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濒危物种法案》
要估计一个国家环境保护伦理的力度，可以从它保护生物多样性法规的智慧及效率来评断。不容否认，美国史上最重要的环保法规为《濒危物种法案》（Endangered Species Act）。这个法案于1973年通过，当时它在众议院的投票结果为390票赞成、12票反对，在参议院则是以92对0票一致通过，然后由尼克松总统签署，是一场空前的大胜利。所有濒危的动植物全都榜上有名。在那之前，受保护的动物只限于脊椎动物、软体动物以及甲壳类动物。如今，在该法案保护下，田纳西紫色矢车菊、圣拉斐尔仙人掌、帕洛斯弗迪斯蓝蝶以及美国埋葬虫，全都加入佛罗里达美洲豹、金颊林莺的阵容，受到美国人民的法律保护。而且在某些鸟类、哺乳类及其他脊椎动物的特例中，纳入保护伞的不只是物种，还包括局部地区的族群。（但是无脊椎动物和植物仍然不在保护范围内。）最后，不只是濒危的物种和族群受到保护，连受威胁的物种也纳入保护了。174
从一开始《濒危物种法案》就饱受欣赏者的赞美、批评者的诋毁以及国会的修改。其中最重大的一次修改，是在1982年制定的《栖息地环保计划》（Habitat Conservation Plan）条款。这项修正条款允许土地所有者能“附带开采”（incidental take）受保护的动植物。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土地所有者在经营合法事业的非蓄意情况下，可伤害到受保护的物种，只要整体来说，他们的活动有助于该物种即可。
其中一个案例是国际纸业公司（International Paper Compang），该公司就红冠啄木鸟与美国内政部（《濒危物种法案》的主管单位），达成一项协议。这种产于美国南部森林的鸟类，专门在巨大的松树上筑巢，因此当巨松遭大量砍伐时，它们的数量也跟着锐减，已达濒临绝种的程度。协议中，国际纸业公司同意要在他们持有的林地内，划出一块保护区，并增加该物种的筑巢地点，以换取在可能影响红冠啄木鸟的其他林地上继续伐木的权力。
虽说《濒危物种法案》只是一项基本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但这些年来一直受到密切的关注。正如所有环境保护生物学家所预测的，这条法案的成效好坏参半。一方面，它曾获得相当戏剧性的成果。例如美国短吻鳄、灰鲸、白头海雕、游隼以及美国东部地区的棕鹈鹕族群，数量全都增加了，不是已经从濒危物种名单上除名，便是即将达到除名的标准。然而另一方面，有些动物，包括海滨黑麻雀以及马里兰鹈在内，数量都下跌到接近绝种的地步。根据最近一次于1995年所做的评估，美国渔业和野生动物局（隶属于美国内政部，负责管理《濒危物种法案》）评估结果表明，法案所列的物种中，情况改善的不到10%，然而情况变差的却有40%。至于另外的50%，不是状态稳定，就是情况不明。
乐见该法案失败的批评者，将它的不完美记录，说成是一大失败。如果这叫作失败的话，那么他们也应该将医院急诊室评定为失败才对，因为在里面断气的患者总是超过健康出院的人。然而他们最好还是帮美国自然保护区要求更多赞助以及专业关照，因为社会大众永远是支持急诊室这一方的。
批评者还会谴责说，即使抢救回这些物种，还是不划算，因为这些行动会妨碍到美国经济发展。没有什么比事实更能说明问题的了。从坏处讲，《濒危物种法案》顶多只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把经济诱使到新的方向而已。相反，它通常能借由重新创造机会以及其他有利条件，而增加地产的价值。譬如，开发商或轻工业会偏好坐落在什么样的地点上？他们是想与道格拉斯冷杉绿林为伍，还是想和一片道格拉斯冷杉树桩为邻？
在所有案例中，环保完全阻碍经济发展的几乎是绝无仅有。从1987到1992年间，由联邦政府进行跨部门评估的98237件开发申请案件中，因为抵触了《濒危物种法案》而叫停的开发案只有55件。影响如此轻微的原因之一，在于濒危物种多半集中分布在热点地区，例如夏威夷雨林、佛罗里达州中部威尔士湖沙脊（Lake Wales Sand Ridge）的灌丛。少有濒危物种被发现位于美国广大的农业带以及畜牧带上，然而反对《濒危物种法案》的人士中，许多人都来自这些地区。
源自人民的力量
在民主社会里，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最终是否能够享有权力，其实要由道德与人民的需求来决定，而非那些领导者。他们可以决定需要设置更多或更少的保护区，也有权决定特定物种的生死。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对于投入环保运动的非政府组织的快速崛起而深受鼓舞。人们因地制宜、展开行动的能力愈来愈强，例如从保护某地区河岸边的林地或某种濒危青蛙，到支持雨林野地保护区，乃至缔结国际条约等。
另外，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以及对它们的关切，未来将是正规教育里越来越重要的焦点，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以上的教育，都将会如此。与其把科学表述得像是失控的毁灭性力量，不如把它形容成所有生物的朋友，就推广科学教育而言，还有比这种做法更理想的吗？
我将冒看似政治立场正确的风险，怀着敬意接近这些反对团体。他们像一群愤怒的蜜蜂，群集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经济论坛的门口。他们武断抵制所有不够环保的连锁餐厅。他们围堵木材运输路线。被他们瞄准的企业总裁和董事的回应是，这些家伙是干吗的？他们到底想要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他们感到自己是被幕后掌权者排除在会议桌外的人，而且他们不信任那些暗中拟定但又会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他们有他们的逻辑。由于大企业老板以及董事会靠着政府领导人在背后撑腰，心中向往的是不断扩充资本主义经济，其地位有如工业化世界的统帅。就像古时候的王子，这些大老板可以（至少在经济领域可以）随心所欲地制定法规。抗议者要说的是：“当你们谈论生物的时候，也要带上我们这些所谓的其他人。”
抗议团体是自然经济的早期警报系统，他们是这个活生生的世界的免疫反应。他们要求我们倾听。就拿那名年轻的女孩朱莉亚（Julia Hill）来说，她为了要抢救加利福尼亚红杉林，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一棵高达55米的红杉树上长达两年之久（从1997年12月到1999年12月），她只是想要表达她的意见，并改变一些人的观念而已。她的主张很简单：“砍倒这群古老的巨树是不道德的，不管它们是不是为你所拥有。”她输了。她只从太平洋木业麦克森公司（Pacific Lumber MAXXAM）手中，抢救回她自己居住的那棵树，以及周遭的1.2公顷土地。但是，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她的名字，以及她所居住的那棵树的名字卢娜（Luna，月神）？另外，又有几个人记得在那个权力的小圈子内，下令继续伐木的公司主管的名字？
当然，有些反对团体的少数行动带有暴力色彩。例如那些攻击警察、焚烧建筑物或在标记将要砍伐的树干上刺入长钉的人，的确应该处罚，应该关进监狱里。但是绝大多数示威者，那些身着乌龟戏服和游民服装、大声呐喊的正直的抗议者，只是在为大自然、为穷人争取平等的权利。我要祝福他们。他们的智慧比他们的呐喊以及跺脚声来得深沉，也比许多他们所对抗的权力掮客来得深沉。多亏他们对于重要议题不断大声疾呼，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否则这些议题是不会让人注意到的。就算他们都是左翼分子，他们年轻的朝气也可以平衡、调和一下保守派思想的怀疑论调。
我会指出，新世纪的中心问题在于，如何在尽可能多地保存其他生物的情况下，提升全球穷人的生活水平。贫困的人和正在消失的生物多样性，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目前，全世界约有8亿人口生活在贫困中，缺乏卫生设施、干净的饮用水以及充足的食物。处在一个被蹂躏殆尽的环境中，他们没有多少发展机会。所以蕴含着最丰富生物多样性的当地自然环境，也无法承担无处可去、渴求土地的人们所带来的压力。
我希望我的信念是正确的（许多智者也都和我看法一致），那就是这个问题终究会解决。足够的资源还是存在的，握有那些资源的人，有太多理由要完成这个目标，就算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着想。然而，最后决定成败的，还是在于一项伦理道德上的决定，而后代将如何评断我们这一代人，就要看它了。我深信我们会做出明智的抉择。一个能拟想到上帝而且向往太空殖民的地球文明，一定也想得出办法来保护这个星球的完整性，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缤纷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