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环保组织的行动
这些主要的环保组织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兴起的，而且都成长飞快。到了1999年，美国本土六大环保团体的会员人数如下：156
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120万人
自然保护协会102.1万人
国家野生生物联盟（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83.5万人
山岳俱乐部（Sierra Club）39.2万人
国家公园环保联盟（National Parks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39万人
国家奥杜朋学会（National Audubon Society）38.5万人
这六大组织以及国际环保协会（拥有较少的会员，主要依靠富有的捐赠者），其年度运作预算约为5000万到1亿美元。2000年3月，自然保护协会加大手笔，展开一场为期3年、高达10亿美元的募款活动，准备用来购买保护区。该组织的目标是设定在保护美国境内以及海外200处重要的自然区域，并改进已拥有的保护区的状况。自然保护协会之所以敢这么做，是有辉煌记录可循的：从1998年到1999年，它以购买或接受捐赠的方式，在美国境内共取得约36万公顷、具有环保价值的土地，使得该组织在48年中所取得的土地累计达到465万公顷，相当于瑞士的国土面积。157
2001年，国际环保协会获得了戈登和贝蒂摩尔基金会（Gordon E. and Betty I. Moore Foundation）捐赠的5280万美元，以进一步研究并扩增保护热带野地和热点地区的能力。
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也提升了他们的资金投入水平，为环保工作提供了保障。1997年，巴西总统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要求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协助规划并赞助该国一项计划：将现有的亚马孙河流域的公有地，广达4000多万公顷（占该地区10%面积）、比整个加利福尼亚州还大的一片土地，规划成一系列共80座公园。要永久维护这座公园系统，需要2.7亿美元。该区域将禁止伐木和采矿，狩猎和捕鱼活动则限定只有原住民可以从事。这项计划始于2001年，将分10年陆续扩增，资金主要来自多项国际援助以及贷款。158
1970年代，我曾和一小群科学家参与国际环境保护运动，他们包括艾利奇（Paul R. Ehrlich）、洛夫乔伊（Thomas E. Lovejoy）、迈尔斯、雷文（Peter Raven）以及夏勒（George B. Schaller）159，当时由我们提供咨询的非政府团体扮演的角色基本上颇类似传教士以及募捐者。这类机构到处宣扬世上动植物所面临的困境——物种数量日益萎缩。他们列出许多濒危物种，描述其特性，并借助IUCN的特殊权威出版物红皮书来增强说服力。早期的环保团体顶多只能募集到小额经费，都是东拼西凑得来的，而且通常是在搬出大熊猫、老虎等这类魅力动物时，募款最为成功。这些团体代表自然环境，面对社会的怀疑与冷漠，逆势而为。
我们好像辩护律师般代表生物多样性一方，在法庭中为它们的生存权请命，要求让它们居住在这个世界上。这种经历，我发觉有些令人难堪。到现在我还是这么觉得，尤其是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也需要这么努力的时候。
抢救环境的方案
在早期国际环境保护人士眼中，自然环境以及物种的破坏几乎不可能有终了的一天。当时（现在仍是）情况最严重的莫过于对热带雨林的破坏，因为地球上最多的动植物都生活在里面。自始至终，抢救生物多样性行动最后的成败关键，都落在这些森林上。1970年代，也就是我们初次仔细环顾四周时，已有半数森林消失了，而且全球每年砍伐掉1%—2%的森林。到了2000年，这个数据看起来变小了，变成每年约损失1370公顷，以当时存在的森林总面积14亿公顷来说，算是略低于1%。然而，不要高兴得太早，这个数字之所以会变小，部分原因在于可砍伐的林地愈来愈不易取得。印度尼西亚、西非和中非地区的部分热带雨林，仍在加速消失。同样承受重大压力的林地，还有中国西部以及喜马拉雅山脉南坡的阔叶林和针叶林。一度青葱翠绿的尼泊尔，如今已随处可见光秃秃的山区。
进入1990年代，全球的非政府环保团体都已茁壮成长，可以选定自己的行动方向，来抢救森林以及其他受威胁的自然环境。这些组织加入政商圈子，与公司、政府领袖以及国际借贷和援助机构并肩齐步，来推动它们的大型计划。
非政府组织也变得愈来愈有创意。它们认识到，就凭现有的陆地及浅海保护区，要想拯救所有或者大部分的生物多样性，还差得太远。同时它们也发现，世界上许多地区，尤其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热带雨林国家，其实可以用相当低廉的成本扩大或增设保护区。环保团体立刻抓紧这样的机会，与当地政府洽谈如何发展兼顾环保与经济利益的方案。
在这类最早提出的点子中，有一个是在1980年代提出的“债务交换自然”（debt-for-nature swap）计划。这个点子简单得出奇：募集资金以外汇折扣价收购某国的商业债务，或是游说贷款银行捐出债权的一部分，然后再将债款汇兑成该国的公债。上述步骤执行起来并不困难，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濒临无法履行债务的地步。最后，所得资金都用来推动环保工作，例如购买土地作为保护区、进行环保教育以及改进现有保护区的状况等。到了1990年代初期，已经完成了20项这类协议，总金额达1.1亿美元，地点包括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墨西哥、马达加斯加、赞比亚、菲律宾以及波兰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