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要批评世俗主义缺乏伦理道德或社会责任，也是完全说不通的。事实上恰恰相反，世俗主义的主要问题是把伦理标准设得太高。多数人都难以遵守如此严格的标准，而大型社会的运行也不可能追求无穷无尽的真相和同情。特别是面临战争或经济危机等紧急状况，即使无法得知真相是什么、怎样做才能最富同情心，社会也必须迅速有力地做出回应。这时需要的是明确的指导方针、朗朗上口的宣传口号和鼓舞人心的战斗呐喊。光靠无法肯定的质疑，实在难以让士兵投入战斗，也无法推动彻底的经济改革，这就让世俗主义的运动一再转变为武断的教条。
马克思一开始只是认为所有宗教都是压迫性的欺诈，并鼓励追随者自己去调查了解全球秩序的本质。但等到斯大林的时候，苏联共产党 的官方说法已经是全球秩序对一般人而言实在太复杂，所以最好永远相信组织的智慧，叫你做什么就去做，就算有牺牲也在所不惜。这听起来可能很残酷，但理论家从来就是不厌其烦地解释着，革命不是野餐，而且如果想吃煎蛋卷，就得打破几个鸡蛋。
因此，到底是否该把斯大林看成一个遵守世俗主义的领导者，重点在于我们究竟如何界定世俗主义。如果用极简的负面定义，即“世俗主义不信神”，那么斯大林绝对是世俗主义者。但如果用正面定义，也就是“世俗主义拒绝所有不科学的教条，致力于追求真相、同情和自由”，那么斯大林显然不是。斯大林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没有神却极端教条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宗教，而他就是该教的先知。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边，资本主义也同样以一种开放的科学理论开始，但逐渐变成一种教条。许多资本主义者不断重复呼喊着自由市场和经济成长的口号，却无视现实的改变。不论现代化、工业化或私有化有时会造成怎样的可怕后果，资本主义的虔诚信徒都会将之视为“成长的烦恼”，保证只要再成长一点，一切就会变好。
一般来说，中间路线的自由派民主主义者更忠于世俗主义对真相和同情的追求，但就连他们，有时也会先放下这些追求，去拥抱能够提供安慰的教条。因此，一旦面对残酷独裁统治的混乱，甚至许多国家面临失败，自由主义者常常就会展现出绝对的信仰，相信“普选”这个神奇的仪式能扭转乾坤。他们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刚果等地参加战斗，投入数十亿美元，坚信只要能够举行普选，就能让这些地方如同丹麦一样拥有更灿烂的阳光。尽管这种做法一再失败，在早有普选传统的地方也偶尔会选出专制平民主义者，但最后的结果与多数的独裁统治相差无几。如果你想质疑普选究竟能否达到所声称的效果，虽然不会被送到劳改营，但各种教条上的霸凌 很可能会像一桶冰水浇到你的头上。
当然，各种教条造成的伤害大小不一。就像某些宗教信仰能让人受益，世俗主义也有某些教条能带来好处，特别是与人权相关的理论。“人权”，其实只存在于人类编造出来再告诉彼此的故事之中。在对抗宗教偏执和专制政府时，这些故事也被推上神坛，成了不证自明的教条。虽然人类并非真的天生就有生命权或自由权，但正是出于对这个故事的信念，让我们得以约束专制政权的力量，保护少数族裔少受伤害，也让数十亿人免于遭受因贫穷和暴力所造成的最严重影响。因此，这个故事对人类的幸福和福利的贡献，可能比史上任何其他教条都多。
然而它仍然是一个教条。所以，联合国《人权宣言》第19条讲道：“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一项政治主张（“人人都应该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这绝对合理。但如果我们因此相信每一位智人天生就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因此任何的审查制度都违反了自然法则，那么我们就失去了有关人类的真相。只要你定义自己是个“拥有不可剥夺之自然权利的个体”，就无法真正认识自己，也无法理解是哪些历史力量塑造了你所在的社会和你的心灵（其中就包括你对“自然权利”的信念）。
在20世纪，人们都忙着对抗希特勒，这种无知可能还没什么关系。但到了21世纪，由于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正试图改变人类的定义，这种无知产生的后果就可能变得很严重。如果我们坚信人类有生命权，是否就代表我们该运用生物科技来攻克死亡？如果我们坚信人类有自由权，是否就该发展算法，用来解开并实现我们所有隐藏的愿望？如果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人权，超人类是否就该享有超级人权？就算自认相信世俗主义，只要对于“人权”有这种教条式的信念，就会发现很难对这些问题有更深入的讨论。
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人权”这一教条被塑造成一种武器，用来对抗宗教裁判所、法国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1]、纳粹和3K党 。但面对超人类、生化人和超高智能计算机等议题，它却显得措手不及。曾经，种种人权运动对抗着宗教偏见和人类暴君，精彩的论点攻守有据；现在，它要对抗的是过度的消费主义和科技乌托邦，就显得无力招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