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类比的海洋中遨游

在类比的海洋中遨游

马克正在看报纸。他看到了游泳名将菲尔普斯的报道。在获得了数不清的奥运金牌后他说道：“我本来想在这场比赛中打破世界纪录的，不过现在这样也还行，得了块金牌也能接受。”马克自言自语道：“菲尔普斯这家伙也太自大了吧！”为了能更清楚地思考这件事，他又想：“那么，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说呢？”只要有比较，那就是类比，这不容置疑。为了能更深刻地理解他正在读的文章，他把自己想象成菲尔普斯，任何人这时都会这样做。他想象自己在23岁的时候就成为世界级的游泳健将，参加所有世界级的游泳大赛，在最后一程中奋力打水，看着自己的手最先触边，因为获奖而高兴得手舞足蹈，队友都前来祝贺，听到周围一阵阵欢呼声。这一切是什么感觉？

这就是人类理解事物的方式：我们会试着在大脑中模拟一件事，把自己代入事件，并把它与我们一生中所遇到的事情联系起来。也许马克自己在多年前曾经得过一块金牌，如果是这样的话，当时的记忆就会立刻浮现出来；也许他从来没有参加过竞技运动，但却曾经在离家不远的游泳馆里飞快地游过泳，朋友们都为他喝彩，让他至今记忆犹新；也许他的同学曾经热烈地向他表示祝贺，那么这段记忆就会浮现；也许上学的时候，他曾在台上领过奖，那么这个奖品就会浮现在脑海。这就是我们理解事情的方式。

如果这位马克是马克·施皮茨（Mark Spitz）——这位曾经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获得7块金牌的美国游泳选手呢？他在看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菲尔普斯的表现后会怎么想？如果说他一个类比都不作，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出所料，在接受采访时，马克说：“菲尔普斯就是我的翻版，他让我想起以前的自己。”²

如果菲尔普斯也是犹太人，就像马克·施皮茨一样也在萨克拉门托长大，那又会怎样？那么，他和施皮茨之间的类比联系会更加紧密，施皮茨对自己经历的回忆会更加强烈。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在北京横扫千军的泳坛高手菲尔普斯是一位女选手，那么对男选手施皮茨来讲，这个类比就没有那么大的说服力了。如果说这位女选手是在射箭而非游泳中获得8块金牌的印度尼西亚运动员，那施皮茨对她的兴趣就更小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就58岁的马克·施皮茨看着电视上23岁的菲尔普斯想象出这么多不同的情况呢？我们的目的不过是要指出，人类大脑时时刻刻都在对比，也就是在类比的海洋中遨游，只不过这些对比往往没被察觉到，而且它们都是小型类比，人们感应的强度和这些类比的强度成正比。它们之间的联系非常简单：类比联系越紧密，人们的感受就越强烈。这个永不停歇的类比洪流有什么实际作用呢？不断冲刷我们大脑的类比洪流其实是人类处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类比能够帮助人类理解所面对的新情况的本质。如果我们不想在这个如此复杂而又难以预料的世界上被滚滚洪流淹没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有把新事物和旧事物进行比较的原动力。

让我们最后来看看菲尔普斯和施皮茨的比较。如果这个类比真的空洞无物的话，施皮茨又为什么会去想它呢？为什么他一定要守在电视机前看他的翻版会怎样呢？为什么他会带着些许怀旧的情绪说“1972年的时候还没有50米游泳比赛，如果有的话，那我大概也能赢8块金牌”。³为什么全世界的记者都不知疲倦、日复一日、事无巨细地对比这两人？每当有人作出比较，不论它多么简单，多么不值一提，其他人要么拒绝它，要么就会深化这个对比。看来类比是会上瘾的！

类比总是惊喜不断吗？

可能有人会说，“菲尔普斯就像是施皮茨”这个类比和本章开头我们提到的一系列类比不属于同一个家族（“歌曲就像毒品”“性别歧视就像种族歧视”“去世就像离开”“翅膀就像鱼翅”“动物的心脏就像水泵”，等等）。在金字塔里的这些比喻是真正的类比，因为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展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新东西，但“菲尔普斯就像是施皮茨”这个比喻则是最平淡无奇、毫无生气的，既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又不会有什么结果。就好像一个人对朋友说：“我和你很像，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头、两只手，还有两条腿。”

怎么说呢？也有一些道理吧。但事实上这也的确是关于两个人的非常好的类比；而且不论多么微不足道，它也是非常有用的。比如，假设你的脚踝不好，而我的脚踝也有点毛病，那么我的建议就会对你很有用。或者说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把掉在眼睛里的眼睫毛弄出来，而我却有一个屡试不爽的妙招，那我就可以教你如何用一根手指把自己的眼睑拉下来按在眼睛上，这样就不会那么难受了。或者更简单的，如果我们刚刚一起爬完山，我饿得不行，那我就完全有理由相信你也一定很饿。

比“菲尔普斯就像是施皮茨”还要简单的类比在我们的思维中随处可见，比如这些非常平常的类比：“我有点儿像你”“这个人和其他人很像”。每时每刻，我们都紧密依靠这样的类比，虽然这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因此，当看见一个人在北京地铁站里仔细研究北京地图的时候，我们能感同身受，因为我们自己也曾经在北京或者上海、纽约、巴黎等地研究过当地地图或者某本说明书、使用指南等。当看到一个人在挠自己的手肘，也能感同身受，因为我们自己也挠过手肘或者膝盖、脖子等。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打哈欠，也能感同身受，因为我们也打过成千上万个哈欠。这种类比肯定不会十分深刻、具有洞见，但它们仍然有一定深度，因为它们是我们理解其他事物的基础，说它们是人类同情心和移情作用的基石也完全不为过，因为它们决定了我们与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

让我们来看看那些非常实际的类比吧，比如把一个超市和另一个超市联系在一起的类比。伴随超市这个概念的还有一大堆背景知识，比如香蕉一般都放在哪里。这些知识都是通过作类比而习得的，在需要用的时候，又通过类比被激发出来。当我们对自己说“香蕉应该是在那边某个地方”时，“那”这个词代表的就是在某个熟悉的超市里某个熟悉的货柜，但是与此同时，它还代表了一个人第一次来到并不熟悉的超市里从没见过的货柜。如果我知道在熟悉的超市里应该去哪里找香蕉，那么这个“香蕉类比”无疑就能帮我在其他超市找到香蕉，就算是在外国。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想法实在是太平常了，简直不像是一个类比，也没有什么意思。不过，尽管稀松平常，它还是能帮我在新的超市里找到我想买的香蕉。

范畴化的作用之一就是能让我们通过类比来作出假设或者得出结论。无论这些类比来自什么领域，它们都是以我们熟悉的范畴为基础的，比如人、游泳选手、运动员、奥运冠军、泳坛传奇、超市、货柜、香蕉等。如果没有这些范畴，所有的思维都会停滞。其实，每个人在每个时刻，都把自己的生命赌在无数个微不足道、毫无察觉的类比上，虽然他们从没有想过这些类比的存在。每个思维活动，无论大小，都建立在这样的类比之上。越贴切的类比，人们就能从中得出越自然的结论。