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凯莉的这个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共情的阴暗面，也可以看出如何恶意地使用共情来操控他人，打破他们本来的防御体系。但是，共情也能帮我们感知到危险。对于那些想蒙骗、操控和伤害我们的人，共情能让我们看透他们的内心和想法。这样，我们就能离开那些可能会有害的处境或关系，免受太大的伤害。
然而，共情的阴暗面是非常有力量的，它对于脆弱和绝望的人们可以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武器。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就深知共情阴暗面的力量，他利用自己对德国人民需求和渴望的敏锐洞察来操控他们的情绪。希特勒可以在冷血残酷和激情四溢两种状态中来回切换，利用人们对贫穷和屈辱的恐惧，把自己塑造为能实现他们的祈求，给他们的未来带来希望的化身。
在1933年播送给大约2000万收音机听众的演讲中，希特勒最后带着宗教般的狂热激情，讲到了爱、恨、名誉和荣耀。
我无法不相信我的人民，无法不深信这个国家会再度崛起，无法不热爱我的人民。我的信念就像岩石一样坚定，相信那个时刻就要到来。那时，今天痛恨我们的万千民众也会支持我们、赞同我们，会迎接我们所共同创造的、历经磨难的、不惜代价终将获得的那个伟大、尊严、强大、光荣、公正的德意志帝国！阿门！
几年之后，新闻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这样描述了希特勒在慕尼黑的科洛尔歌剧院（Kroll Opera House）发表了一个激情洋溢的演讲之后人群的骚动。
他们连哭带喊地雀跃着……他们都举着手行纳粹军礼，歇斯底里到脸都变形，大张着嘴巴，喊着、叫着，眼睛里冒着狂热的火苗，都盯着这位新的上帝，这位救世主。
还有一次是1936年9月，在纽伦堡纳粹党代会上发表的一个演讲中，希特勒也展示了如何利用共情的阴暗面来制造一种团结和使命的感觉。
不是每个人都看得到我，我也不能看到你们所有的人。但是，我能感觉到你们，你们也能感觉到我！是对我们这个国家的信念把我们这些小人物变得伟大……你们都来自那个每天为生活而奋斗、为德意志和我们这个国家而奋斗的小世界，就是为了能体验一次这种感觉：现在我们在一起，我们都跟他同在，他也跟我们同在。现在我们就是德国！
但是，希特勒在纳粹集中营里采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策略。在那里，希特勒的下属们用共情的阴暗面把人打垮，而不是鼓舞人心。纳粹分子从不把囚犯当人看，觉得他们甚至不配得到我们对无助的动物都会给出的关心和照顾，还想方设法去切断那些能激发出希望、信念和存活意志的人际连接。集中营里最具杀伤力的毒害并不是让几百万人丧命的毒气室，而是那种完全去人性化的氛围，它让人们的内心和精神慢慢地因缺乏共情而窒息。对集中营里的囚犯来说，环境中共情的缺失就像没有氧气一样致命。
这些囚犯的唯一希望就是彼此之间能相互给予安慰和力量。集中营幸存者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在他的著作《百川归流入大海：回忆录》（All Rivers Run to the Sea: Memoirs ）中就能让人精神不倒的那种力量给出了细致的描述。
如果有什么能激励我的话，那一定是我的父亲……我们相互依赖：我需要他，同时他也需要我。因为有他，我不得不活下去；因为有我，他也力求不能死去。只要我还活着，他就知道他是有用的，或许还是不可或缺的。在我的眼中，他还是那个男人、那个父亲，一直都是。如果我不在了，他就失去了他的角色、他的权威、他的身份。反过来，如果没有了他，我的生活就没有了意义和目标。
在这方面，德国人的心理战术总不奏效。他们想让囚犯们只想着他们自己，忘掉他们的亲戚朋友，只顾及自己的需求……但真正发生的相反。那些只想着自己的人能活着出去的机会很小；而为了一个兄弟、一个朋友或一个理想化的人而活，却能帮你坚持得更久。对我来说，我能坚持下来多亏了我父亲。如果没有他的话，我肯定无法坚持。我仿佛能看到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过来，在找寻一个微笑，然后我就会给他一个微笑。他就是我的支柱和我的氧气，我对他也一样。
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共情是我们的支柱并竭尽所能地坚持这一点时，我们才能做到让那些想要蒙骗或摧毁我们的人无计可施。如果我们只考虑自己，忘记了他人的需求，退守在只有我们自己渴望的那个小空间里，那我们就切断了共情的能量来源，脱离了这个意义丰富的世界。
我一直在讲共情阴暗面的极端事例——强奸犯，煽动、激情、泯灭理性的战时演讲，集中营的经历，但是共情的阴暗面并不一定都很邪恶不堪或生死攸关。阴暗面也经常会以不易察觉的方式渗透进日常生活，就在灯火通明的房间里，被你和我这样的人加以运用。尽管难以觉察，但不可否认，我们每一天都会体验到共情的阴暗面。
最近我翻看一本《新闻周刊》（Newsweek ），看到一个整页的广告，画面是一个漂亮的亚裔女性，她后面那辆车的车灯照着她，她的眼睛紧盯着自己车里的后视镜，表情中满是恐惧和慌乱。
广告里用加粗的大写字母标出：“有坏人！怎样避免成为猎物？”下面用小号字写着：“你被跟踪了。即使转个弯，他还是紧跟在后面。你很害怕。怎么办？不要回家。你不想把他引向你爱的人。相反，开到一个人头攒动、灯火通明的地方。”
这个广告（看起来像是一个公共服务，还提供一个免费的小册子，题目叫作《一个人开车》），是壳牌石油公司赞助的。结束语是“记住壳牌 ”。壳牌在玩弄着我们对孤立无援和脆弱无助状态的恐惧，希望借此吸引更多的客户——它很有创意地运用了共情的阴暗面。
在各种印刷品和电台广告中，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种或微妙或明目张胆的操控手段。例如，爸爸和儿子在钓鱼，爸爸抿了一口啤酒，儿子凑过来，谄媚地笑着说：“我爱你，男子汉。”爸爸一下就看穿了儿子的心思，说：“你甭想拿到我的百威清啤。”这个广告中有意思的一点是——爸爸看穿了儿子的计谋。但是做广告的人希望看这个广告的人最后不仅笑了，还渴了，想去喝一瓶冰啤。而且，喝百威清啤就表示你是个男子汉而不再是男孩儿了，所以为什么不来一瓶百威呢？
最近，电台主持人保罗·哈维（Paul Harvey）讲了一个老太太在超市排队结账的故事。她转向排在她身后的那个中年男士告诉他说，他长得很像她儿子。
“他最近去世了。”老太太继续说。那名男子表达了他的慰问。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请他帮个忙。他愿意在她离开商店的时候跟她说一句再见吗？他能用清晰响亮的声音喊一句“再见，妈妈”吗？
“我就是想最后再听一次那几个字。”她解释说。
男子被她真诚的微笑打动了，就同意了。当她走到出口，转身回来看他的时候，他就喊了一句：“再见，妈妈！”她挥挥手，给了他一个开心的微笑，然后就走了。
这边，收银员在清点男子买的东西：一个面包、一些奶酪、一加仑牛奶，还有猫粮。“一共是126美元。”她愉快地说。
“一定是弄错了，”他说，还沉浸在跟老太太的互动所带来的美好感觉中，“我就这么一袋东西。”
“她没告诉您吗？”收银员说。
“谁？告诉我什么？”这个男子被弄糊涂了。
“您妈妈呀。她说您会为她付钱的。”
这个没有一丝怀疑的男人学到了很昂贵但也很有价值的一课：共情的阴暗面可能被那些全世界人都会觉得很善良、怜悯、体贴的人所利用，而且在看起来最不可能的时候不知不觉就用到你身上。听到这个故事，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十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时我在马萨诸塞州纳提克的莱昂纳多·莫尔斯医院做首席心理治疗师。每天午饭之后，我都要带一次团体心理治疗，团体中都是精神科的员工和病人。乔来自新泽西，是这个科室新来的病人。乔吸食可卡因成瘾，曾因赌博输光了毕生的积蓄，然后开始靠入室盗窃来维持他的毒瘾。乔长得很帅，又很健谈，瞬间就能成为大家的密友。
乔来了几天之后，病人就开始纷纷抱怨说他们病房里的贵重物品——现金、珠宝、手表——开始失窃。在接到第三例报案后，我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
“小偷就在我们中间。”我说。
“嗨，医生，”乔喊着，“让我来告诉您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个很严肃的事情，乔，我们没时间闲扯。”我对他很不耐烦。跟医院里其他人一样，我也怀疑乔可能就是那个贼。
“我是在帮您解决问题，好吗？”乔说。我点点头，对我的怀疑感到一点自责。“看啊，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我就是那个贼，”他继续说，“现在别跟我说您没有过这个想法，因为我知道您有。但是我必须得告诉您——只有贼才能理解另一个贼。我知道是谁从房间里偷了这些东西——是马乔丽，那个清洁女工。”
没人相信他，因为马乔丽是一个个子矮小的白发老太太，六十五六岁，脾气很好，总是尽力取悦别人。但是，几个礼拜以后，我们查出来马乔丽有犯罪记录——她不仅是个盗窃犯，还贩卖海洛因。
马乔丽被抓走之后，我把乔拉到一边，问他是怎么知道马乔丽就是元凶的。他对我咧嘴而笑，很高兴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医生愿意承认，自己还能从这个高中辍学的盗窃犯这里学到一些东西。“我跟她说话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乔解释说，“您看啊，医生，这里每个人都知道我的历史。那些护士、医生，他们都不喜欢跟我说话，他们跟我在一起都觉得别扭。我知道我是个瘾君子，还是个贼。现在我知道您不介意跟我说话，但是您也不是那种我愿意一起去打球的人。从我到这儿的那天起，马乔丽就跟我一起在外面抽烟。因为不会有奶奶年纪的人想跟我这样的人坐下来谈谈心，除非她觉得我们是同道中人。您知道他们是怎么评论我们的吗，医生，物以类聚。我刚认识她时就知道她是个贼。”
这个事情又加深了我对共情的几点认识。第一：不要一下子给出结论；第二：注意那些可能会让你看不到全局的偏见；第三：随时准备着从任何一个人身上，即使是那些看起来不像能教给你什么东西的人身上，去了解人性的复杂。
共情的阴暗面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广泛存在，而且在哪里都没有像在医疗健康领域里那么常见。因为我们一般都不觉得在这个领域里也会这样，所以反而会更容易被它的百变魅影所伤害。我们是个崇尚健康的国家，所以到处都有推销草药、维生素、抗衰老神药、天然抗抑郁药和各种减肥产品的推销员。这些推销员都知道如何利用我们对超重、皱纹、疾病、衰老和死亡的恐惧。针对我们对身体和情绪的每一种担心，他们都能设计出一种“神奇疗法”，当然也都贴着一个可观的价格标签。
我并不是说草药和营养添加剂没有用处。事实上，我是系统健康论的坚定支持者。我还在波士顿的一家大医院里领导着一个替代药物中心，在那里我花很多时间来帮助病人判断哪些产品是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哪些是对健康有害的。
有一天上班的路上，我在听收音机里的一个节目，是一个有名的医生接听那些担心健康有问题的听众的电话。这个医生先做了一个总声明，请所有的听众都来帮忙：如果他们能寄给他带有自己所在的药房的名字和地址的明信片，他保证就会免费回寄给他们可以识别不同药物的卡片。（但他并没有说，他其实会利用这些药房的地址来推销自己的新草药产品。）
当一个老太太打进电话来说一个有关健康的问题时，他只听了15到20秒，然后就打断她，问她是否能把药房的名字和地址寄给他。“如果你肯寄的话，我会很爱你的。”他用很舒缓的声音说。她说她很乐意这么做，然后又重复了一遍她的健康问题。但他又一次打断了她，看来他不是很确定她真的明白了他那个要求的重要性。“你肯定会寄给我那个地址吗，宝贝儿？你会为我这么做吗？你保证吗？”
“是的，”她说，“我保证。”
他其实根本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如果你做的话，我会很爱你的。你会为我这么做吗，宝贝儿？如果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人管你叫宝贝儿，而且告诉你说，只要你帮他们一点小忙，他们会很爱你，那预警的小红旗就应该到处飘扬了。我并不是想说，陌生人就不可能真心地彼此善良相待，但是如果有人一味忽略你的问题，只关注他们自己，只想确认你会回应他们的需求，那就可以很有把握地确信，他们热情洋溢的表现下面有着一些更阴暗的动机。一定会有人从这个交换中获益，而且这个获益的人不太可能是你。
几年前，我被邀请去给一些老年居民做讲座，讲讲那些常见的营养添加剂和草药疗法的益处和存在的危害。我讲完后，一位70多岁的老妇人艾玛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向我求助。艾玛轻轻地拉着我的手（在我们20分钟的谈话中一直都没放开），给我讲了她的故事。她最近成了寡妇，她的孩子和孙子们又都在几千英里之外，她深受抑郁和失眠的困扰。在向她的医生求助时，医生给她开了抗抑郁药和帮助睡眠的药。因为担心吃太多的处方药不好（她已经在吃治疗高血压和凝血障碍的药），她就问医生是不是可以用中草药或维生素来代替。
“我完全不相信这类东西，”她的医生用一种轻蔑的表情和不屑的手势回答，“草药、维生素、营养添加剂，这都是江湖郎中的把戏。”
艾玛感觉被她的医生放弃了，她变得更加困惑，就开车去了当地的保健品商店。那里年轻的销售小姐很善良，带着明显的同情聆听了艾玛的故事。她告诉艾玛，医生们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营养学方面的训练，而且即使有的话，他们也不会推荐用草药或维生素之类的保健品，这会减少他们的收益。艾玛听从了销售小姐的建议，花了45美元买了5种植物保健品：大蒜提取物提升免疫力，银杏胶囊治疗记忆丧失，贯叶连翘治疗抑郁，褪黑素治疗失眠，还有一种含有麻黄的减肥产品。
但那位销售小姐并没有告诉她（很可能因为她自己也不知道），大蒜和银杏不能跟血液稀释剂一起吃；贯叶连翘也不能跟高血压药物同时吃；麻黄是一种很强的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会造成高血压和心悸，绝对不能用于控制体重。而且，根据麻省理工学院临床研究中心医生们的说法，艾玛服用的所谓“标准”的3mg褪黑素药片是治疗失眠所需剂量的10倍之多；况且，老年人需要的褪黑素剂量要更低，因为他们的肝脏代谢掉这个激素的速度会更慢。
我每天都能听到像艾玛这样的事情，我每天也都会感觉到同样的愤怒和沮丧。这个善良温柔的老妇人向传统药物和替代药物领域寻求帮助，但是这两个领域都辜负了她。我毫不怀疑，艾玛的抑郁和失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包括她的免疫力下降、记忆丧失和最近的体重增加）主要源于她对丈夫去世的悲痛，以及她不知道如何应对她的孤独和恐惧。艾玛的医生完全忽视了她情绪上的痛苦，只根据她的临床症状开药，而且迅速摒弃了对她这些问题的任何替代疗法。那个保健品商店的雇员又利用了艾玛的无助，鼓励她为每个症状都买了一种草药。她没有受过相关的培训或教育，无法就草药和处方药之间可能有害的相互作用给艾玛提供建议。更关键的是，医生和销售小姐都没有说过，如果你上了年纪，又成了寡妇，跟这个世界上你最爱的人都远隔千里的时候，你感觉到抑郁、焦虑、独孤和害怕可能是很“正常”的。
学会应对共情的阴暗面对于你的身心健康非常重要，就像要知道如何善良、体贴地对待他人一样重要。那么，艾玛应该如何来保护自己呢？我们每一个人该如何在这个越来越商业化的世界中让自己免遭各种过度宣传和强制推销之害呢？我们又该如何利用共情来保护我们自己，不被那些会使用他人的洞察力和直觉的人所利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