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人、迦南人和希腊人做出牺牲的时候，还懂得要有避险措施。他们有许多神灵可供选择，就算有一个不灵，还有许多其他神灵可以期待。所以，他们早上拜太阳神，中午拜大地女神，晚上则拜各种精灵和恶魔。但就算如此，情况也没有多大的改变。今天人们相信的任何神祇或事物，不管是耶和华、玛门（Mammon），还是国家、革命，都并不完整，满是漏洞，充满矛盾。正因为如此，人类很少把所有的信念都投注在单一的故事上，而是有个“信念组合”，里面有几个不同的故事、几个不同的身份认同，可以配合需求任意切换。几乎所有的社会和运动，都有这种认知失调的情形。
以典型的“茶党 ”支持者为例，这种人可以一边坚决反对政府福利政策，一边坚定支持美国步枪协会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还说自己虔诚地信仰耶稣基督。耶稣难道不是比较热衷帮助穷人，而不是把自己搞得全副武装吗？虽然这些事情看起来彼此格格不入，但人脑就是好像有许多抽屉和隔间，而且有些神经元好像也不会经常彼此聊天。同样，你也可以找到许多伯尼-桑德斯 （Bernie Sanders）的支持者，一边相信未来会出现革命，一边相信应该做出明智的投资。就算原本是在讨论现在的财富分配如何不公平，他们也可以轻轻松松忽然转向讨论他们在华尔街的投资表现。
人几乎不可能只有一种身份。人不会单纯只是穆斯林，单纯只是意大利人，或者单纯只是资本家。然而，时不时就会出现某种狂热的信条，坚称所有人只该相信某个故事、只能有某个身份认同。在最近的几个世代当中，法西斯主义大概是其中最狂热的信条代表。法西斯主义坚持认为，除了民族主义故事，人们不应该相信任何其他故事，除了国家认同，也不该有任何其他身份认同。并非所有民族主义者都是法西斯分子，大多数的民族主义者虽然非常相信自己国家的故事，也很强调自己独特的优点，以及自己国家必须承担的独特义务，但还是承认世界上不是只有自己这个国家。就算我是个忠诚的意大利人，对意大利负有独特的义务，但还是可以有其他身份，例如同时是社会主义者、天主教徒、丈夫、父亲、科学家、素食者，而每一种身份也分别有要承担的义务。有些时候，不同的身份认同会把我向不同的方向拉扯，不同的义务也会相互冲突。然而，谁说生活是件简单的事呢？
至于法西斯主义，起因就在于其民族主义想要否定所有其他身份和义务，好让自己更好过。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确切意义，近来出现许多混淆，好像只要是自己不喜欢的任何对象，都可以称为“法西斯分子”。这样一来，这个词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被滥用的通用词语。那么，这个词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简言之，民族主义告诉我的，是我的国家独一无二，而我对自己国家的义务应该不同于一般；而法西斯主义告诉我的，是我的国家比别人的更优越，而我对自己国家的义务应该排挤掉其他一切义务。在任何情况下，其他团体或个人的利益，都不应该超越我的国家的利益。就算我的国家会给远方土地上几百万个陌生人造成极大的痛苦，而且换得的利益微不足道，我还是该无条件地支持我的国家，否则我就是个卑鄙的叛徒。我的国家要我杀几百万人，我就该杀几百万人。我的国家要我背叛真相、背叛美的事物，我就该背叛真相、背叛美的事物。
法西斯主义怎么判断艺术？法西斯主义怎么知道一部电影是好还是坏？非常简单，只有一个标准。电影符合国家利益，就是一部好电影，不符合国家利益，就是一部坏电影。法西斯主义怎么决定学校该教孩子什么？一样的标准：符合国家利益的，就该教。真相？那不重要。
这种国家崇拜对人很有吸引力，因为这会让人觉得自己的国家是全世界最美、最重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纳粹大屠杀事件，就代表这种思维方式可能带来的骇人结果。很遗憾，现在要批评法西斯主义究竟有何不好，常常成效不彰，原因在于只把法西斯主义讲得像头恐怖的怪兽，却没提法西斯主义有何诱人之处。于是，今天有些人会在不知不觉中出现法西斯主义的念头。民众只会想：“人家说法西斯主义是丑陋的，但我照镜子的时候发现我这么美，怎么可能是法西斯主义者呢？”
这也有些类似好莱坞电影里描绘坏人时所犯的错：不管是《哈利-波特》里的伏地魔、《指环王》里的索伦，还是《星球大战》里的黑武士达斯-维德，总是丑陋又凶恶，就连对自己最忠心的支持者也是一派残暴阴险。每次看这些电影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跟着伏地魔这种讨人厌的怪胎？
真实世界中的邪恶不见得是丑陋的，而有可能看起来非常美丽。关于这一点，基督教比好莱坞专业多了，所以在基督教的艺术传统中，常常把撒旦描绘得高大英俊。正因为如此，人类才难以抗拒撒旦的诱惑；也正因为如此，人类才难以抵抗法西斯主义。如果看着一面法西斯主义的镜子，反映出的景象绝不丑陋。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看着法西斯主义的镜子，看到的就是德国真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国家。如果现在的俄罗斯人看着法西斯主义的镜子，就会看到俄罗斯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国家；以色列人看着法西斯主义的镜子，就会看到以色列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国家。接着，他们就会想要加入这个美丽的国家，迷失自我也在所不惜。
“法西斯主义”（fascism）一词来自拉丁文“fascis”，意为“一捆棍子”。讲到世界史上可能最凶残、最致命的意识形态，“一捆棍子”这个形象听起来实在太不起眼，但这里有个深刻而又邪恶的意义：一根棍子很脆弱，轻松就能折断，但如果把许多棍子捆成“一捆棍子”（法西斯），就几乎不可能被折断。这意味着虽然个人力量微小，但只要聚成群体，力量就极为强大。因此，法西斯主义相信集体的利益高于任何个人的利益，并要求任何一根棍子都不得破坏集体的统一。
当然，到底该把哪些人算是“一捆棍子”，绝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为什么要把意大利当成我所属的一捆棍子？为什么不是我的家庭、佛罗伦萨这个城市、托斯卡尼 这个省、整个欧洲大陆，或者干脆把全人类当成一捆棍子？有些民族主义者的态度比较温和，认为我确实对我的家庭、佛罗伦萨、欧洲和全人类有义务，同时也对意大利有一份不同于一般的义务。反之，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则要求只能对意大利绝对忠诚。
虽然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政党尽了最大努力，但大多数意大利人还是没那么愿意把意大利的重要性放在自己的家庭之上。在德国，纳粹的宣传机器做得更为彻底，可是就连希特勒也没能让国民心中只有法西斯，忘却其他所有故事。就算是在纳粹时代最黑暗的日子里，除了官方故事之外，人民也还是会有些备用故事。情况在1945年变得再明显不过。有人可能会以为，经过12年纳粹洗脑，可能会有许多德国人无法适应战后的生活。毕竟他们曾把所有的信念只投注在一个规模宏大的故事中，但现在这个故事崩溃了，该如何是好？然而，大多数德国人恢复的速度快得惊人。在他们的脑海某处，还留有这个世界的其他故事，希特勒举枪自尽没多久，在柏林、汉堡和慕尼黑的许多人就已经接受了新的身份认同，也为人生找到了新的意义。
确实，纳粹大约有20%的区长（gauleiter，相当于现在的省长或州长）、10%的将军决定自尽，但这也代表有80%的区长、90%的将军非常乐意继续活下去。至于绝大多数领有党证的纳粹党员，甚至盖世太保 的成员，都既没有发疯，也没有自杀，后来成了很好的农夫、教师、医生或保险代理人。
而且，就算是自杀，也不见得真的代表完全只承认单一故事。2015年11月13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巴黎发动多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130余人死亡。“伊斯兰国”表示，这些攻击是为了报复法国空军轰炸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成员，并要求法国未来不得再进行此类轰炸。同时“伊斯兰国”也宣称，被法国空军炸死的所有穆斯林都是殉教者，已经在天堂享有永恒的幸福。
这里有些事没有道理。如果那些遭法军空袭而死的殉教者都上了天堂，为什么要复仇呢？复的到底是什么仇？把人送上天堂吗？如果听说你的好兄弟买彩票中了100万美元，难道你会去自杀式攻击彩票投注站，说要复仇？那么，为什么法国空军让你的几个弟兄拿到去天堂的单程机票，你却要气呼呼的呢？而且，如果你真的让法国不再继续空袭叙利亚，能上天堂的穆斯林不就少了吗？这样岂不更糟？
所以我们或许能得出一个结论，即“伊斯兰国”那些激进分子并不真正相信殉教者能上天堂。所以，当有人被炸死的时候，他们才会如此生气。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全身绑满炸弹、把自己炸成碎片？很有可能，答案就是他们同时坚信着两个根本互相矛盾的故事，但对于其中的不一致却浑然不觉。就像前面说过的，就是有些神经元彼此不经常聊天。
法军在2015年空袭“伊斯兰国”位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据点，但早在8个世纪前，有另一支法国军队曾入侵中东，后人称之为“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在路易九世的领导下，这批十字军希望征服尼罗河河谷，把埃及变成基督教的堡垒，但在曼苏拉战役（Battle of Mansoura）中被击败，多半遭到俘虏。其中一名十字军骑士庄卫勒（Jean de Joinville）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在大势已去、众人决定投降之时，一位部下说：“我无法同意投降，我建议大家接受被处决，这样我们都会上天堂。”庄卫勒也把结果简单地一语带过：“没人听他的。”
庄卫勒并未解释到底大家为何拒绝。毕竟，这些人之所以离开在法国舒适的城堡，远征中东进行漫长又危险的冒险，主要原因不就是相信有个永恒的救赎吗？当时，距离天堂永恒的幸福就只差那么一小步，为什么他们忽然宁愿被穆斯林抓起来？显然，虽然十字军热切相信救赎与天堂，但到了真相大白的一刻，还是得想想该在哪边下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