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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本质跳到另一个本质

2021年9月30日  来源:表象与本质 作者:[美]侯世达;[法]桑德尔 提供人:zhaotou97......

从一个本质跳到另一个本质

对于试图解决问题的人们来说,那些令人对当下情境产生误解的分类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事实上,拙劣的分类会把简单问题变得复杂,以至于难以解决。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便是如此。就像是伊森,误解了讲座题目中“essence”一词的意思。因为分类的偏颇,连问题都被误解了。

认知心理学的很多研究都在揭示这种错误分类的本质,并力图打破长久以来的成见,如果某人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没有找到某个成功的策略。若这人完全理解了题意,却还一筹莫展的话,自是无须多言。但是,研究表明,在解决问题时受阻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误解了题意,也就是说调动的都是错误的范畴。一旦找到了正确的分类,问题往往迎刃而解。

现在来谈谈很多心理学家都研究过的汉诺塔问题。在一个非常简单的版本中,一共有大、中、小三个圆盘,中间有孔;另有A、B、C三根杆,三个圆盘成叠摞在杆A上。问题是,如何把三个圆盘从杆A移至杆C?移动圆盘须遵守下面三个要求:(1)一次只能移动一个圆盘;(2)只能移动最上面的圆盘;(3)大盘不能摞在小盘之上。

许多实验都在研究人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以及其他“同形的”(isomorphic)问题。这么说是因为,事实上,它们只是换汤不换药,只用同一个办法,便可以不变应万变。比如把原题中的圆盘换成杂技演员,并把第三个要求变成,永远不能站在比自己更小的杂技演员的肩膀上。现在,来展示一些有意思的结论。认知心理学家让-弗朗索瓦·理查德指出,绝大多数8岁左右的小学生解决这一问题时都用了大量的步数,大约30步。如果某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7步足矣。然而,这些孩子们的策略有一共通之处。除了题目规定的三个要求之外,看起来他们都给自己加了一个额外的要求。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不能把圆盘直接从杆A移至杆C(反之亦然)。换句话说,这些孩子不让自己直接从A跳到C,或是反过来。不论圆盘在A还是在C,都得经过B周转一番。如果你也来亲自试试的话,很快就会发现,多加的这一条要求大幅减慢了求解的过程:从最少的7步,一下增至26步。

为什么这么多孩子强行给自己多加了一条要求,这不是作茧自缚吗?这一切都是因为,成人和孩子对运动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孩子们经常默认,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就意味着要经过所有中间的位置。而成人对运动这一概念有着更复杂的理解,他们并不在乎从A点到C点之间经历了什么。当某人说“我下周五要去上海”时,他可能是坐汽车、大巴、高铁或是飞机,路线的细节并不会改变什么。把一趟旅行视为状态的切换(“我今天在北京,周五我就到上海了”),还是视为过程(“我的北京-上海之旅,要经过天津和济南等城市”),成人对此可以轻易作出分别。

把运动视为一个过程而非状态的切换,这种倾向和我们第4章讨论的观点紧密相连。对一个概念的层层抽象相当于逐步地剔除那些次要的方面,比如说,就桌面这一概念而言,抽象就是剔除了重量容量以及物质这些概念,最终只留下了工作空间这个核心概念;就钥匙这一概念而言,抽象便是剔除了金属质地长的薄的以及形状不规则这些概念,最终,只留下用来开锁的便携物体这个核心概念。上述的实验表明,这些8岁左右的孩子们,难以把抽象概念移动和完成移动时的具象概念路线区分开来。前者并不在乎移动是如何发生的,因此,可以直接从A跳到C,或是反过来;而后者则坚持通过所有的中间点。正如上一章里的麦卡,一听到“鼓包”一词,便想到这是源于先前发生的碰撞;有太多的孩子,一听到“移动”一词,就动了经过所有中间点的念头。

若是给汉诺塔问题“穿上新装”,即把它变成一个同形的问题,完全相同的现象会在成人身上再次上演。让-弗朗索瓦·理查德和他的同事伊夫林·克莱门特(évelyne Clément),二人研究了一个和汉诺塔同形的问题。新的实验不再要求人们移动圆盘,而是改变它们的大小。在这个情况下,成人做的就和移动圆盘的孩子们一模一样。大多数人都在无意之间给自己多加了一个要求,即不能直接把小盘子变为大盘子(反之亦然),必须经过中间的尺寸才行。为了从尺寸A跳到尺寸C,他们觉得自己必须走两“步”,好歹得在尺寸B上停留片刻。这些成人的思维如此死板,实在出人意料,这极大地减缓了解题的速度。究其原因,其实和孩子们是一样的:对于改变大小这一概念,他们使用了过度具象的概念(因此是幼稚的),没能把最终的尺寸和改变尺寸过程或是历经的“路线”区别开来。对大多数人来说,改变大小这一概念的原型是生物的生长:从婴儿变为成年人需要经历童年和青春期。这个改变大小的概念模型十分幼稚。尽管如此,那些在解决汉诺塔同形问题时被困住的成人,都在无意之间借用了这个幼稚的模型。因此,和那些没有陷入其中的人相比,注定要付出更多的时间。

因此,在“本质的源头”和汉诺塔这两个陷阱中,是同一个内心现象在起作用——主人公都被类似情境的回忆蒙蔽了。人们对此常有一些借口,比如说,“我没太注意他们对我说了什么”,或是“都怪他们没说清楚”,或是“我刚才走神了”,但事实上,一个更准确的解释是人们在无意之间向不恰当的范畴屈服了。

如前所述,当整个过程都处在无意识中时,只有极其细致的研究才能揭示潜藏着的类比。有时,同一文化或是同一子文化内部的人会共享一系列范畴,这些范畴影响着人们对情境的看法。而对于那些处在这一文化之外的人们来说,这些看法会令他们大吃一惊,感到极其古怪。

针对这一现象,接下来的例子,直接讲给那些生活在国际大都市的读者们,也许还会吸引那些生活在交通不太拥堵的地区的人们。它将展示,一个城市中最美的地方为什么不一定是某人心里想的地方。

北京城最好的地方是哪儿?

北京城最好的地方是哪儿?天安门?颐和园?圆明园?中山公园?天坛?香山?紫竹院?三里屯?五棵松?八大处?十三陵?故宫?雍和宫?王府井?前门大栅栏?鸟巢?国家大剧院?什刹海?南锣鼓巷?

当然,对于不在北京生活的人来说,答案可能就是上面的某个地方。但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可不这么看。要想在城里找个地方把车停好,既不被贴条,也不会被人把车给划了,可不是件容易事儿。尤其是在一天中某些特定的地方,或是特定的时间。因此,并不难看到某人在车里探着脖子,明知没什么指望,还是绝望地兜着圈子,想找个停车位。这事儿简直太常见了,对于北京的司机们来说,只要那块长方形的区域可以合法停车,就像是见到了宝贝一般。嘿,物以稀为贵嘛。

当两个本地人在街上走着的时候,不难听见其中一人说道:“哟呵,快瞅瞅那个好地方儿!”在北京司机的心里面,空闲的停车位可有着不小的分量。因此产生了好地方这一范畴。在城里开过车的诸位可以作证,当某人发现了一个好地方,却并不需要这个停车位的时候,总觉着要是没地方停车时发现它就好了。因此,激发了“要是……”或是“可惜了”之感。

好地方这一抽象范畴,深深地影响着这些人对于那个位置的看法。这个例子显示了范畴是如此强烈地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如果说几何抽象派画家卡济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的名作《白上白》是艺术品这一范畴中的一员的话,那么西单街上的灰上灰,也一定是好地方这一范畴中的一员。那么多的人心里都念着那块灰色的长方形。人们心里这种无法自制的力量造就了这种分类。不过,即使这种分类十分强烈,也还不至于让人失了心智。据我们所知,还没有哪位听从了心里好地方的呼唤,一股脑儿把周末的计划扔到车窗外,一个急刹就把车停了上去。

不过,某些分类也强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言行。比如说,要是早个几年的话,人们对于2006年10月11日坠机事故的看法就会截然不同了。

类比不可抗拒的能力:“10·11”事件

2006年10月11日下午,一架飞机撞上了纽约的一座大楼。刚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除非这几年一直住在荒山野岭,所有的人都难免想到2001年9月11日时被毁的世贸中心。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一起恐怖袭击。不过,此次的涉事飞机只是一架四座小型飞机,而非大型客机,遇难人员只有正副驾驶两人,大楼的火势被迅速扑灭,丝毫没有倒塌的风险。但即便知道了这些之后,人们最初的感觉依然在心中,久久难以释怀。

在得知坠机事件之后,和9·11事件的类比瞬间袭上心头,深深地影响着人们对于这次事件的看法。因此,在刚听到这个消息时,人们难以想象这只是一起随机事故。实际上,这类事故在全世界以各种方式时常发生。这当然是起不幸的事故,但是事故伤亡有限,而且它和原教旨主义或是恐怖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但这并不是刚听见消息时的第一反应!事实上,在这起事件被公布之后,道琼斯指数出现了短暂的下跌。

当听到10月11日坠机事件时,人们总是难免联想起9·11事件。因为9月11日,宽泛范畴的恐怖袭击被瞬间激活;具体的范畴9·11恐怖袭击也被一并激活,没准比前者更加强烈。因为某人可能会想到“啊,9·11又来了!”或是“这是另一起9·11吗?”宽泛的范畴和具体的范畴共同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如果9·11从未发生过,人们的看法将截然不同。

也许某人会抗议道:“等会儿,‘9·11’可不是一个范畴的名字,这可是个事件!”要是这么想的话,就该回忆一下我们在第4章讨论的那些范畴,比如说,教皇麦加巴赫爱因斯坦毕加索等。这些例子说明,只有一个成员的范畴,不论它看起来多么独一无二(即使是极其具体的虎跑水泡出的雨前狮峰龙井),我们脑中总在不断地寻找着共同点,当时机出现时,可以轻松地由一变多。

比如说,“印度的9·11”(2008年11月底发生在孟买的连环恐怖袭击,袭击地点包括两所高档酒店)、“俄罗斯的9·11”(很多政治团体用其指代针对平民的大屠杀)、“巴基斯坦的9·11”“西班牙的9·11”等。特别是2004年3月11日发生在马德里的恐怖袭击,该事件导致超过200人丧生,很快就被贴上了“西班牙的9·11”这个标签。随即,西班牙人也用上了充满类比的绰号,比如“11-S”(针对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和“11-M”(针对马德里的恐怖袭击)。

在网上,人们也可以找到这些表达,比如“17世纪的9·11”“欧洲的9·11”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9·11”等。而且还能在网上看到大量把“9·11”这一范畴视作复数的用法,比如说,“未来的9·11们”“19世纪60年代的9·11们”以及“历史上的9·11们”等。

简言之,9·11这一概念如今已是一个常见的范畴,包含不同强度的成员。珍珠港事件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成员。令人遗憾的是,9·11事件本身也是珍珠港事件这一范畴中典型的一员。再想想那些多年前恰好生于9月11日的人们,或是挑在那天结婚的夫妇,2001年之后,这场事故不知道毁了多少人的生日或是结婚纪念日。而且,在2001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各类庆祝活动、公众活动都有意避开了9月11日。这个日子就像是有“放射性”一般,凡是靠近它的东西均不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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