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共鸣是一种非凡的能力，它能够改变我们的本性，但是仅就这种能力本身而言，它还算不上是一种完全的同情共感状态。从共情的神经基础来看，大部分脑区都集中在对痛苦与悲伤产生情感共鸣的神经网络上。鉴于我们对他人痛苦的强烈反应，把这个神经网络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然而，所有关注痛苦的共情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当我们看到某个人处于痛苦中时，情感共鸣并不总是会导致亲社会的移情反应。在本章的开头部分，我描述了自己是如何被那些遭遇不幸的非洲儿童所感动，然后为他们捐款、帮助他们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提到的是，在那之前我早就看过无数次类似的广告，不过每次看到时都直接转换频道；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类节目太让人悲伤了。虽然我与他们拥有了一致的情感（也就是说，他们的不幸让我也感觉到了痛苦），但我关注的是如何减轻自己的痛苦，而不是减轻他们的痛苦。换句话说，情感共鸣有时导致的只是回避行为，而不是帮助他人的移情动机。无论我关心的是自己的痛苦还是别人的痛苦，大脑中的痛苦悲伤网络都有可能会被激活。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在出现了适当的情绪反应，并且持续地关注他人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境况时，共情才会产生。因此，共情比情感共鸣更难达到。
其次，在实际的神经成像研究中，只关注由痛苦引起的共情这种研究思路还有第二个局限。负责情感共鸣的神经系统的活动情况，应该会随着引起共鸣的情感类型的变化而变化。继辛格的开创性研究之后，几乎所有后续研究工作的关注焦点都放在了与物理疼痛有关的共情上，因此，综述这方面的文献似乎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甚至有人因此而得出结论说，背侧前扣带皮层以及前脑岛就是支持共情的核心神经机制。事实真的如此吗？有没有另一种可能性：科学家们之所以经常观察到大脑中的这些区域比较活跃，不过是因为它们都与痛苦相关联，而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关注痛苦？
最后，在所有已完成的研究中，没有任何一项研究能成功地把移情状态时的神经反应与实际帮助他人的行为联系起来。共情的其中一个意图似乎是激励我们去帮助那些处于痛苦中的人，然而，大脑是如何把理解过程和情感共鸣过程转变为能够促使我们做出实际助人行为的移情动机的呢？现在仍不得而知。
为了克服上述三个局限，西尔维娅·莫雷利（Sylvia Morelli）、丽安·拉梅森（Lian Rameson）和我进行了一项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希望能够同时捕捉到构成共情的所有三个元素：心智解读、情感共鸣以及移情动机激发。首先，为了让被试更好地理解实验中涉及的关键事件，我们对实验情境做了一些改变。在一些实验轮次中，我们给被试看的是一些图片，图片中的人正经历着某种痛苦，且让他们痛苦的事件非常直观，参与者一眼便能明白（例如，在图片中，一个人的手被汽车门夹住了）。而在另一些实验轮次中，给被试看的图片中的人看起来既可能是快乐的，也可能是焦虑的，需要结合特定的情境才能理解（例如，“这个人正等着拿他的医疗检查结果”）。第一类事件会调动大脑的镜像系统，而依赖情境的第二类事件调动的则是心智化系统。此外，虽然导致人们高兴和焦虑的事件都与一定的情境有关，但是它们需要的情感共鸣是不一样的，因为两者涉及了不同的情绪活动。焦虑事件和痛苦事件都能激活痛苦悲伤网络，但是快乐事件激活的却是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区域，这个脑区通常是在执行奖励任务时才会被调动起来的。
也许最重要的是，应该设法找到上面提到过的所有三种共情事件（痛苦、焦虑和快乐）都能激活的脑区。我们的想法是，在这三种情况下，尽管理解和情感共鸣过程可能不同（因为它们依赖于驱使人们产生共情的具体情境），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一致的，即导致人们做出助人行为的移情动机。在所有这三种共情事件中，只有一个脑区全都被激活了，这个脑区就是隔区（见图7-1）。而且，除了在每一种情境下都被激活之外，隔区的激活似乎还是移情动机的标志。连续两个星期，我们每天都让接受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的被试填写关于他们每天做了什么事情（或没有做什么事情）的调查问卷。我们每天都会问的一个问题是，那一天他们是否做过帮助他人的事。
通过对他们在这两个星期内的回答进行分析，我们能够度量出哪些人在日常生活中更倾向于帮助他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中完成共情任务时大脑隔区活跃程度更高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更倾向于帮助他人。这个结果也符合我们的猜测，即来自其他脑区的与共情有关的信息都汇聚到了隔区，并且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帮助他人的“冲动”。那天晚上，到底是什么促使我一改过去一看到呼吁捐款的节目就转换频道，而去捐款帮助那个非洲孩子的呢？也许就是隔区让我这么做的。
图7-1 隔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