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道义”是人心思考的结果，也是人的行为的内在精神支撑，主导人的行为，主导社会实践。同时，人所唯一能够直接感知的也是“意”、“道义”，因此，对“意”、“道义”的表达就至关重要。抽象思维的抽象性，不仅体现在对思维主体“心”的抽象认知上，还体现在对“意”、“道义”的抽象性表达工具的开发上。
说中国文明是唯一存在真正抽象思维的文明，除了唯有中国存在真正的绝对抽象的“心”的概念之外，也唯有中国存在真正抽象的“意”、“道义”的表达工具，即独立而抽象的符号系统。这套符号系统就是“文”、“文系统”。
现代汉语中，把“文”、“字”等同，“字”也叫“文字”，其实“文”和“字”是有根本不同，是两个东西。“字”在中国的出现相对比较晚，商朝才有，最早的形态是甲骨文。但是，“文”在中国却自文明伊始就存在，也是中国文明的核心元素和标志。事实上，“文”属于抽象思维的一个配套部件，也唯有中国有，为其他任何文明所无。
“文”和“字”的区别在哪里？“文”是真正独立的抽象符号，是表达绝对独立的“意”、“道义”的工具。这就是“文以载道”的真实内涵。最原始的“文”，既不是“字”，更不是成篇的文章，而是“字”之前的抽象符号系统。
“字”尽管也是符号，但是却既不独立，也不抽象，因为它是和语言联系在一起，是表达语言的工具。也可以说，“字”一种特殊的“文”，一种经过改造的“文”，就是将“文”与语言结合，表达语言的“文”就是“字”。
因此，文字的整体演变史，不仅包括“字”的历史，而且还包括“文”的历史，当然还应包括从“文”到“字”的过渡史。这些全部的历史也仅仅存在于中国，为其他任何文明所无，为西方所无。
也就是说，就文字的整体历史而言，西方的文字史仅仅是一个局部史，仅仅是一个井口，中国的文字史才是文字史之全部，才是文字史之天空。这注定西方关于文字的学术只能是坐井观天的学术，只能产生盲人摸象的结论。遗憾的是，这是中国坐井观天的、盲人摸象的学术，正在当今世界大行其道，包括中国。
从文字的整体演变史看，从“文”到“字”实际上是一个逐渐演变的历史，整体包括四个阶段，四种形态。
第一个阶段，是纯粹的“文阶段”，从文明伊始的伏羲时代，到甲骨文出现的商朝，都是这个阶段。此时只有“文”，而没有“字”。
第二个阶段是“微言文”阶段。这是文特征依然明显的字阶段，字的初始阶段。文开始与语言结合，形成了字。但是，这些字的“文特征”更明显，与语言的结合程度还比较低，与语言的同步性还还比较低，还不是成熟的字，尚不能顺利的表达语言。商周的甲骨文和金文就处于这个阶段。我把甲骨文金文称作“微言文”。“微言”的意思是，“字”中所包括的语言成分比较少，而更接近于“文”。
第三个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的“文言文”。此时，“字”中的语言成分大大提升，与语言的同步性大大提升，可以比较顺利地表达语言，汉字开始成为成熟的字。但是，此时的字，依然与语言不完全同步，而保持着相对的独立。也就是说，“字”中依然包含着相当的“文”的成分。因此叫“文言文”，即“文”和语言相结合的“文”。
第四个阶段是辛亥之后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出现的“白话文”。“白话文”的实质就是将汉字中的“文”的含量彻底消灭掉，而只剩下其语言的因素。这样，汉字就是彻底成为表达语言的工具，成为彻底的“字”。
本文主要关注“文”，而非“字”。关于字，只想简单地指出，其他任何文明中所出现的字，都是白话文式的字，既没有纯粹的“文”，也没有“文”和白话文之间的“微言文”和“文言文”。无论是字母文字，还是之前古两河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都是如此。
从抽象程度而言，从“文”到“字”实际上是一种堕落和退步，是从抽象到具象的变化。字母文字绝非是真正抽象的，因为它是和语言绑定在一起的，是语言的符号化，语言则是一种具体的东西。当然，开发一套表达语言的符号和工具，对人类的交流而言当然也是好事。
那么用于表达“意”、“道义”的“文系统”究竟是什么？下面简答地说一下。
“文系统”又具体包括两套子系统，一套是易经的卦象符号系统，另一套则是契约符号系统。契约符号系统也包括两个子系统：结绳符号系统和书契符号系统。其中易经符号系统偏重理论，与具体的生活和生产实践没有直接关系。而契约符号系统则是扎根于实践的，与具体的生活和生产实践密切相关。因此，文系统是以契约符号为主体的，易经符号则处于次要的辅助性地位。
结绳和书契是中国契约的最原始形态，结绳更原始，书契次之。两者的契约机制基本相同。结绳是一对完全相同的打着绳结的绳子。书契则是一对小木片或竹片，一排自上而下排列的横线组，被刻在一对并排放置的书契的中心，左右分开后，左右契各保留一半，呈齿文状。结绳的绳结和书契的契齿文，实际都是数字符号，用来表达数字，指代标的物的数量或价值。
结绳的左右绳，书契的左右契，为契约双方所持有。一般债权方为右方，持有右绳或右契，债务方为左方，持左绳或左契。这是中国古代以右为尊，以左为卑的根源所在。同时，右方是债权人，是借出者，是帮助债务人的，因此，右有“佑助”之意。“佑”本字就是“右”。左方是债务人，当有人持有右契或右绳前来要账时，他要与自己所持有的左绳或左契相对比，验证真伪，验证左右是否相“合同”。因此，有“左证”之说。如果不能相合同，就是“相左”，即右契、右绳不能与左方相“合同”。“合同”原是就结绳、书契的对比验证而言，后来就直接指代“契约”本身。“契”是书契，“约”是绳子、结绳。
《周易 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结绳而治”其实就是“契约而治”，即以契约为治理社会的工具，让整个社会实现良好的“契约秩序”。这是政府产生出现之前，中国上古社会的状态。契约其实就是“文”，“契约而治”就是“文治”，这也是中国政治理念之基石。因此，作为“文”的契约，在中国文明中具备基石性地位，不仅是“字”的基石，也是基本思想理念的基石。
在结绳契约和书契契约中，结绳和书契本身并非完整的契约，而只是契约的符号，因为它们本身的信息承载力及其有限，而只能记录数字，通过绳结和契齿文。更详细的契约条款，则是通过口耳相传的语言来记录的，这些语言就附着在结绳和书契之上。也就是说，结绳和书契只是书契符号和契约凭信，语言性的契约条款才是信息意义上的契约主体。
因此，结绳和书契这两种契约符号，也是语言性契约条款的载体，承载那些语言性的契约条款。这种承载是象征意义上、标志意义上的的承载，一看到这些符号，就会想到那些约定的语言。
包括数字在内的契约条款，既是单方的“诚意”，也是双方共识性的“公意”，因此，契约条款也是“道义”。这样契约符号就成为“道义”、“诚意”、“德”的载体和象征。实际上，“意”、“诚”、“德”的甲骨文都是直接包含着契约符号的“契约文字”。这些“字”和理念都是基于契约实践的。对于“意”和“德”的甲骨字形，我此前做过专门的考释，请参阅本号此前的文章。对于“诚”字以后也会专文考释。
尽管结绳和书契是具象的实物，但是他们是完全的抽象符号，抽象符号的抽象性取决于其所承载的内容，而和其本身的形体形态无关。之所以说结绳和书契本身就是完全的抽象符号，原因在于它们所表达的内容是绝对抽象的，就是“意”、“道义”。结绳和书契是“文”，它们所承载的是“道”，即“文以载道”。
“文”只是表达“意”、“道义”的工具，而“意”、“道义”则是由绝对独立和自由的“心”所发出，与“文”完全无关。文是文，道是道。“文”只是道的载体，并非是道的创造者。
这和现代人依然用算盘珠子表达数字是一个道理。算盘珠子也是具体的实物，但是，我们却认为它是表达数字的抽象符号。事实上“符”这个字的本意就是“符信”，指的就是结绳书契，以及由其所衍生的实体性的契约符号的。信陵君窃“符”救赵，就是一种由结绳书契符号所衍生的契约性符号，是实体性的兵符、“虎符”。
事实上，结绳和书契本身也的确是基于数字的，绳结和契齿文都是基于抽象数字的新的抽象符号。易经的八卦符号也是基于数字的，甚至，最早的八卦是直接用数字写成的，就是“数字卦”。结绳书契以及八卦符号都是基于抽象数字、抽象数学的。也就是说，整个“文系统”都是基于抽象数学的。中国也是抽象数学的起源地，易经和结绳书契也是人类文明史中对抽象数字的最早应用。
及其实质，抽象数字本身也是一种文，是跟基础的“文”，也是表达道义的工具。古代典籍上，“数”有时是可以直接等同于“道”的，与“文”也可等同于“道”等同，都是用载道工具来借指道。
作为从“文”到“字”转化的最早阶段，作为汉字的最早形态，甲骨文的造字基础，是对“文”的直接借用，主要是对结绳符号和书契符号的直接借用。甲骨文中也有完全脱离“文”的象形字，但是数量非常少，而且都是边缘字。因此，整体上而言，甲骨文不是象形文字，而是“抽象文字”、“契约符号文字”，或简称“契约文字”。关于这一点，我此前已经做过很多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