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思维是中国文明、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其基因，而抽象思维根本则又在对思维主体的确认，即对“心”的确认。绝对独立和自由的“心”的概念的出现，是抽象思维之标志和衡量标准。也就是说，“心”的概念是最高级别的抽象，也唯有达到这个级别，才是真正的抽象，否则都是假抽象。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唯有中国拥有绝对自由的“心”的概念，因此也唯有中国拥有真正的抽象思维，中国之外的抽象都是假抽象，都是执着于物的具象。
抽象思维思维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就是文明产生的时间，即在伏羲时代。这个时候，不仅产生了独立的“心”的概念，也产生了独立的“意”、“道义”的概念，还产生了抽象数学，以及基于抽象数学的八卦符号和结绳。抽象数学、八卦符号、结绳可以统称为“文”。“心”、“意”、“道义”可以统称为“道”。这样，中国文明一开始就是“文以载道”的。
结合文献和考古证据，伏羲时代的时间下限应该是10000年前。这也是农业出现的时间。
但是，大约5500年前左右，人类的历史发生根本性变化。就是全球性的文明大交流开始出现，即中西文明的交流开始出现。
事实上，在5500年前，当时可以称之为“文明”的有三个地方。一个东亚的中国，另一个则是西亚的古两河，包括与其毗邻的古埃及，这两者是一个文明体系。第三个则是东亚和西亚之间的中亚。东亚和西亚当时都是已经是农业文明，中国是“契约-易经”文明，西亚则是多神教文明。这是两个繁荣和富足的文明中心。中亚，包括与其成为一体的东欧，是茫茫大草原。这里是游牧文明，贫穷、无序而暴力。
在5500年前之后，可能是由于人口增长的原因，中亚游牧开始周期性地向外扩张，大约500年一周期。这导致侵略和战争开始在人类历史中出现，是游牧文明对东亚和西亚农业文明的侵略。这个过程也同时是一个文明交流的过程，中亚游牧在侵略的同时，也成为文明交流的推动者和中介，让中西文明发成周期性交流，当然而是500年左右一个周期。
中西文明交流，实质上就是“抽象思维的文明”与“具象思维的文明”之间的交流，也是“心文明”和“物文明”之间的交流。中西周期性文明影响的结果是，西方的“具象思维”、“物崇拜”传入中国，抽象的中国的思维也开始由抽象向具象转化，由崇尚心向崇尚物转化，即出现“具象化”、“ 物化”。
但是，当中国充分吸纳西方的“具象化”、“物化”的元素后，又会将其改造，重新回归自身的“抽象思维”，回归作为思维主体的心本体，重心而轻物。这就是“心物之辩”的起源和历史内涵。
西方的历史恰恰相反，他们在中国抽象思维和心本体理念的影响下，开始出现抽象思维，开始意识到作为思考主体的心的存在。而且其思维的抽象性，以及对心的重视程度，也随着周期性的中西交流而阶段性地不断提升。
因此，在研究5500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时，一定要能区分两种的不同的思维和本体观。同时还要能够认识到两种思维、两种本体观的相互影响。否则就无法对历史本身建立正确的认识。
遗憾的是，目前的学术都是以西欧为中心的西化学术，欧美的是，中国的也是。前面我已经指出，对西方而言，这是一种坐井观天式的学术，以西欧西方历史和文明之井口，去判断整个人类历史和文明之天空。从文明的核心元素来说，能够代表人类历史和文明之天空的是中国。但是现代的中国学术恰恰又迷信于欧美，这样就导致当前中国的学术也是西化的，也是坐井观天的。但是，对中国的学者就不能用坐井观天了，而只能用“舍天取井”。
在文明的核心元素上来说，5500年之后的历史走势，中国与西方存在根本不同，总体来看，是文明核心元素从中国向西方进行输入的过程。是抽象思维、心本体理念、表达意的抽象符号（文）这些东西都是起源于中国，在中西文明交流中不断地向西方输入，从而使得西方的历史不断进步、发展。
而中国则是受西方“落后”文化的影响，而周期性退步，但是，很快又能复兴固有的文化。这样中国的历史就呈不断地周期性循环。
总体而言，中西文明之间比较重大影响有三次。就中国而言，这三次分别是：五帝时期，从西方传入的多神教，使得多神教崇拜和祭祀开始在中国出现；春秋战国时期，从西方传入尚利尚战的法家思想，使得求利思想、专制思想开始在中国出现；近代西方科学和资本主义的传入，让中国开始出现以经济和资本为本位的思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转折，也是三次文化的大崩溃。前两次都实现了文化的复兴和回归，最后一次正在复兴和回归之中。
就西方文明的历史而言，影响比较大的则有五次。第一次是文字的出现，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是对中国的文学习的结果；第二次是法律的出现，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这是对中国契约学习的结；第三次是一神教的出现，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这是对中国唐虞三代时期上帝教学习的结果。这个上帝教也是中国对西传的多神教进行契约化、抽象化改造的结果；第四次则是春秋战国时期，西方开始出现数学、已经抽象哲学、无神化的宗教等等，这些也是再次受中国影响的结果；第五次则是近代的西欧出现哲学革命，最终形成“现代文明”。
研究中国历史，关键在于明确中国对外来的具象思维和物化文明的改造，对多神教文明的改造，对法家尚利尚战理念的改造。当前我们正在面临第三次对西方文明的大改造，就是对科学主义、资本主义的改造。
下面以对多神教的改造为例来说明。
在中国三代时期的祭祀中，实际上是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祭祀方式，一种是基于抽象思维，一种是基于具象思维的。可以成为抽象祭祀和具象祭祀。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祭祀观念的出现，实质上就是文明冲突的表现，也是中国对外来的多神教进行改造的结果。
抽象祭祀就是“德祭”，即基本神学原理是“鬼神飨德”，即鬼神以祭者的德为最好的食物，“德”也是献给神的最好祭品。“德”祭是中国祭祀的最重要部分，最核心部分。而具象的以实物性的食品的祭祀，反而是次要的。显然，具象的食品祭祀是西来的，而抽象的“德”祭则是中国独有的，是中国对祭祀的改造。
“德”，就是“得道”。“德”和“道”都是抽象的，必须用具体的“文”来呈现和表达。那么“德祭”具体是以什么为祭品呢，答案就是作为“文”的契约符号，就是结绳和书契。“德祭”就是以契约为祭品的“契约祭”。
在契约祭中，又有一种特殊的契约形态，就是“玉石”。玉石原本是多神教中的一种实物性祭品。但是，传到中原之后，对其进行了契约化改造，用玉石来制作书契、契约。因此，对中国而言，玉石的价值并不在物理上的玉石本身，而是赋予其上的契约含义。事实上“玉”这个字的甲骨文字形就是直接来自书契符号“丰”字形的契齿文。“契”字中也有这个符号。
玉石在中国的三代时期之所以重要，并不在玉石本身，而在它是一种契约材质，玉质契约。这些玉质契约不仅可以在祭祀中用作祭品，更重要的是，也是政府主要的政令、政策发布工具。那时是没有文字的，政策政令的发布都是契约式的，以契约的形势发布。玉圭、玉璋等玉质书契，则是政令政策的契约符号、契约载体。政策政令的信息本身是口耳相传的语言，但这些语言是以圭、璋为凭信的。
因此，研究中国的玉器一定要注意中西文化的融合，中国的是契约-易经文化，西方传来的是多神教祭祀文化。前者万万不能混淆。否则即会闹出笑话来。
上海交通大学的神话学教授叶舒宪就闹了一个这样的大笑话。这位教授提出了一个“玉石文化”的概念。既然三代时期的中国非常重视“玉”，于是该教授就认为，中国文化源于玉石崇拜，通过研究玉石的起源和传播，就可以追溯中国文化的根。显然，他们没有注意到“玉石文化”二重性，也没有注意到祭祀文化的二重性，没有注意到玉石的契约本质。通过研究研究玉石的起源去研究中国文化的起源，犹如通过研究算盘珠子的起源去研究数学的起源，最后必然追溯至木匠那里，因为是木匠打造了算盘珠子，因此也是木匠发明了数学。
叶舒宪的“玉石文化”说，就是当前西化的“坐井观天”学术的荒唐之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的“舍天取井”式学术的荒唐性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