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家的小区最近盗窃案频发，尤其是小区后排的几栋公寓，几乎每晚都有窃贼光顾。被盗的居民纷纷倡议，要给自家楼下电梯厅安装监控探头，以杜绝隐患发生。
他们向物业反映，得到的答复是：安装摄像头，钱需由业委会来出，但业委会的态度却不置可否，原因在于，被盗的住户都在小区后排，前排的公寓从未发生过盗窃案。如果要装探头，就得配置一套价格不菲的监控系统，除非每栋楼都同意安装，让全体居民一起买单，否则就有点儿不划算了。
可前排的居民听罢不乐意了，被盗的是你们后排，我们前排一直好好的，凭什么也要我们掏腰包呢？在他们看来，哪栋楼被盗，就该由哪栋楼出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大家就这样僵持不下，安装摄像头变得遥遥无期，前后排的居民也因为此事闹得很不开心。
1/5 无处不在的搭便车
类似的故事在生活中屡见不鲜。明明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为什么到头来没人愿意做呢？下面，我们用博弈论的视角解读这个难题。
熟悉我们专栏早先几篇文章的读者，对博弈论已经不陌生了。你可能对“囚徒困境”、“纳什均衡”这些概念耳熟能详，而在下面要讲的故事里，你同样会碰到它们。
假设有老张和老李两户人家住在同一条街道上。他们家门口有一块草坪，如果定期修剪，那么平时都可以享用它；但如果任其荒废，到了夏天这里就会蚊蝇滋生，家家都不得安宁。现在必须有人修剪这块草坪，但只需要一个人就够了。如果你是老张或老李，你会怎么做呢？
我们把老张与老李得到的支付，用下面这张简易的矩阵图来表示。
该矩阵共有四个象限，每个象限的左边数字表示老李的收益，右边数字表示老张的收益。右下角是一个纳什均衡。
单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无论老张还是老李，都应该让邻居去干活，自己啥也不做。因为这样既能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又不用出一分力气。可邻居也不傻啊，谁不想不劳而获？最终，每个人的最佳策略是等着别人去做，自己坐享其成，草坪就这样成了蚊子的天堂。
经济学里，把这种情况称作“搭便车”。
不难发现，如果老张老李一起修草坪，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他们每个人都想占别人便宜，草坪就得不到修剪。当老张和老李都以各自的利益为重时，两人便陷入了囚徒困境，更要命的是，这个困境是常态化的，因为它恰好是一个“纳什均衡”。（*纳什均衡指的是：其他人坚守某个策略的情况下，没有人能通过改变自己的策略而获得更高的支付。）
如果双方都不想改变策略，博弈中就会出现纳什均衡。不过，纳什均衡未必是博弈的最优解，因为双方原本可以通过合作实现双赢，只因为每个人都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最终就产生了对大家都不利的局面。
听到这，有读者可能会说，这不就是咱们从小都看过的动画片《三个和尚》的故事吗？没错，《三个和尚》讲的就是人人都想搭便车的危害。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在现实世界中，只要参与的人越多，人们搭便车的意愿就越强。
想象一下，如果街道上不止两户人家，而是有几百户，那么草坪很可能就荒废了，因为家家户户都会这样认为：既然有这么多人，总有人会去剪这块草坪的。既然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我干脆就不干了。
如果一个社会人人都想搭便车，那么它必将陷入瘫痪。无论对社会还是组织，都是如此。那么，我们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答案是：通过权力与组织的介入。
2/5 为什么我们需要组织
之所以会有搭便车的行为，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毕竟，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合作者，当每个人为了一己私利不顾他人的死活，后果将不堪设想。
英国十七世纪著名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对此就有过精辟的论述。霍布斯认为，自私的人处于“自然状态”，人们不是相互勾心斗角，就是打打杀杀。只有用高度集权来制约彼此，社会才能避免陷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霍布斯虽然猜对了社会信任缺失所导致的最坏结果，却没能看见另一个坏结果，那就是普遍存在的搭便车现象。人与人之间未必经常打打杀杀，却时时刻刻想占别人的便宜。
这也正是人类需要有权力的组织的原因，它主要是为了解决以下两个问题：首先是防止陷入霍布斯式的丛林世界，给每个人提供安全感；其次是减少搭便车行为的产生，促进彼此的合作。
组织能给人们提供安全感，即使在和平年代也是如此。试想一下，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选择打工，而不是自己创业？即便创业比打工能赚多得多的钱？
因为公司是大多数人的职业归宿，我们在企业里负责一项工作，从它的日常运营中获得稳定的收入，无论生意景不景气，我们都能得到这笔收入，而由老板去承担市场波动所带来的风险。
但是企业光给人安全感还不行，它还得促成合作与分工，否则公司的收入从何而来？国家也是如此，倘若居民都不干活，就没人纳税，没有税收，国家就不可能在公共建设方面有所作为。
为了让每个公民都为国家建设出一份力，政府规定所有人都必须依法纳税，偷税漏税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这是从政府层面杜绝搭便车行为的例子。同样，在公司里，对于偷懒的员工，老板将予以警告或开除，而对于勤勉的劳动模范，老板也不吝赏赐，以更高的待遇来鼓励他们继续卖命。
所以说赏罚机制，是组织促进成员合作的底层手段。有时候，惩罚比比奖赏更能在阻止搭便车行为的发生。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曾讲过一则故事。他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中国内地，观察了当地纤夫的劳动。所谓纤夫，就是以纤绳帮人拉船为生的人。张五常注意到，纤夫们在干活之前，会共同花钱雇一个工头。这位工头在他们干活的时候在一旁监督，谁要是偷懒，就用鞭子抽谁。这种行为看上去不可理喻，为啥劳动者要雇人自己监督自己呢？因为拉一艘船需要很多人，拉船的人越多，趁机不花力气偷懒的人就越多。纤夫雇佣工头，其实是引入一种惩罚机制，让每个人都能齐心协力，更快的把活干完。
那么，在组织里引入了赏罚机制，就能彻底杜绝偷懒现象的发生吗？
3/5 有人勤奋就有人偷懒
很多人都知道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的“二八法则”，“二八法则”最初的意思是：在一个社会，80%的财富集中在20%的人手中。但是“二八法则”不限于财富分配，在一家公司里，我们同样可以用“二八法则”来评定员工的绩效。
无论你是否接受，我们不得不承认，一家公司80%的业绩，是由20%的员工创造出来的。换而言之，其余80%的员工，都在享受这20%的员工所贡献的业绩及相应的成果。这不是说其余的人都在混日子，或者对公司业绩毫无贡献，我们的意思是，为公司业绩增长提供关键驱动的，永远是少数人。
随便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倘若你是一家软件公司，那么给公司带来业绩增长的，无疑是你的程序员们，其余的部门，无论行政、财务、人事等等，尽管不可或缺，但他们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却不如你的程序员。同样的，如果你是一家贸易企业，那么销售团队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其余的部门相比之下则没那么重要。
别说是部门之间，即便是部门内部，对团队贡献最大的人，也就是个别的骨干，其余的员工，都是随时可以替代的。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委屈，凭什么认为其余80%的员工就不行呢？如果我们的每个部门都是精英部队，每个员工都是业务骨干，公司岂不是战无不克了吗？
然而，这样还真的不行。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的年轻人中间，流行着一种另类的游戏，他们开车迎面向对方驶去，比比谁的胆子大。如果大伙都往前冲，结果必然是车毁人亡。如果一方避让，另一方前进，那么前进的一方收获英雄的美名，避让的一方惨遭众人的嘲笑。这个游戏引起了博弈论学者的兴趣，他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懦夫博弈。
懦夫博弈的矩阵如下图所示：
一方前进，一方避让，博弈中出现了两个纳什均衡
从图中我们看出，如果双方都选择做勇敢者，最终两败俱伤。如果大家都选择避让，只能一起被嘲笑。所以，这个博弈最好的结果是：一方向前，一方避让。博弈中存在两个纳什均衡。
如果我们把懦夫博弈移植到社会成员的合作中去，我们也会发现类似的现象。下面是新的懦夫博弈版本：
与懦夫博弈类似，这个博弈同样有两个纳什均衡
在这个崭新的博弈中，纳什均衡是有人勤快，有人偷懒。不同的结果导致组织里必定有人要多干活，因为如果他也偷懒的话，大家就统统完蛋了。所以，组织里总需要能力强人站出来，把最重最艰苦的担子挑掉。
你一定会问，怎么会有这种事？难道公司里真的是懒汉与劳模搭配才更好吗？
4/5 猪队友与应声虫
想想我们身边的例子就知道了，每家公司，每个部门，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猪队友”。他们的能力不强，只适合按部就班的工作，可偏偏眼高手低，动不动就给你出一些馊主意。你按他的建议去办吧，等于给自己挖坑。让他按你的意思去做吧，对方又有一肚子想法，好像他天生就是干大事的，替你打下手着实委屈了人家。
即便那些猪队友并不眼高手低，你也不可能让他们干和你同样的活，做同样重要的决策，和同样的客户打交道，因为这样一来只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就好比行军打仗，战略决策永远是将军的事，他不可能召集手下士兵一起来讨论，否则仗就根本没法打！作为士兵，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听从指挥。
难怪任正非会说：员工不要和我谈战略，谁谈就开除谁。
懦夫博弈向我们展现了现实中的一幅真实画面，在合作中，强势的一方享有更大的话语权，而弱势的一方只能选择配合或忍让。如果大家统统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合作就不可能有结果。
在政治上也同样，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在战后推行民主政治，却很快陷入战争与动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利益集团没有一个愿意妥协，大家各争各的，谁也不让谁，社会就无法团结，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机器稳定局面，国家就会鸡犬不宁。
在公司内部，这种懦夫博弈的现象更为普遍。有人进，就有人退，毕竟，公司里不可能每个人都是懒汉，但总有一部分员工勤快，一部分员工偷懒。这里所说的偷懒，未必指上班不干活，而是在懦夫博弈中退让的一方，当习惯于听从上级的指令之后，就会逐渐丧失自我思考的能力，你说啥我就做啥，我再也不需要动脑经了。我也不敢对上级的做法提出质疑，反正错不错都是你领导的事，跟我没关系！
对组织而言，这种现象会引发更糟糕的后果，就是所有人都成为懦夫博弈里的“懦夫”，唯有老板始终强势。公司最后就成了老板的一言堂。这种情况，在中国的企业里尤为普遍。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企业家习惯于扮演家长的角色，当公司里敢于挑战权威的人被清除殆尽之后，组织里就只剩下一群应声虫，他们会让企业家跌入自欺的陷阱，从而失去应有的判断力。无论组织领导者的能力有多强，当他产生“我说啥都对”的错觉时，企业离衰败也就不远了。
5/5 踩油门与踩刹车的人
中国人从小就崇尚纪律，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团结就是力量。一个团队，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就能够所向披靡。
但是上下整齐划一的企业，真的会强大吗？事实证明，如果企业内部禁止出现不同的声音，它的命运就被当权者给绑架了，当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时，企业的生命力也将随着当权者的能力退化而枯竭。
所以，优秀的企业家，会允许身边敢于唱反调的人出现，因为有时候唱反调并不意味着和老板对着干，而恰恰是在帮助老板。
记得很多年前，马云在一次访谈中说道：在一家企业中，既要有踩油门的人，也要有踩刹车的人。对于阿里巴巴而言，踩油门的人正是马云，而踩刹车的人正是阿里CFO蔡崇信。
蔡崇信
马云是一个天才的企业家，他拥有异乎常人的战略眼光与布局意识。但是阿里巴巴能有今天的成就，蔡崇信同样功不可没。蔡崇信是耶鲁大学的法学博士，拥有丰富的法律与财务背景知识，当初，他放弃百万年薪加入初创不久的阿里巴巴，为阿里巴巴在电子商务与金融领域的拓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蔡崇信，阿里巴巴不可能走到今天，在阿里巴巴，蔡崇信与马云亦师亦友，是他为阿里注入了“理性”与“法制”的精神，让阿里团队摆脱了早期的江湖色彩，成为一家拥有国际视野的伟大企业。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里聊过本田，今天很多人把本田的成功，归结于创始人本田宗一郎的工程天才。然而，本田能发展成一家国际巨头，离不开一位幕后英雄，他就是本田宗一郎的合伙人——藤泽武夫。
左边为本田宗一郎，右边为藤泽武夫
本田宗一郎是个技术狂人，却对经营一窍不通。藤泽武夫不懂技术，却对营销非常在行。除此之外，藤泽性情温和，擅长和人打交道，而且颇有金融头脑，当本田公司因为资金问题遭遇危机的时候，是藤泽武夫四处奔走，帮助企业走出了困境。
企业越大，核心团队就越需要多样化的人才，只有不同性格，不同思维方式的人在一起，企业的发展才会更有弹性。当然，并不是所有合伙人都能配合地天衣无缝，乔布斯与百事前CEO斯卡利由当初的一见如故，到最后拍桌子走人，就是反面典型。
所以说，一家企业能否做大，就看创业者能吸纳多少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从博弈论的角度说，一家企业越是集权，就越有可能出现懦夫博弈，它的纳什均衡注定是老板说了算，员工唯唯诺诺，一忍再忍。这样的企业可以成为一座大工厂，但注定不会有多大的成就。
差劲的领导发号施令，合格的领导制定规则，优秀的领导凝聚共识，卓越的领导寻找伙伴。好的博弈不是追求一时的输赢，而是与他人建立信任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