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要讨论的是，我们如何通过相互交流而转变为新的自我，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一章的缘起和前一章的主题（理解国家是怎么产生的愿望）非常类似。在前面一章里，我强调了威胁和战争作为新的政治行动者产生的契机，在更多的初始政治行动者的竞争和结盟中发展起来的机制。这次我想研究“社群”最初是如何演化出来的，这是一种更加基础性的过程。在我看来，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必须有足够多的分享文化得到发展，从而使得一群人能够一起工作。我意识到在现今这个时代，政府自身主要通过全球教育和大众传媒的规制这样的强力机制来推动文化。[1]但是，我主要是对强力政府在活动之前的文化散布的作用感兴趣。人们怎么通过语言、习惯、信仰和他们建立在诸如有效政府基础上的普遍机制来实现共存？
我考虑的方法主要是将社会影响模型化，即研究在交流的过程中人们是如何相互作用和改变的。我在社会影响上的学术兴趣可以追溯到20年前我对于人们如何试图相互说服这个问题的关注，这在对外政策制定方面特别有趣。在当年的几篇论文里，我对比了当英国、德国和日本领导人在试图说服其他人时采用的各自的政策主张，他们所阐释的具有因果关系的信仰分成不同类型（Axelrod，1976 and 1977a）。同时，我对于一个人信仰和价值体系的分割部分的或多或少的综合作用也感兴趣。这可以追溯到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那主要是关于政策争论的公众观点的结构（Axelrod，1967；也可以参见Axelrod，1973 and 1977b）。
实际上，我对社会影响的兴趣还可以追溯到更早，即在我学术生涯的开端。我清晰地记得当我14岁的时候所得到的一项任务。我们城镇即伊利诺伊州的伊万斯通（Evanston）镇的城市委员会正在考虑一项关于将警察和消防部门合并的提案。我的老师要求我们评论这是否是一个好主意。这个计划在我看来似乎是个好主意，因为警察将学会一些额外的救助技术，当他们最先赶到火灾现场的时候就可以运用。同时，消防队员将学会一些道路管制的技术，当他们成为最先赶到现场的人的时候也可以使用。我打电话给当地的消防站看人们想的是什么。接电话的人告诉我：“我对此了解不多，但是我们都反对这样做。”我不能确定他们为什么都反对（可能是工作安全的原因），但是这种反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基于社会影响而非独立分析的观点是有可能存在的。而且这个观点能够和达成观点的过程相容。当我联想到这点，我立刻意识到我和消防队员谈论的内容也许比我最初的设想更具有合理性。在许多场合，对社会影响的依赖性可能是达成观点的一种非常合理的方式。
目前，社会影响的模型在这个范围内是最简单的，而且也许是最模糊不清的。在感觉上，它的基础机制遵循的是让战略选择的规则最简单化。它在类型上是严格适用的。它能用两三句话阐述模型的整体内容和动态机制，这点上也是最简单的。可它在涉及我们的共识——是谁影响我们交流的对象，我们交流的对象将我们变成谁——如何形成上是最模糊的模型。
它除了是这个范围内最简单、最模糊的模型外，还是最令人惊奇的和最富有争议的模型。它最令人惊奇的地方是，当我用我的模型模拟一个人群的时候，我的期望是错的，并不像往常那样正确，即使我就是设计模型的那个人。有一个关键结果也是那样反直觉的，以至于最初我以为那一定是由于程序上的错误，但并不是这样。[2]模型是最富有争议的，是因为我试图发表它时遭遇了很大的麻烦。最开始我把它投到《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在那里一个审稿人如此评论这个模型：“这是一篇政治学者不喜欢的文章。没有个人选择，没有人寻找彼此的影响，改变没有成本，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文化变革在一个社群中一起出现，没有领导者和落后者。总之，政治学是缺位的。”
还是有些审稿人看重初稿，同意它发表。可另外两位审稿人认为初稿需要更多的政治学的东西，认为要么进行实质性的修改，要么就提交给另一领域的期刊。我选择了后者。按照审稿人的建议，我做了一定的修改和分类，把它又寄给了《美国社会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美国社会评论》杂志毫无异议地将这篇文章作为社会学的文章来审稿。负责分派稿件的副主编写道：“这是我所读过的最有趣的模拟研究论文之一，但是我对这种类型的论文并不感兴趣。”所有审稿人都认为论文要有真实的前提假设（每个都有建议修改），副主编的摘要评述是“我建议我们尊重审稿人的建议，修改或者重新提交”。
因为副主编对于模拟方法大体上不感兴趣，我认为只要审稿人坚持疑虑，说服她接受论文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决定将它转投到其他地方。
我第三次尝试的是《冲突解决杂志》（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这份期刊以它交叉学科的范围而闻名。这次，一个审稿者完全同意我的论文，其他人也只要求我将模型扩展到突出文化漂移（cultural drift）。在编辑的鼓励下，我做了尝试但是结果是那么复杂以致我感到不能提供一个连贯的结果。所以，我建议保留关于处理文化漂移的困难的简单描述，以待未来研究加以解决。编辑同意了，接受了这个带有“模型的延伸”章节的论文。我认为这个经历是坚持体现出的价值。
注释：
[1]我不使用更加普通的术语“文化的传播”（diffusion），因为在人类学中这个术语已经被看作是想象上较高层次的（至少是有吸引力的）西方文化的传播的内涵。
[2]附录A提供了这个模型的一个独立模拟，验证了重要的结果。
参考文献
Axelrod，Robert．1967．“The Structure of Public Opinion on Policy Issues．”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1：51-60．
_____．1973．“Schema Theory：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of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7：1248-1266．
_____．1976． The Structure of Decision：The Cognitive Maps of Political Eli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_____．1977a．“Argumentation in Foreign Policy Settings：Britain in 1918，Munich in 1938，and Japan in 1970．”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1：727-756．
_____．1977b．“How a Schema Is Used to Interpret Information．”In Thought and Action in Foreign Policy，ed．G．Matthew Bonham and Michael J．Shapiro，226-241．Basel：Berkhauser Verla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