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概念相近而混为一谈的语误
秋天来了，桑德拉看到院子里落满树叶，说：
我们得给草坪削皮。
她想要说的是：“我们得把草坪上的叶子耙起来。”
桑德拉用的动词通常是和土豆、黄瓜、苹果以及其他蔬菜水果一起使用的，好像草坪长了一层皮，可以用适当的工具去掉。如果她是在写一首关于秋天来临的诗，她选的词可以被看作清扫树叶的新颖比喻，既有创意又有洞见。但她说的不过是一句家常话。这让人想到好像是小孩在说话，用的动词让人意想不到，诸如在第1章里讨论的那些：“给香蕉脱去衣服”“吃点儿水”“医治卡车”，等等。
但这个例子和儿童稚语有明显的区别。儿童尚未习得精妙的语义网络，所以他们找不到恰当的动词，欠缺关键概念和相关词汇，从而说出的话是在可供他们支配的概念有限的情况下所作的最大努力。与此相反，桑德拉只是把一个错误的概念取出来了，她的概念库存要比儿童大得多。而且，她并没有像诗人那样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取出并使用这个概念的。
那么，在这个概念和词语选择错误的背后，是什么机制在起作用呢？从本质上讲，造成这个错误的机制和上面讨论的造成词语混合的机制是同一个。但是，在那些词语混合的例子中，任何一个词或短语都没有在竞争中最终胜出。两个、三个，甚至更多词语在说出的语句中各占部分先机。它们和桑德拉说的“给草坪削皮”之间的区别在于，在桑德拉的话中，只有一个词完胜，但获胜的词却是一个冒名顶替者。这种情况可以和钢琴家类比。这次钢琴家没有同时触击两个琴键。他把手伸出去，如他希望的那样，只触到了一个键，但可惜的是，他触到的不是正确的键，而是错误的键。
为了描述这样的语误，可以说，某人概念空间里的一个相当宽阔的区域被激活了。这个被激活的区域包含许多概念，每一个概念都有各种独特的语言标签。在这个区域中，一个不太恰当的概念，最终不知何故在试图得到表达的斗争过程中胜出。在桑德拉的例子里，她脑中概念空间里一片宽阔的区域被落满树叶的草坪激活了。除了削皮的概念之外，同时被激活的肯定还有一簇紧密相关的其他概念，包括一些与园艺活动非常接近的概念，例如用耙子耙拢的概念，以及其他一些概念，例如打扫。事实上，假如她说“我们得打扫草坪”，她的话听上去还是错的（或是一个略带创意的比喻），但错得少一些，因为打扫显然比削皮更接近耙拢。
这种语误总是暴露潜在的类比，这些类比因为概念相近而储存在说话人的脑中。脑中的每一个概念都有一个“语义晕圈”环绕着，而这个语义晕圈，是由与该概念语义相近的其他概念组成的。这意味着，在每个人的脑中都有数百万个这样潜在的类比。它们都时刻等待着由于概念接近而造成的滑动，将自己表露出来。当然，它们当中的大多数都得不到表达的机会。因为这种滑动虽然出现频率不低，但还是不够频繁，不足以让围绕着某个具体概念的整个语义晕圈全部暴露出来。
下面将开始一轮简短的展示，用一些具体的例子表现这类语误。如前所述，这类语误的共性是概念空间的某个宽阔区域被激活，该区域内的概念之一被选中。这种选择或多或少是随机的。这个过程让我们想到一位钢琴家，手在琴键之上高高举起，落下时没能触到正确的音符，而是随机击中附近的另一个键。
晚宴上，一位客人说他最近看了一部非常好的瑞典电影，讲述一个女人在美国乘飞机运送一只火鸡的故事。他的夫人在旁轻轻地纠正他，事实上，那是一部瑞士电影，是一个女人运送一只鹅的故事。
很多人经常搞混瑞典与瑞士。此外，把两种常在节日期间食用的、体型较大的禽类混为一谈也非常可信。但是，如果这位客人把电影描述为“一个女人运送蜂鸟的秘鲁电影”，或者“一个女人运送鸵鸟的越南电影”，这就不太可能了。这样的滑动不太可信，因为直觉告诉我们，这样的描述在任何人脑中的概念之间的距离都很大，令这样的类比很难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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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李正在清理壁橱，准备扔掉一些儿时的玩具。她拿起一条毛绒鲸鱼，说：“我要把这只小狮子扔了。”说完，她有些尴尬。
鲸鱼和狮子都是它们所在领域的“王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它们在小李的记忆中靠得比较近。同时，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小李不会把手里拿着的鲸鱼误称为“这只小蚊子”“这只小蜗牛”“这匹小斑马”，或者是“这只小章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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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里飘出香味。当阿里走进厨房时，看到女儿正在做蛋糕。但有件事令他感到不安，他说：“把你的食谱从水槽旁拿开。”女儿投来了不解的目光。阿里又重复了一遍自己刚说的话，女儿再一次露出了困惑的眼神，说：“但这不是水槽呀！”他试图纠正自己，但当他再次开口时，他说：“你的书应该远离厨房！”他不得不停顿一会儿才把思路理顺。原来他要说：“你的书应该远离炉子！”
在这个例子里，可以看到水槽和炉子在阿里概念空间里的距离，当然还有厨房和炉子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其实比想象得要小。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在当时的环境和那一刻的认知压力下，这个距离是相当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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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柯说：“我在院子里看到了一只漂亮的鸟，但不知道是什么鸟。我打电话给一个鸟迷朋友，把那只鸟尽量向她解释了。”说到这里，老柯发现自己说错了，赶紧纠正道：“我是说，‘向她描述了。’”
解释与描述这两个概念同鹅、狮子和炉子这些概念相比要更缺乏实质性。但是，是否具有实质性，并不影响因语义接近而造成的概念滑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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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毕正说着什么作料可以放在菜汤里。最后他说：“当然啦，面团是暂时的，我的意思是说，面团是可选的。”
这个例子说明，语义滑动也可以在形容词之间出现，不一定局限于名词。它表明滑动的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其他词类，更长一些的短语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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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教授说：“我在大学里的职位是最自由的，不用讲授标准课程。简直是为所欲为。”
这个弗洛伊德式口误暴露了侯教授内心深处黑暗的利己主义吗？还是说，这只是一个无害的口误？我们倾向于后者：这不过是一个因概念接近而造成的滑动口误而已。侯教授原本要用的形容词是“随心所欲”。这两个形容词的意思，大体上都可以定义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其中，“随心所欲”并不含贬义，但“为所欲为”可就不同了。因此，这两个词在这种语境中被同时激活也就顺理成章了。此外，这两个词的发音也非常接近。正是因为它们发音相近，这一语义滑动语误很可能经常出现。
有些语义滑动口误听上去非常离奇，让人感觉说话人肯定是精神不正常，或是脑中的概念和词汇极端贫乏。但是，说出下面这些儿童稚语的人都是完全正常的成年人。
老王和妻子正在家里看碟。电视里画面很暗，看不清楚。老王站起来走到窗前，说：“我把窗帘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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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问：“今晚商店几点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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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老方：“你的房子多少年了？”他答道：“我们考虑买它时，卖方告诉我们它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
上面的例子让我们想起“他们把雨关上了”，或者“打开你的眼睛，妈妈”。第1章中引用了这些孩子说的话。但是，上述奇怪的例子都出自成人。他们的智能发展已经达到高级水平，说出这些话就应当被看作语误。这样的滑动表明，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无论多么博览群书，他们儿时构建的语义连接仍然潜伏在脑中，伴随一生。
阿兰没睡好，早晨醒来时迷迷糊糊的。她对丈夫说：“外面太亮了。请你合上眼皮，好吗？”事实上，她想说“拉上窗帘”。
处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人们经常会说出稀奇古怪的话。这个口误表明，在阿兰的头脑中存在一个因概念接近而造成的潜在类比。这个类比也存在于窗帘和眼帘的概念之间。这听上去很怪，但似乎没有其他解释。
小施在一家大公司上班。有一天，她放错了一份文件。她说：“等一下，让我到卧室找一找。”她这样说，是下意识地暴露了自己把公私之间的界限搞混了。
许多因概念接近而造成的口误都有一个特点：这些无意识的滑动，都是在时间层面上。这些口误表明，诸如昨天这样的范畴可以通过无意识的类比往后推出很远。下面这些例子说明了这类口误。
教师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是，开始上课时说：“昨天我们讲了……”其实，他指的是两天前，或者是一个星期前。这个错误的一个变体是过了两个星期的假期之后重新开学时，他说：“上周，我们讲了……”
这类模棱两可的说法有时表现在：一位同事在讨论他上学期教过的课程时，随口说道：“我今天教过的课程。”而他实际要说的是“今年”。这表明，在他的脑中储存着一个短期和长期之间的潜在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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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母亲解释说，她的儿子过几天要从上海回来度假。她说：“回来后他可睡不了懒觉，因为他爷爷周六一大早就要去接他，而他昨天很晚才从上海回来。”当然，她的意思不是指“昨天”，而是“前一天”。
这位母亲盼子心切，设身处地为儿子着想。她想象星期六早晨闹钟响时儿子的感受。所以，她是从星期六的角度描述星期五，感觉那天已经过去，而不是从实际时间的角度去想问题。而在实际时间中，星期五还要过几天才到呢。换句话说，替儿子着想的心思太切，使她在短暂时间内把前一天和昨天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语义距离缩短了，结果从一个概念滑到了另一个概念里面。
上述滑动口误，都建立在简单明显的类比之上。下面的例子，则以更加微妙的类比为基础，并涉及无形的功能，如某实体的抽象行为、某人扮演的抽象角色等。
张三和李四正在讨论即将发生在10月20日的某件事。张三想知道那天是星期几。李四不耐烦地答道：“查一查地图就知道了。”
李四的意思是“查一查日历就知道了”。这个口误容易解释：很明显，较之表示空间的地图，日历是一个时间上的类比。即便如此，没有人会在这个语境中有意地用“地图”取代“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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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学生正在讲述伟大的法国数学家伽罗瓦于20岁英年早逝的悲剧。他说：“在致命辩论的前一天晚上，伽罗瓦奋笔疾书，把他的思想都写了下来。”
这位学生清楚地知道，伽罗瓦死于决斗而不是辩论。但是决斗和辩论这两个概念在语义上非常接近。而且，当时总统竞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电视辩论刚刚举行，使这两个概念更容易接上头。
决斗/辩论类比，只是隐藏在每个人脑中的各种潜在类比中的一个。但人们事先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类比的存在。这名学生的错误表明，这种类比的确潜藏在我们的脑中，只需恰当的时机，它们便会跳出来。在当时强烈的政治背景下，辩论概念会占上风，因而拉近了它与决斗概念之间的距离。此外，将自己的思想付诸笔端的形象也增强了这一口误出现的可能性，因而更容易把辩论和决斗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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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段想要评论加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滑雪摔跤的事，但他张口说出的词却是“乔治”，就是“乔治·W.布什”的“乔治”。
是什么原因让老段把这两个人搞混的？首先，两人年龄相近，而且都是明确的右翼政客。此外，施瓦辛格州长是站在雪坡上一动不动时摔倒而把腿摔断的，而布什总统则因吃一块椒盐卷饼时险些被噎死而轰动一时。把这两位明星政客的祸事联系在一起的类比相当微妙。这两件事共享的概念框架，涉及对某人性命造成严重威胁的事件，且这个事件的发生完全出乎意料，是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吃一块椒盐卷饼和站在雪坡上这两个概念之间，或者在摔断腿和被卡在喉咙里的某物噎死这两个概念之间，于任何人的脑中都不太可能先验地存在联系。另一方面，不论你的名气多大，都有可能栽在一件意想不到的小事上，这个抽象的思想很有可能预先存在于老段的脑中，并在潜意识里包含了上述两个灾难。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个环境中，“乔治”被抽出来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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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科普作家最近刚出版了一本弗兰克·奥本海默（Frank Oppenheimer）的传记。奥本海默是一位物理学家以及探索博物馆的创办人。在和朋友一起喝茶时，这位作家提到奥本海默和比他名气更大的兄弟罗伯特在20世纪30年代曾一度对共产主义着迷。在提到这个话题时，她随口加了一句，说在苏联成立的早期，本杰明·富兰克林也曾去苏联旅行过。“本杰明·富兰克林？”她的朋友提出疑问。这位科普作家对自己竟然吐出这个明显错误的名字感到震惊，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她要说谁。几天过去之后，她才想起来。原来她想说的是托马斯·爱迪生。
造成张冠李戴的部分原因是，在这位科普作家心里，爱迪生和富兰克林都和电有紧密的联系。此外还有更多可能的解释。首先，二位都是著名的美国人。否则，为什么误说的不是安培、麦克斯韦、法拉第，或者其他著名的科学家？其次，二位都是自学成才的发明家，都富有生活的智慧。比如，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年鉴》中充斥着格言，而爱迪生也有许多语录，诸如：“天才是1%的灵感加99%的汗水。”1
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在这些因素中到底是哪一个在起作用，也不知道它们的作用有多大，但是可以看到，有多个类比把富兰克林同爱迪生连接在一起，这些类比都有可能导致这一口误。而且还有其他因素可能使富兰克林的名字胜出。比如，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姓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名相同。这也可能是一个相关因素，因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奥本海默是同代人，而且在美苏关系里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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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阿姨提到她38岁终于结婚的外甥时说：“小凿终于怀孕了，他妈妈高兴极了。可就盼着当奶奶了。”
不过，并没有人怀孕。而且，肯定不是她的外甥怀孕，外甥的媳妇也没有怀孕。这位大姨是想说：“小凿终于结婚了。”但是，结婚和怀孕之间的概念距离相对较短。在这个情绪高涨的语境中，就显得更短了。因此，张阿姨的口误很容易就发生了。这当然不是因为这位大姨自己盼孙子心切，而是她把自己带入到自己妹妹的心境中了。
在因概念相近而造成的词语替换错误中，最让人感到好奇的一类口误，便是那些反义替换的滑动。下面是收集到的一些例子：
老罗注意到自己这些年来经常把动词“读”和“写”互换。而且他的朋友也有同样的倾向。此外，这种互换在许多语言中都屡见不鲜。另外，当他说法文时，“死”经常到了嘴边，险些就说出来了，而他实际想说的是“生”。如果他真的说反了，那可是一个令他非常尴尬的口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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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魏和他年迈的父亲老魏开车路过一片墓地。老魏说：“你的4个孙子孙女都是在这里生的。”小魏只有一个女儿，才5岁。他没有孙子或孙女。小魏对父亲说的这番话感到莫名其妙。但是，他略一思考，马上意识到父亲的话很有道理，只要他把这句话里面的两个关键概念换成反义词，结果就变成了：“你的4个祖父母都安葬在这里。”
从某种意义上说，老魏的话如果换成“你的4个祖父母都是在这里生的”，或者“你的4个孙子和孙女都埋在这里”，那就错大了，因为这两个变体中的每一个都只包含一个口误。然而，恰恰因为老魏的话里包含两个错误，它反而更前后一致，好像其中一个口误导致了另一个口误。两个口误携手而至，结果使老魏心里想说的话变得和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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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怎么也想不起一个人的名字。她说：“真不巧，我弟弟不在家，因为我不能问他。”
在这个口误中，一个常用的连接词“所以”被另一个连接词“因为”取代了。而这两个连接词互为反义词。她把因果关系颠倒了。
两个概念要互为反义必须极为相似。例如，大和小是尺寸的对立面。同样，亮和暗是相反的亮度。两个概念分处两极，却使它们紧挨着彼此，从而造成它们之间产生滑动的可能性。两个概念相反，会让人直观地想到它们之间的差距最大，但实际上，二者概念相近。乍一看这似乎很矛盾，其实并非如此。因为这种概念相近处于范畴抽象层面的更高一层，例如，亮度比亮和暗更抽象。再比如，生命的两个端点是出生和死亡，孙子女和祖父母都与某人隔着两代，一个向下，一个向上。同理，读和写都和打印文本相关的活动有关，一个代表文本“解码”，另一个代表文本“编码”。最后，“因为”和“所以”都表示因果关系，只是角度相反罢了。
当一个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嗅觉的等具体类比和一个功能的、角色的等抽象类比相互加强时，这种情形会产生许多因概念接近而造成的替换错误。因为，当这两种类比相互作用时，滑动的压力会变得不可抗拒。下面的例子，便是这类相互加强的类比造成的口误。
一对夫妇买了一个比萨，装在纸盒里，从一家比萨店走出来。丈夫指着自行车后面说：“我用后备箱把比萨带回家。”他指的其实是自行车后座上的篮子。
这里的功能类比发生在用来装载物件的车的部件之间。它的视觉类比发生在汽车的后备箱和自行车后座上的篮子之间，而且这个自行车的车篮体积碰巧相当大。假如这个篮子是在前轮上或是体积很小，那么从“用篮子”滑动到“用后备箱”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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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把浴室的门把手叫作“水龙头”。
这里的功能类比牵涉到某个小物件控制或调节一个大物件。它的视觉类比是指这两个物件都可以握在手中，都可以旋转。这个口误的产生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个门把手不是随意被叫作“水龙头”的，因为这个门把手通向一个有许多水龙头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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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司把电影字幕叫“脚注”。
这里的功能类比是字幕和脚注，二者通常都是帮助人们理解内容的短文。它的视觉类比显然是指，二者都出现在视野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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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妹二人正在清理过世父母的房屋。里面堆满了50多年来收集的一切东西。其中一人把房子的地下室叫“阁楼”。
这里的功能类比是指，地下室和阁楼都是房子里比较大的地方，都用来放置几十年来老旧发霉的东西。它的空间类比是指，地下室和阁楼都是房子里的大空间，都是只能用梯子或楼梯才能到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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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安曾经抱怨说：“我脚上有一个脓包，一走路就疼。”他想说的是“水泡”。
这里的功能类比是指，脓包和水泡都是皮肤上长的东西，都让人不舒服。它的视觉类比是指，脓包和水泡都差不多大，而且看上去也一样。
试图区分感官类比和功能类比是个方便的办法。但实际上，二者的区别远非黑白分明。一个以明显的感觉为基础，另一个依赖间接推测。但是推测如此迅速，你甚至感觉不到。因此，感觉和功能的区别几乎是不可分割的。例如，圆是视觉特点，而滚动是功能特点。但如果你说“圆物滚动”，听上去就有点儿多此一举。我们都“看得见”椅背是用来支撑躯体的，椅座是用来坐的。这些功能是可以被直接感知的，正如上述语义滑动所示：汽车的后备箱是用来储物的。当感知和功能类比之间的连接非常明显时，则说它们之间存在强“可供性”（affordance）。这个术语是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创造的，用来描述某物可以不言自明地显示其功能。
与此相反，很明显还存在这样的情况：在感知过程中激活的知识，超出了直接感知到的东西。例如，狗既能保护人也能威胁人，这些事实并不能从感知过程中直接获得。但这一感知行为能够激活和回忆起这些事实。因此，视觉输入促使获取功能知识。例如，脚注和字幕都是协助理解的文字，水泡和脓包都是长在皮肤上令人生厌、都想去掉的东西，这些功能性知识对于任何成年人来说都是储存在脑中的知识，都是可以通过视觉感知激活的。同理，圆和滚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也是以一种基本连接的方式深植于脑中，很难想象这种关系是刚学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