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先锋——非政府组织
全球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锋却是由那些非政府组织（NGOs）组成的。它们的规模不一，庞大的有国际环保协会（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美国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152、自然保护协会（Nature Conservancy）等。这些组织也可以很小、很专业，例如下列这些颇具代表性的团体：海洋生态基金会（Seacology Foundation，海岛环境与文化）、生态信托（Ecotrust，北美地区的温带雨林）、薛西斯学会（Xerces Society，昆虫与无脊椎动物）、国际蝙蝠保护协会（Bat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美国巴厘巴板猩猩协会（Balikpapan Orangutan Society-USA）等。
根据国际组织联盟（Unio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的资料，1956年时，全球共有985家针对人道主义或环境问题（或两者皆是）的非政府组织。到了1996年，这类组织已经增加到超过2万家。而且，其间它们的会员和合作机构也同时在扩增。拜网络广告以及通讯便利之赐，现在此一趋势更强了。到了1990年代末期，平均20位美国人中，就有一位是环保团体的付费会员，在丹麦，这个比例甚至更高。这些机构的理事会和顾问委员会，将科学家、公司高级主管、私人投资者、媒体明星以及其他积极投入此项议题的民众，全都结合起来。153
非政府组织的快速兴起，反映在全球环境保护运动中大家公认的事实：生物绝种危机已经越来越危急了。在这场没有退路的战争中，大家更希望尝试新策略。那些能够想出办法的人，便成为领袖人物。一般说来，政府通常都态度犹豫，甚至可以说是胆怯。政府有太多事要忙了，例如军事国防问题、政治阴谋以及能快速残害大自然的经济活动。一般人虽然关心环境，但是他们担心的主要还是污染或气候变化。一般人虽然支持家乡的环保，但是那些居住在富庶工业国家的老百姓，却少有人关心发展中国家的生物多样性，而这些发展中国家才是破坏最严重的地区。若是要这些人缴一点税金，补贴秘鲁或越南的国家公园建筑，大部分人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于是，国际非政府组织便填补了这个空缺，动用自己的资源，也争取政府的资源，因此募款日益增加。虽说来自民间的会员与捐款，对环保团体的贡献日益重要，但是其中大部分捐款是由不成比例的极少数最富有的人以及他们掌控的公司赞助的。事实上，全球最富有的200家大企业相当于一个财富王国，其掌握的资源等于全球最贫穷的80%人口的财富总和。而这些企业的老板及大股东，在政治界、经济界位高权重，由于所受教育和眼界的关系，他们通常能够很好地了解全球环境保护及人道主义问题。况且担任非政府环保团体的领袖，也颇富吸引力，于是愈来愈多这类人士自愿投入金钱与时间。154
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
这类非政府环保团体中，堪称旗舰之一的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简称WWF），正是同时受惠于一般会员以及民间大笔捐款。由于我在1984—1994年间，曾是该基金会的理事之一，因此对于它在募款及影响力上的惊人增长略有所知。在我担任理事的那段时间，基金会的会员数从大约10万跃升为100万，之后由于竞争者增多使得赞助市场饱和，会员人数才维持稳定。此外，这段时间也是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以及其他大型环保团体，在自我形象和行动方案上，双双快速演进的时期。
1980年代早期，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把焦点放在最具魅力的大型动物的交易买卖上，例如熊猫、犀牛、大型猫科动物、熊、老鹰和其他容易辨识的大型动物，以及它们生存所需的栖息地。它的基本根据比较偏向于美感方面，类似于保护历史古迹或风景点。然而，不久之后，基金会的视野有了彻底的转变。环保策略从自上而下的方式转向了自下而上的方式。现在，魅力动物所在的整个生态系统都变成了焦点，里面通常还包含了数百种较不为人知的濒危生物。然后，比较不知名的生态热点地区也加了进来，即使该处缺乏一般人所熟悉的大型动物，但只要这些热点地区里面的濒危生物足够多就可以了。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始终没有忘记大熊猫、老虎和其他具有象征意义的代表性物种。但是它的这场圣战仍旧稳定地拓展战线，直到将所有受威胁的生物全都包括进来为止。
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的第二项改变是，与居住在目标生态系统里或附近的民众合作。除了单纯的人道主义理由（这些地点的居民通常极为贫困），另外也是为了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因为根据常识判断，假如某个保护区是该地居民的食物或能量来源，那么就没有人能确保它不受侵犯。如果用围篱或巡逻方式，把当地饥民挡在森林保护区外，而且最后也没有工作让居民去做，这对他们将是残酷的侮辱。
当世界银行和世界自然基金会试图终止对中非雨林的砍伐时，喀麦隆记者比科罗（Fran?ois Bikoro）就曾经这样回应：“你们毁掉了自己的环境，从而得到了发展。现在你们想阻拦我们做同样的事！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好处？你们现在有电视，有汽车，但是没有树木。我们的人民想知道，保护森林对他们有什么好处！”针对这段话，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马丁（Claude Martin）以未来的远景做了响应：据估计，如果以现在的砍伐速度继续下去，差不多到2020年，这里的大片森林都会被砍光，到时候就什么工作机会都没有了，而砍伐后的土地通常都遭废弃，该地的贫困也将更加严重。然而，当地的人民都有家小要养，看不到那么远，而且单纯的环境保护政策也不能满足他们的实际需求。155
修正目标与策略
于是，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以及其他组织又提出了一个新目标：采取综合性的策略，保护与发展双管齐下，要将保护区转变成经济上的资产。要让当地居民参与，要激励他们去管理、看护保护区。要训练居民成为向导以及当地野生生物专家。要说服当地政府，把保护区视为国家的资产以及收入的来源。
在拟定全球策略时，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也察觉到，如果想抢救整个生态系统，必须同时具备大量的相关科学知识才行。究竟哪些栖息地既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又是处境最危险的地区？最少需要多大的面积，才能让这些生态系统维持下去，才能应付外界的干扰和外来物种的冲击？再者，还要考虑保护区周遭的居民，也就是未来的环境保护的合作者。他们的政治及经济状况如何？他们的风俗、对环境的信念、特殊的要求又是如何？
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的做法是，自己建立一套研究计划，并招募专家与该机构的地区管理者密切合作，以选择并统合该地区的计划。至于其他机构的行动方面，自然保护协会赞助“自然遗产计划”（Natural Heritage Program），目标是登录美国所有的动植物；后来，独立的生物多样性信息协会（Association for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也打算登录西半球所有可能濒危的物种。国际环保协会则引进了“快速评估计划”（Rapid Assessment Program），以加速探勘状况不明的生态热点地区以及野地。接下来登场的，则是生物多样性应用科学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Biodiversity Science），负责支持内部研究，范围从分类学和生态学，一路延伸到经济学和人类学。该中心更史无前例地开始与学术界合作，不但进行信息交流，还留出一半的经费赞助其他机构的研究。像这样的结盟赞助，果然提升了环保科学的效率与信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