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布伦达来说，她的生活曾经一帆风顺。大学毕业之后，她在一家社区医院谋到了一份好工作，做了一名注册护士，并嫁给了一个聪明有趣的小伙子布雷特。不久，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她的姐妹们告诉她，与她们相比，她的生活幸福极了。布伦达是3个姐妹中最出色的，在成长的过程中，她一直很有异性缘。相比之下，在高中岁月里，她的姐妹们却要忍受求爱被拒绝或男朋友移情别恋的烦恼。
然而，布伦达也是3个姐妹中最悲观和最没有耐性的人。她经常抱怨，而且不管与谁相处总是阴沉着脸，她的这些情绪似乎决定了她与人交往的基调。她的两个姐妹努力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比如婚姻和健康问题，心怀乐观，认为随着她们努力地改善生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然而，布伦达的生活中却没有多少挑战。所有的事情似乎都一帆风顺，她也认为一切都理所应当。她第一次遇到的“重大挫折”是在工作中。她在社区医院工作了7年，那里工作压力小，但她却抱怨说压力大。她在一个主管手下工作，这个主管给她的绩效评价是优秀。之后，她被调到了重症监护病房，从此她的世界被颠覆了。她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了真正的压力——她认为护士长的管理太严、太挑剔，之前她从没有与这种人打过交道。
布伦达得到的绩效评价是“仍需改进”，而在她看来自己已经做得相当好了。这些批评让她困扰不已，于是她来到护士工会，咨询如何提交一份书面申诉。工会代表告诉她，尽管应该帮她提交一份书面申诉，但医院正在为国家质量认证委员会的复审做准备，之前的审查已经不合格。国家质量认证委员会的复审将对每个人进行细致的考查，获得最佳绩效评价非常重要。
布伦达回应：“他们是在寻找一只替罪羊吗？如果是这样，我不能忍受！”
“不，事实上，得到如此评价的人不只是你。”工会代表说道。
“好吧，看来只能这样了。”她走出办公室，感觉自己受到了伤害，对于是否提交申诉报告犹豫不决。
当天晚上下班回家之前，布伦达已经认定辞职是她的最佳选择。她可以要求她的丈夫加班加点，直到她找到一份新工作。当她走进家门时，她的丈夫看起来闷闷不乐。“你听说了吗？”她问道。
“没错，他们说解雇立即生效。”他说道。
“他们敢！”她大声地叫嚷着，“我还没有提交我的申诉报告呢。我不过是想想而已。”
布雷特吃惊地看着她，试着把她的反应与自己说的话联系起来。
然后，就像一场地震，布雷特的话击垮了她。原来布雷特不是在说她，而是在说自己。所以，布伦达现在也不能辞职了。
要让布伦达理解布雷特此时的灰心丧气很困难，因为她对自己的工作处境感到沮丧。现在，她陷入了困境，她打算辞职的计划因为布雷特的失业变得不可能了。她没有对布雷特产生同情心，相反，她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愤怒。
第二天早晨去上班对布伦达而言成了一件难事。由于布伦达在决心辞职之后却发现自己不能辞职，她陷入了绝望的困境。她变得意志消沉，越想这件事，她的绝望和沮丧就越强烈。
她度日如年，对病人的看护能力也开始变差。在那周结束之前，她的朋友莫莉不得不提醒她重新测量病人的血压。把这种例行任务放在首位是布伦达的责任，但是，在不断累积的自怜情绪和对管理层的憎恨的共同作用下，她的工作能力大不如前。她现在的情绪和觉得工作没有意义的想法影响了她理清思绪的能力。
不久，布伦达发现自己开始厌恶病人，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她所怨恨的医院管理制度。她被安排换班，周末休息。遗憾的是，她并没有利用周末的时间使自己重新焕发活力。相反，周末使她的沮丧进一步加剧了。她拒绝了周六晚上的晚宴邀约，这可是她第一次拒绝别人。之后，她让她的丈夫带孩子去公园玩，以便独自待一会儿。她拉上窗帘，坐在沙发上，对她的处境焦虑不安。她的食量下降，晚上还喝了几杯酒，为的是让自己不再胡思乱想。
周末激发了那些引发抑郁情绪的神经元。她的情绪变得消极，这导致她的右额叶更加活跃。接下来的一周，她更加郁闷了。
布伦达又艰难地熬过了一周，心情依旧抑郁，情况没有一点儿改善。莫莉善意地提醒她注意，因为她护理病人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差。可是布伦达没有把这当成警告，她只是感觉自己的生活越来越糟糕。
这个时候，她意识到必须做些什么，以便从这种低迷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几天以后，布伦达来见我，她觉得自己患上了轻度抑郁。她说她需要一次“快速修理”，想进行抗抑郁治疗。我告诉她我会帮助她适应工作环境，同时让她的情绪振奋起来。抗抑郁治疗通常要等到一个月后才能初见成效。
“地西泮这药怎么样？”她问道。
“你是个护士，”我答道，“你大概知道它容易使人上瘾，而且它的副作用之一实际上就是抑郁。通过戒酒和强迫自己每天吃三餐均衡的饮食，你会很快改变大脑的化学性质，还要尽可能地多晒太阳，每天至少走路半小时。”
我解释说，她需要吃饭，因为她吃的食物中含有的特殊氨基酸，可以用来产生神经递质。由于喝酒，她的神经递质γ–氨基丁酸和血清素的含量在减少。我将在第6章更详细地解释这些因素。布伦达此时需要更好的而不是更差的神经化学物质。
我解释说，她的抑郁模式开启后，她的大脑激活了那些让她的抑郁反复发作的回路。布伦达需要采取行动摆脱由于右额叶过度活跃而产生的消极心理，做一些激活左额叶的事情。她必须做那些她不情愿做的事情，才能摆脱她的坏情绪。
很明显，在她的人生经历中，她习惯于一切事情都一帆风顺，不管当时事情进展如何，她都要抱怨。其结果是，布伦达没有培养出处理她现在要面对的种种挑战的情商。她需要重塑大脑，以便对崎岖的人生之路有更强的承受能力，因为她过去的大脑只适用于顺境。所以，当她遭遇人生中少有的一次坎坷时，她就感觉像经历了一场大灾难。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认知曲解之一，就是布伦达已经形成了“事情太容易”的预期。因为以往的事情对她来说如此轻而易举，她的消极情绪才会不断加剧。她不必努力，因为她无须付出任何努力，事情通常就会好转。事实上，她之所以从事护理工作，正是因为这是一份“容易找到的工作”。
显然，布伦达是个热心和有同情心的人。我知道，为了应对她目前的挑战以及今后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我必须激活她的这些积极情绪，重塑她的大脑。她的同情心是她的认知和情绪之间的桥梁，可以利用它在病人和努力通过医院的复审认证之间建立起联系。
我要求她描述她目前在重症监护病房里照顾的病人。她讲到了一个患有充血性心力衰竭的老人，他的家人住在其他州，只打过一次电话来询问他的病情；有一个男人发生了车祸，身上多处受伤；还有一个5岁孩子的母亲，因为卵巢癌手术的并发症正在接受治疗。
当布伦达继续向我讲述其他病人时，我能够发现温暖和同情的火苗在她的心中重新被点燃。在她描述那个母亲时，她的双眼含着泪水，并凝视着左边，显然是在回想那个女人和其家人正在经历的悲伤。然后，她看着她坐的椅子，很明显，她领悟到与那个女人相比，她的“创伤”微不足道。她瞥了我一眼，眼神中流露出愧疚，之后她重新振作起来。
我要求她继续关注那些病人，在我们进行下次心理治疗时和我聊聊他们的治疗进展状况以及他们的情绪。
“这与我来见你有什么关系吗？”布伦达问道。
“你需要时刻提醒自己为什么要在那里工作，”我回答道，“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原因与你的情绪变化联系起来。”
我没有告诉她的是，她的“家庭作业”具有多重作用。它会帮助她从夸大了的受伤害的感觉中脱身而出，因为这种感觉助长了她对主管评价的消极反应，它还可以帮助她把注意力重新放在“关心病人”这个工作使命上。她需要重新鼓起干劲，激活她的左额叶而不是她那过于活跃的产生消极情绪的右额叶。
布伦达第二次来进行心理治疗时，脸色好了许多，愤怒不见了，声音柔和且热情。在听完她介绍病人的情况之后，我问她，她的其他同事是如何做到一边准备复审认证一边照顾病人的。
“很辛苦，”她说，“他们全都劳累过度。”
“那你的主管呢？”我问道。
“她看起来非常虚弱，”她伤心地强调，然后她又退回到受害者的情绪之中，“但她不应该用那种方式对待我。”
我承认她的主管并非十全十美。这似乎让她打破了偏见，她认识到她的主管为了让每一个人尽职尽责而承受了管理上的巨大压力。这种讨论帮助布伦达从非好即坏的思维方式转向灰色地带的思维方式。当我们讨论医院正在审查什么的时候，她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她的问题。
通过将注意力放到“我需要转换心情”上去，布伦达开始做出改变。然而，只是关注并不能让改变发生。她需要努力改变她的行为，直到新的情绪状态轻松就能实现。因为她不想付出这样的努力，她的低落情绪使她失去了动力，所以额外的努力就成为关键，她不得不做她不喜欢做的事情。
接着，我帮助布伦达学会把注意力放到她如何以及从何时开始不知不觉地陷入阴郁的反应模式上，并努力付诸行动。通过激发她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她能够继续关心和同情病人，并使该系统起到核心动力的作用。最终，她调整了努力方向，转而支持复审认证流程，以便她和同事能够有时间在病人应当接受治疗时提供帮助。
我解释说，适度的焦虑有利于神经可塑性的增强。布伦达的消极评价激发了她的焦虑，足以使她产生必要的改变，摆脱消极的模式（右额叶），并转向积极的模式（左额叶）。这些改变促使她为在今后的生活中应对不可避免的挫折做好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