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本书提出的一整套研究思想统一于三个方面。首先，它们均论述总体上竞争性的环境内合作的问题和机会。第二，它们运用的模型都使用适应性假设而不是要求理性的参与者。虽然人们可以试图理性一点，但他们很少能达到理性模型施加的信息或远见要求（Simon，1955；March，1978）。第三，它们都运用计算机模拟研究参与者互动的发生特性。所以，它们都是基于参与者的模型。因为适应性参与者的互动通常会引发非线性结果，这些结果不能应用经典数学的演绎工具，所以计算机模拟是必要的。
本书的章节可分别阅读，也可作为整体来阅读。章节的顺序表现出这样的思路：从囚徒困境范式的变化（第一、二章），到不同的策略模型（第三、四、五章），再到新政治参与者的出现和共享文化的研究（第六、七章）。章节的顺序也是我研究的顺序，只有第二章例外，它的主题出现较早，但研究做得较晚。
第一个研究中，在产生丰富的策略环境时，我试图超越竞赛的方式。竞赛方式得到众多专业人士和业余人士的支持，每一位都试图发展囚徒困境的一种策略，而且希望它将在所有提交策略构成的环境中运行良好。进行两轮竞赛后，我想知道，是否提交规则者的事前预期导致了我所观测到的合作程度。幸运地，一位同事约翰·霍兰（John Holland）研究出一种自动方法，它可以从随机的开端展开许多的策略。这种技术称为遗传运算法则。我进行了尝试，它的表现远远超过我的预期。第一章记录了这些结果。
当参与者误解另一位参与者的前一步行动，或者不能执行预期选择的时候，研究此时的结果是对基本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的一个重要扩展。这些“噪声”可能对给定策略的表现产生较大影响，因此自我为中心的人达成合作的最佳方式也会受到很大影响。论述噪声的文献提出了几个建议，除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基于惩罚学习的策略外，还有一种思路是在互惠基础上加入慷慨或者后悔。我想看看这些不同的方法在有噪声的环境中效果如何。吴坚忠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博士后访问学者，我和他发现，对传统一报还一报策略加入慷慨或后悔之后，它在具有多种噪声的环境中表现非常好，甚至胜过巴甫洛夫策略（Pavlovian Strategy）。第二章主要说明这些策略的表现及原因。
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很想摆脱基本囚徒困境博弈的二人形式。当许多人在群体中博弈而不是两人间进行互动时，合作如何发生，我尤其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众所周知，如果直接把囚徒困境扩大到n个人，那么支持合作的可能性就会下降，因为参与者无法将惩罚系定于团体中未能合作的那个人。但是，社会规范确实常常会出现，它们是维持合作的有力手段。因此我研究出一种“规范博弈”，它使得参与者得以惩罚不合作的个人。这个研究就需要另一个思路，以避免所有合作者都受到诱惑而让别人承担惩罚不合作者的成本。这促使我对促进规范的机制进行范围广泛的研究，这是第三章的主要内容。
人们会组成团体，彼此竞争，此时会发生另一种形式的合作。显然，这是有利于竞争的合作范例。它的构成会有许多种形式，包括国家间的结盟、企业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还有议会制民主国家政党的联合。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研究了意大利国内政党联手的问题，作为我论文的部分内容。政党非常愿意与和他们类似的人合作，这点给了我很深的印象（Axelrod，1970）。二十年后，我再次回到这个主题，研究依据类似性而不是战略优势结成的联盟。我和一位研究生斯科特·贝内特（Scott Bennett）一起进行研究，做出一个参与者挑选盟友的模型。我们发现，这个模型事实上能很好地解释二战时欧洲国家的结盟情况，这是第四章的内容。
在第五章里，我研究在发展UNIX操作系统标准的竞争中，电脑公司如何结盟。我用这个模型同样可以很好地加以解释。我这项研究有几位合作者：贝内特和密歇根商学院的三位学者：威尔·米切尔（Will Mitchell），罗伯特·E．托马斯（Robert E．Thomas）和埃哈德·布鲁德拉（Erhard Bruderer）。
合作的程度如何在有些时候会导致独立参与者放弃大部分的独立性，这是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放弃独立性的结果是在新层次上形成组织，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参与者行动。多细胞生物是这样演化的，许多大型企业机构也是如此。在分析新层次的政治参与者如何出现时，我的方法中使用的模型涉及战争、威胁和承诺。第六章提供基于参与者的模型及其结果。
第六章的模型把新参与者的出现归因于应对冲突的动态过程，而我还想研究另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首先，人们如何变得更加相似，以至于他们发现更容易合作。这点引发了我在以下两方面的研究：社会影响的过程和共享文化的出现。冷战后的环境转变有助于理解我为什么要回头研究这些主题，这些都是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合作基础方面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第七章给出以上研究得出的社会影响和文化演化模型。
两个附录则提供基于参与者模型的支持材料。通过称为“校准”（alignment）的过程对基于参与者的模型进行比较，其中所用到的概念和方法都收在附录A中。校正方法可以判断两个模型系统是否产生相同的结果，这是评价实验以及测试一个模型是否能包容另一个模型的基础。我的研究工作使用第七章的社会影响模型，提供一个校正的案例研究。该项目是与以下合作者共同完成的：罗伯特·阿克斯特尔（Robert Axtell），乔舒亚·爱泼斯坦（Joshua Epstein）和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对于想进行自己研究基于参与者模型的学生和学者，附录B提供了一些资源。包括为模型设计所提供的建议、提高技巧的练习，还有复杂性理论和基于参与者模型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方面的建议阅读资料。
与本书配套的还有一个互联网站。[3]该网站包括本书多数模型的源代码和文件记录。它还提供了许多与复杂性理论、基于参与者模型以及合作问题相关的主题的链接。
注释：
[1]作为数据模式寻找方式的归纳，不应与证明定理的技术——数学归纳——相混淆。
[2]一些复杂理论者认为意外是发生的一部分定义，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对谁而言的意外呢？
[3]http://pscs.physics.lsa.umich.edu/software/ComplexCoop.html．
参考文献
Axelrod，Robert．1970．Conflict of Interest．Chicago：Markham．
_____．1984．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Basic Books．
March，James G．1978．“Bounded Rationality，Ambiguity and the Engineering of Choice．”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9：587-608．
Milinski，Manfred．1987．“TIT FOR TAT in Stickleback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ature 23：434-435．
Simon，Herbert A．1955．“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9：99-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