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快与慢》，操控心灵的无形之手
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告诉我们，即使我们的思维出错，其出错的方式也有规可循。系统1运作迅速，且自动运行，它包括本能、情感、人与动物共有的先天技能，也包括后天习得的联想和技能；而系统2虽然缓慢，却很慎重，能让我们改正系统1产生的错误。心理学家刘易斯·戈尔德堡发现，用一个简单算法来诊断癌症的准确度能比高级专家还高，因为专家毕竟会被自己的情绪和错误的直觉所左右，而算法是用来处理数据的固定规则。人类往往难以相处、感情用事，而算法则是“头脑简单的英雄”，它们防微杜渐，默默修正着人类思维的毫厘之差。
1、算法一：前景理论
卡尼曼最具影响力的发现则是“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该理论为行为科学的“偏见与启发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他们考察了人们如何在不确定条件下做出决定，并发现了人们的行为并不符合效用理论的预期。效用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基本假设，它假设决策者会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卡尼曼意识到，他们观察到的非理性行为并不是一些偶然误差，而是“博弈者在选择过程中对理性原则的系统性违背”。这些系统误差表明人类的非理性行为有规可循。例如以色列在赢得赎罪日战争之后，以色列因为他们的损失感到懊悔不已；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若行动A伴随损失，而损失本可被行动B避免，人们对损失的懊悔，会强于对没有采取行动B的懊悔。如果这是普遍情况的话，人们就能根据这一原理更好地评估风险。
2、算法二：可得性启发法
“可得性启发法”指：如果在一些偶然因素下，我们对某个现象非常在意，我们就会误以为那个现象特别容易发生。这项研究最终催生了已经广为人知的启发法，也就是经验法则，用来指代直觉思维中的一些具体缺陷。其中一些经验法则似乎有着共同的情感基础，比如“禀赋效应”、“现状偏见”和“损失厌恶”都涉及一种固有的保守态度：我们更加喜欢和重视已经为之付出了很多的事情。例如，“9·11事件”发生后，人们非常害怕恐怖袭击会再次发生。然而相对于车祸和其他致死原因，恐怖袭击发生的概率其实非常小。只不过是电视上没有像报道恐怖袭击那样，一天到晚滚动播出车祸等事故的新闻罢了。很多这样的信息其实不应该左右我们的判断，但我们就是无法屏蔽之。
3、算法三：采取选择结构和微调方式来应对
我们虽然有这么多严重的思维缺陷。不过，这些心理学新知识也能让我们了解、正视和尽量消除非理性思维的不足，进而改善人类生活。虽然根据可得性启发法，人们会为极力保护自己免受发生概率极小的灾难，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微调方式来应对：我们可以写下明确的提示，来提醒自己哪些灾难更可能发生，从而作出更加符合实际的判断。凯斯·桑斯坦曾担任奥巴马政府的白宫信息与管制事务办公室主任，他设计了一些选择结构和微调方式，来影响人们的直觉，从而影响决策。例如数百万的美国企业和政府职员在21世纪初的某一天，一觉醒来后发现自己不需要再申请加入退休计划，他们已经被计算机自动录入了。
4、算法四：干预背后的政治理念称为“自由主义家长制”
它是“自由”的，因为它并不强制人们接受给定的选择，只是提供一些选择或者制造一些吸引力，来让人们“更好地判断这些选择并作出能改善生活的决策”。这种形式的干预虽然通常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实施，但并不算玩弄权术和操控人心，毕竟人们总是有权选择别的方案，所以虽然这种有人引导，却号称是自由选择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