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规范（norm）问题长期而又执著的兴趣与一则小故事分不开，我在《合作的进化》一书中也有所提及（Axelrod，1984，pp．84-85）。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诸多故事里的一则。战争的双方士兵都能出于互惠的考虑而自我约束，他们管这种规范叫做“自己活，也让人家活”的机制。但这段插曲在战争中比平时表现得更极端。下面是一个英国军官的战争回忆，当时他正面对一支萨克逊民族的德国军队：
我正在和伙伴喝茶，听到连续的惊叫，就跑出去看。我发现我们的人和德国人站在各自的防御工事后。突然一枚炮弹袭来但并没有造成破坏。很自然地双方马上卧倒，我们的人就开始咒骂德国人。这时候一个勇敢的德国人跑出他的工事对我们叫道：“我们对此非常抱歉；我们希望没有人受伤。这不是我们的错，都是该死的普鲁士炮兵不好。”（Rutter，1934，p．29）
萨克逊人的道歉绝不仅仅是为了防止报复的一种努力手段。它反映出违背信任情形之后的后悔，对可能造成的伤害表现出关心。我对合作理论的研究基于重复的两人囚徒困境博弈，可以解释双方士兵基于自私却表现出自我约束的行为。但是，在这个例中，我被这种理论没有考虑清晰呈现的道德维度而困扰，道德维度在发展和维持规范时也许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参与到肯尼思·奥耶（Kenneth Oye）领导的一个大型项目里，我对规范在国际合作中可能产生助益的兴趣越发浓了。这个项目包括对产生合作的混乱国际状况做一个历史性研究（Oye，1986）。在寻找国家政治经济和国际安全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共同点时，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我立刻被规范的重要性所吸引，它在解释合作成败方面非常有效。我们也对国际性制度印象深刻，它在增进共识促进理解方面很有效，行动的规范加强了国际间的凝聚力。
长期以来，我对另一种研究规范的路径也保持着兴趣，就是认为形成规范是合作行动困境的一种解决方案，比如常见的污染和滥用资源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处理这种悖论的方法是把两人囚徒困境博弈扩展到n人囚徒困境博弈。这可以为在公共地上过度放牧或者空气污染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模型。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有激励变得自私。另一方面，如果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他们的状况要比做出合作的选择更差。问题就是基于互惠的政策建议在两人囚徒困境博弈中工作得很好，但是在n人囚徒困境博弈中，n超过几个人的情况下就不起作用。这个困难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已经被广泛地讨论（Olson，1965；Hardin，1968；Schelling，1973）。
n人囚徒困境不能由简单的互惠规则解决，我对此的解释是，没有一种机制能够让合作的博弈者联合起来惩罚背叛的博弈者。出于这种考虑，我想探索一种新的n人博弈，在里面给予博弈者机会以惩罚那些不合作的人，这样一定非常有趣。为了避免把问题弄得太琐碎，我假设对“背叛”的侦察不是自动的，惩罚对于被惩罚者和实施惩罚者双方都是有成本的。我希望对这种博弈的分析可以让我们对行为规范的产生提供更深入的理解。
为了分析这种规范的博弈，我决定避免使用经典博弈理论中的理性假设。大量改变规范的经验性的例子告诉我，当人们在复杂环境中做出选择时，人们往往使用试错法而不是完全理性的计算。幸运的是，我有一种有效的工具来研究策略环境中的试错学习。我需要做的就是把过去研究两人囚徒困境中使用的基因算法改编后用于这个新的模型中去（参见第一章）。
规范博弈的研究结果表明，我需要另一种机制来描述规范的出现，并证明它的稳定性。我把这种机制称为“元规范”（metanorm）。元规范不仅是要惩罚那些违背规范的人，还要惩罚那些没有惩罚违背规范者的人。虽然这种策略结果让人满意，但是我还是觉得有必要考虑各种机制，哪怕只是局部地支持一种规范。这些不太形式化的机制里都有内在的价值，正如前面战争例子所表明的那样。为了准备这篇论文，我查阅了大量关于规范演化路径的资料，涉及很多问题，从奴隶制的废除到商业信誉的维护再到核武器的扩散等等。
虽然并不是我所有的工作都被广泛接受（比如参见第五和第七章的导言），但这篇文章是被接受的。这篇论文的一个稍早的版本被评选为1985年美国政治科学年会的最佳论文。1987年我获得了为期五年的麦克阿瑟奖金，这篇论文和我早期对囚徒困境的研究工作经常一起被引用。我认为这篇讨论规范的论文已经被广泛接受，因为该文说出了人们共同的感受，要为许多人的环境而不是两人环境中的合作行为寻找一个基础。
从此以后，我就开始思考东欧共同体和苏联的突然解体是否也可以用规范的演化来解释。蒂默·库兰（Timur Kuran）研究这些事件的时候（1985年）提出其中的关键事项是，对抗议活动会结束的预期在不断降低。这是一种有趣的解释，和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1978）早期对集体行动如暴动导致的颠覆性过程的研究非常类似。在这两种理论中，当足够数量的其他人先行动了，个体也就有行动的意愿。在特定的情况下，一小部分人愿意首先行动的微小变动，会像滚雪球般壮大。也许这些工作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集体行动有时缓慢地演进，有时则突然爆发。
当我讨论规范的演化时，我经常强调在全球范围内一些规范的出现，诸如反对殖民主义、种族歧视以及暴力的规范。我经常被问及的问题是，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往往会抵制强加于它们的外国规范。例如，对女性施行割礼的社会会接受西方试图废除这项制度的努力吗？我的反应是相对乐观的。我预期这个事实如果被全面地公布，那么西方社会会极度厌恶，产生更大的压力去废除它。当犹他申请加入联邦变成一个州的时候，摩门教徒发现一夫多妻制不再是必然的了。同样的，当政府发现它们面临政治和经济上被排斥的风险时，它们就不会再容忍国内的女性割礼。这也许要花上一二十年，但是我预测反对女性割礼的全球化规范最终将取得胜利。
虽然文化的同一化本身肯定不是一种价值，但是在我看来，一些规范在全球范围内扩展确实是一种进步过程。如果殖民主义、决斗和奴隶制事实上被废除，那么很有可能另一些针对人类尊严的暴力和袭击的模式会出现。
参考文献
Axelrod，Robert．1984．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Basic Books．
_____．1987．“Laws of Life：How Standards of Behavior Evolve．”The Sciences 27（Mar．/Apr．）：44-51．
Axelrod，Robert，and Robert Keohane．1986．“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In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ed．226-254．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ranovetter，Mark．1978．“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1420-1443．
Hardin，Garrett．1968．“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cience 162：1243-1248．
Kuran，Timur．1995．Private Truths，Public Li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lson，Mancur，Jr．1965．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ye，Kenneth，ed．1986．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The essays in this book originally appeared in the October 1985 issue of World Politics．
Rutter，Owen，ed．1934．The History of Seventh（Services） Battalion，The Royal Sussex Regiment 1914-1919．London：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Schelling，Thomas．1973．“Hockey Helmets，Concealed Weapons，and Daylight Saving：A Study of Binary Choices with Externalitie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7：381-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