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引导我们穿过怀疑（不是围绕着怀疑）来找到信念。托尔斯泰的信念寻找过程很有指导意义。首先，他承认可能存在某些被他忽略或没有理解到的事实或体验；然后，他提出问题，寻找答案；感受到了对连接的渴望，与比他更庞大、更有力量的整体建立关系的渴求时，他继续寻找；他倾听着、等待着、观察着。然后一天晚上，当他在树林里散步时，信念就不请自来了。
共情——就是渴望去理解而且想要去连接——是改变的有力催化剂。共情能够改变世界，至少它能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直接体验，通过改变我们的体验，直接影响我们相互理解和互动的方式。几年前，我跟瑞贝卡一起工作过，她19岁，处在白血病的恢复期。她是被一位康复训练医生转诊到我这里来的。那位医生引用“继发性获益理论”来解释瑞贝卡不靠助行器就不肯走路的原因。按照这个理论，人们持续生病或夸大他们的症状以求得到关注。他承认自己对瑞贝卡继续依赖助行器感到不满，他告诉我，如果她自己想要做到的话，她是完全可以走路的。
在我们的第一次会谈中，瑞贝卡说她烦透了被那些“行为主义者们”催来催去，他们不明白她身体状况的局限，在她说自己还不能走路时，他们还不相信她。“这是一种很长期、很痛苦的病，”她眼含泪花地解释说，“我的身体还没有强壮到可以不靠助行器走路。”
她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明显是想猜出我的想法。过了一会儿，她问我是不是会像其他人那样尽力劝说她放弃助行器。我跟她保证我不会强迫她做任何事情，而且什么时候以及要不要靠自己来走路，这些都由她自己决定。
接下来的几个礼拜，我们讨论了她作为一个白血病病人的体验、她对死的恐惧、当她的高中朋友停止让她参加各种活动时她所承受的情感创伤，以及她继续依赖父母提供情感和经济支持的情况。她说，我听。当她向我求助时，我鼓励她去重新审视自己的世界中某些固定的认知，试着对自己更理解、更宽恕一些。
随着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多，她开始了解她恐惧的本质和治疗进展缓慢的原因。每次想要靠自己而不用助行器走路时，她就会大量涌现出自己生病期间的各种记忆：初始的诊断、痛苦的治疗、跟医生和护士的不愉快互动，以及跟这些记忆相关的各种焦虑和恐惧。使用助行器能让瑞贝卡感觉到强壮和独立，因为她不用担心摔倒后向他人求助。放弃助行器会让她害怕，因为这表示她又回到了生命中最脆弱的一个阶段，这会给她带来那时候经历的所有不安全感。
每次会谈中，她至少都要问一次我什么时候会催她走路。我总是给她同样的回答：“这由您来决定，瑞贝卡。您会知道什么时候是正确的时间。我坚信当您觉得准备好了的时候，您就会走路，而且当您开始走路的时候，我会在旁边帮您。”
在我们一起工作了六七周之后，有一天，瑞贝卡来的时候感冒得很厉害，嗓子也疼。“我知道我应该在家里卧床休息，”她说，“但是我今天必须要来。今天早晨我意识到，恐惧已经成了一个坏习惯。它一直把我卡在那里，不让我向前进。只要我能克服这些焦虑，我觉得我就能走路。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您觉得我被恐惧困得无法动弹是不是很蠢啊？”
“我不觉得您很蠢，”我微笑着，“我觉得您是被吓到了，而且我觉得这很正常。”
她笑了，低头看了看整齐地放在大腿上的双手，“那您觉得我什么时候能准备好自己走路呢？”
我能从她的微笑和问题中知道她已经下定了决心。“我觉得您现在就准备好了。”我说。
“现在？就在这儿？”她的语调中兴奋多于焦虑。
“您可以沿着墙走，”我说，“我在您的另一边，就在您身边。我向您保证，我不会让您摔倒的。”
她做了一个深呼吸，站了起来，扶着墙作为支撑。快步走了几步，几乎要摔倒时，她靠在了墙上，面露慌张。我用言语帮她平稳下来，鼓励她走慢点，一次只迈出一步。
她点了点头，我能看出来她很努力地聚焦在她眼前的任务上。她迈了一步，然后又一步，又一步。几分钟之后，她就在我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了，自豪和兴奋涨红了她的脸。
她喘不过气来，坐回到椅子上。“我们成功啦！”她说。
“是您成功了，瑞贝卡，”我提醒她，“您找到了您所需要的身体和情绪上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您的智慧让您知道什么时候是正确的时间。”
那天我想起了一个我最喜欢的说法，替我表达出了治疗关系的真正意义：“不要走在我前面，我可能跟不上；不要走在我后面，我可能没法带路；走在我旁边，就做我的朋友。”共情就是一个平衡器，因为它总是能建立一段让两个人都意识到他们互相依赖，同时又互相支持的关系。在治疗中，我总是想传达出我对我的病人天生能力的尊重，尊重他们自我蜕变的渴望。我对关系本身无比坚信，因为我知道，如果人们受到尊重，并相信他们的能力，他们就会成长和改变。
信念是有用的——但是也不要害怕对它有所怀疑。被训练得时刻保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们经常是最后一个相信诸如信念、希望、宽恕和共情这种无法衡量的概念也具有疗愈能力的人。这也是斯坦福大学的精神科医生戴维·施皮格尔（David Spiegel）当初想要探究的内容，为此他决定要研究一下社会心理干预对患有晚期乳腺癌的妇女的效果。人们经常将他跟写畅销书《关爱·治疗·奇迹》（Love, Medicine and Miracles ）以宣扬心理和社会因素能延长寿命的那个伯尼·S. 西格尔（Bernie S. Siegel）医生弄混。施皮格尔带着想证明这些理念不正确的本意开始了他的实验。
这个研究涉及86名患晚期乳腺癌的妇女。这些妇女被随机分进两组：两个组都接受常规的癌症治疗（放疗和化疗），但是其中一个组在一年里还要每周一起见一次面，每次90分钟。在这种团体治疗中，这些病人讨论她们对疾病的感受和疾病对生活的影响，互相帮助应对死亡的威胁，一起悲伤，彼此支持，分享她们对拥有生活中每个时刻的感恩。这种团体中的牢固关系有助于缓解她们身为癌症病人的社会隔离感。
研究进行5年之后，施皮格尔拿到了分析“生存曲线”的计算机打印结果，显示出在每个特定的时间点这些病人的存活人数。当时他真的被吓了一大跳。
我拿到第一份（后来一共有上百份）打印结果时不得不坐下来。两条生存曲线开始时是重合的，但在第20个月的时候就明显分开了。在这些病人被纳入这个研究之后的4年后，就可以发现对照组的所有病人都已经去世了，但是接受团体治疗组的病人中整整1/3还活着……换句话说，平均来讲，从她们进入这个研究的时间算起，实验干预项目中的病人的存活时间是对照组病人的两倍长。这个区别太显著了，所以几乎都不需要统计分析了——你所需要做的就只是看看这两条曲线而已。我当初的预期是两组没有任何区别的。
在实验结束时，施皮格尔拿到了所有结果并信心十足地说：“充满爱的亲密关系能够延长生命和改善生活。”他对这个事实的信念并不是自动出现的。事实上，他需要亲眼看到实验数据才会相信。但是在怀疑过、看到过之后，他的信念就不可动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