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怀常
逻辑，指的是思维的规律和规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为7门基础学科中的第二门，仅次于数学，《大英百科全书》把它列为五门基础学科之一，可见逻辑学的重要性。
遗憾的是，逻辑学在中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事实上，逻辑学应该从高中开始正式学，而逻辑思维则应该从小就开始训练。
对逻辑学教学的忽视造成很多中国人缺乏基本的逻辑常识，人们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思维习惯来思考，逻辑谬误无处不在。
在这里谈一些我观察到的中国人常见的逻辑缺陷。
一、概念模糊
概念（Concept）是思维的基本单位。中国人不善于，或者说是不屑于去辨析概念，中国人对于概念的定义一向是模糊的。
当人们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对于所讨论问题中涉及的概念要有一致的看法。如果对于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那么后面的问题就没法讨论了，讨论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谈的是不同的东西。
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几个人讨论马。
第一个人说，我见过一匹10000斤重的马。
第二个人说，我见过一匹10厘米长的马。
第三个人说，你们开玩笑吧，哪里有重达万斤的马？更不会有10厘米长的马！
第一个人回答道：“我说的是河马！”
第二个人回答道：“我说的是海马。”
正是因为他们对“马”这一概念理解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观点，这样的讨论又有什么意义呢？
再如，我们讨论美女的时候，一个人说这个女孩好漂亮，另一个人说长相一般，又有一个人说根本就是个恐龙嘛！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别，因为在他们心中，美女的标准是不同的。按照不同的标准来讨论，这种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
国际超模吕燕的相貌，东西方看法截然不同
所以，我们在生活学习中的一些争论，往往各说各理，谁都不服气。既然大家讨论的是不同的概念，根本不是一个话题，怎么会有结果呢？
经济学家陈志武在《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件事，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提出的很多条款都是笼统和模糊的，比如：
美国应该为中国培养更多的管理人才。
这句话作为合同协议条款怎么理解呢？什么叫“应该”？什么叫“更多”？什么叫“管理人才”？怎么样算“培养”？
每一项都是模糊的，是无法明确的，双方都难以执行，美国完全可以不认账，“应该”做的事情，不做也可以呀。
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国家可以用“经验不足”来作为借口，但其实是思维能力的不足造成的，缺乏严谨的法治思维，概念模糊。
而这些参加谈判的都是中国的精英、专家，连这些人的思维都是如此不清晰，更别说其他人了。反观美国提出的条款，则要明确、严密得多。
二、不懂集合概念
中国人的集体观念比较强，这就产生一个普遍现象：对于中国人来说，往往是批评个人就等于批评集体；批判集体就等于批评集体里的每一个人。
这就是“集合概念”错误。
实际上，我们说某个群体具有一个特点的时候，不代表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这个特点。
比如说，我们说南方人善于做生意，这里的“南方人”是集合概念，但不代表每个南方人都善于做生意。
再如说山东人长得比较高大，这里的“山东人”也是集合概念，并不能证明每个山东人都长得高大。
同样，我在这里谈到中国人的思维缺陷，这里的“中国人”同样是集合概念，不代表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
黎鸣先生写过《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等文章，很多中国人很不满，说按照黎鸣的观点，黎鸣也很愚蠢，因为他也是中国人。这种结论，反映的也是此类逻辑谬误。
三、类比推理，生拉硬扯
我们常说的一些谚语，比如“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都是用的类比推理，这些话真的很有道理吗？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在生活中使用类比时，经常会忘记了类比推理的或然性，经常把类比的结论当成了必然。甚至生拉硬扯，乱比一气。
比如谈到取消户口管制、自由迁徙问题，有人就说，那全世界为什么不能自由迁徙？美国应该打开国门，让外国人自由迁入。这种说法混淆了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的不同。
再比如，对于移民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中国人，或者经常批评中国现状的同胞，一些人常常用一句谚语来教育他们要爱国：“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但这种思维是有问题的，这个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孩子和狗是两回事情，国民和狗之间的差别则更大。狗不嫌家贫和母子关系、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没有什么可比性，硬把他们归在一类，其实是生拉硬扯。
再者，丑和贫都是没有道德内涵的词语，如果是一个虐待儿童的恶母呢，还能要求孩子爱她吗？如果养狗的是一个残忍无情的屠夫呢，狗难道不能嫌吗？
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流传久远的成语、谚语都是用类比的方式。如“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这些说法同样是有问题的，是不能把它们当成真理的。
无风也会起浪，印度洋海啸的浪大吧，不是风引起的；苍蝇也会叮无缝的蛋，只需给蛋抹上狗屎就行了，许多人正是通过造谣生事来诋毁别人的。
过多的类比说明一些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差，不善于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进行论证，离开了明显的形象，他们便不会思考；不用类比，他们便不知道如何去说明一个道理。
四、非黑即白，二元思维
郎咸平一次在某大学演讲中说，我们的企业不要追求做大做强，一个大学高材生就问他：“难道要做小做弱吗？”
这是推论错误，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并不一定就是做小做弱。这就是典型的二元思维、好坏人思维、非黑即白思维。
这种思维只看到了事物相反的两面或两端，忽视了其他方面或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情况，而其他方面可能很多，中间情况也往往是最普遍的。
二元思维是中国人常见的思维，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思维，是小孩就会的“好坏人思维”，很多中国人上了这么多年的学，思维还处在小学生水平。
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比较明显，很多中国人把历史人物分成明显的好与坏两类，将好的神圣化，如孔子、孟子、唐太宗、诸葛亮等，似乎他们是没有缺点的完人；将坏的妖魔化，如一些奸臣、暴君等，似乎他们一无是处。
这种思维是片面的，没有认清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对待现代人同样如此，中国人很容易将某一地区、某一阶层或是某一职业的人妖魔化。
在二元思维下，政治思想界的左与右，也往往走向极端，我们的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教训。
五、乱立靶子，错误推理
我们在与人的讨论中有时会发现这种现象：你说的话明明不是这个意思，但某人却认为你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根据这个错误的理解对你进行批驳。
显然，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攻击的其实是一个与你无关的观点。
对于这种行为，有人给了一个形象的比方：他自己树立了一个靶子，却说是别人的靶子，然后对着这个靶子进行猛烈的攻击。
按照一些人的逻辑，一个中国人，你夸日本好，那你就是汉奸；你夸美国好，你就是“鹦鹉”；你说中国不好，那你就是卖国贼。
毫无疑问，这些论断是有问题的，是没有道理的，夸不夸中国，夸不夸日美，和是不是汉奸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样的前提不能推出这样的结论。
现在经常有人谈中国与美国的差距，谈美国的优势，这时就有人反驳：“美国不是天堂。”
这个反驳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人夸奖美国，并不能证明这个人认为美国完美，这个推理的前提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性。
有本很流行的书，叫《中国不高兴》，其中有一个观点：
“这次金融危机体现了美国社会从上到下的全面腐朽。”
这个推论同样是过于简单化，由一次金融危机并不能得出这个国家全面腐朽的结论。该书把金融危机的缘由归结于美国老百姓“不干活想住大房子”， 简直就是小学生的思维，简单得可笑。如果不干活就能住大房子，谁会不愿意呢？绝不是只有美国人会这样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