合适的预计相同。所以，一个常识性观点比我们的理论有更弱的统计解释力，另一个则有同样的解释力。然而，考虑到常识性解释方法并不告诉你是否期待（a）或者（b），两者都是符合经济原则的。假定平等的分量被分配为（a）和（b），比相信常识性观点好的机会是25％和6％的均值，大约16％。所以，我们一般的论证已经比正统的论证有更大的解释力。
[19]在我们案例中的那些小企业中的两个最终同时发展了UII与OSF的重要关系，加入联盟的许多其他企业同时成为了两个联盟的成员。在大多数场合，双重身份的成员在计算机市场上相对少地活动。我们发现弱小的参与者在试图使自己适应标准确立的过程中不很积极，因为只拥有较小市场份额的参与者在标准设定过程中也只有比较小的影响。如果这种方法论被应用到市场协调联盟，这样的结果会出现，在那里较小企业经常被排除在组织卡特尔之外。
[20]我们感谢约翰·E．杰克逊（John E．Jackson）和罗杰·C．科曼迪（Roger C．Kormendi）在形成这个作品最初过程中的帮助。我们感谢迈克尔·D．科恩，道格拉斯·戴恩（Douglas Dion），约翰·霍兰，瓦莱丽·Y．萨斯洛（Valerie Y．Suslow），哈尔·R．瓦里安（Hal R．Varian），以及杰勒德·韦斯布什（Gerard Weisbuch）的评论，也感谢编辑和几个匿名的评论人的意见。我们还收到来自1991年6月在英国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以产业组织、战略管理和国际竞争性为主题的会议上参与者的建议。我还感谢密歇根大学MBA项目的吉姆·林克（Jim Linck），马克·弗里德（Mark Freed），戴夫·马滕斯（Dave Martens）以及拜伦·阿斯金（Byron Askin）和几个计算机产业专家提供的信息。这个作品部分得到了国家科学基金会为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提供的编号为8808459和9106371的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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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改编自Robert Axelrod，Will Mitchell，Robert E．Thomas，D．Scott Bennett，and Erhard Bruderer，“Coalition Formation in Standard-Setting Alliances，”Management Science 41（Sept．1995）：1493-1508。
经授权引用。授权者为：The Institute of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the Management Sciences（INFORMS），2 Charces Street，Suite 300，Providence，RI 02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